特朗普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不可能了。“中国制造”拥有技术、经验和客户，把生产基地换成了人工更便宜，关税政策更优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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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指责“极其糟糕的贸易协定”，令美国人失去制造业工作岗位，并承诺当选后会将流失到中国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但是，随我们一起走入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就会看到，特朗普的主张很难实现了——中国的工作岗位正慢慢流向非洲。由于国内运营成本不断升高，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将工厂迁往非洲，其中包括为特朗普女儿伊凡卡·特朗普（Ivanka Trump ）旗下女鞋品牌制造产品的东莞华坚鞋厂。
伊凡卡·特朗普四年前开始将旗下女鞋品牌的大笔订单交予中国工厂。总部位于东莞的华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女鞋制造商之一，目前已在赣州及东莞两地为伊凡卡的品牌制造出口时尚女鞋十万余双。目前伊凡卡的订单都在中国国内完成，但未来不排除转移到非洲工厂的可能性。
“美国想解决就业是他们应该的一个追求吧。但有些产业回美国去，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说。
制鞋制衣要求大量重复的手工劳动，劳工成本过高早令美国制造企业失去市场优势。他本人亦不相信特朗普当选后会给华坚未来出口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经商多年的特朗普“不可能为政治放弃生意”。
更何况，特朗普能否打压中国对美出口，已不是美国制造业振兴的焦点所在。美国对非贸易政策本身也在助长中国制造业企业迁往非洲的趋势 。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激励下，像华坚这样的出口型企业，可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向美国免税出口几千种包括服装和纺织品在内的产品。也就是说，“中国制造”拥有技术、经验和客户，只是把生产基地换成了人工更便宜，关税政策更优的非洲。如华坚的产品，就换上“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制造）的标签。
早上八点刚过。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市中心往东南方向驱车，道路拥挤但车辆前进有序。临近城郊，坑洼的道路开始颠簸。公路上，径直穿行的牛羊无视汽笛的喧嚣，几辆旧款蓝色拉达（Lada）出租车引擎轰鸣，构成了街道上的别样风景。
行至城区尽头，画面瞬间转换。满眼的绿色替代了高矮参差的楼房，由中国公司承建的从亚迪斯亚贝巴（Addis Ababa）通往阿达玛（Adama）的高速公路，由一转盘起始，随后在田野间径直铺开。转盘旁的一根立柱上，“中埃友谊”四个汉字在一张刮花的海报上模糊可见。
驱车四十公里后，进驻了20余家中国企业的Dukem“东方工业园”近在眼前。走入工业厂房，一排排埃塞俄比亚工人正在一个制鞋车间内为女鞋剪裁、缝纫、拉底、定型。抬眼看去，厂房四周的红色标语最吸引眼球。其中一面墙上的标语用中文、英文和阿姆哈拉语写着：“准时是诚信”，“早到是浪费”，“迟到是耽误”。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口号”。
这间鞋厂属于东莞华坚集团。自2012年初在埃塞俄比亚建厂，目前已有超过4000雇员，其中90%以上来自当地。每年，约240万双包括Naturalizer，Nine West，GUESS在内的品牌女鞋从这里，带著“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制造）的标签，流向美国市场，中国公司盈利的同时，也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创汇两千万美元。
在各种制造业类别当中，制鞋对工人技能要求较高。在华坚，成为普通制鞋工人需要最低十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三或高一）的教育背景，而一些成衣工厂员工只需要六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水平就可以胜任。但更重要的，制造业要求工人在长时间内快速做出重复性动作，所以他或她还需要体能充沛，手脚灵活。
“测试他的机体功能，有一些很笨。我们教官做了动作叫他们copy，有些就搞不定”，华坚鞋厂副总宋一平说。“因为我们是制造业，靠手脚协调。就像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开车，因为协调性太差。”
然而，工厂对工人协调性的要求还不止这些。车间内，工人们已经用完午饭，并开始在各自生产线前集结起来。一个身穿红色厂服的组长站到一组工人面前，工人们迅速列队排好。
“向右看齐！向前看！”组长用中文喊出命令，工人们跟着做出动作，向前看时还把双手在裤缝上拍出响声。
“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工人们踏步，并回应口号。在他们背后的墙上，一条标语写着“百分之百理解，百分之百配合，百分之百服从，百分之百执行”。
十几分钟后，口号声渐弱，直到生产工作又恢复正常。这样的训练，工人们一天大概进行两次。除了列队，集合，有时还要用中文歌唱厂歌。
“像是集合踏步，这是我们对他们动作协调性，团队协调性，服从性的一个训练。因为我们是团队作业，要大家都用心配合。”宋一平说，集合训练的内容有时和生产有关，如果有人在生产当中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完成规定的产量，干部会提出批评，做不好的要接受惩罚。“我们所有的这种集合，唱厂歌，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宣导，要求，让大家热爱这个企业，喜欢这个企业。这是精神文化的一种灌输。”
对于有人认为华坚把所谓“军事化管理”带入非洲，宋一平认为这样的描述有点言过其实。“我们还没有严格到军事化，”他说，这是华坚的管理文化，在中国或在海外都是一样。但他同意区别于其它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管理有自己风格。“中国工厂对文化的要求更多一点吧。如果没有制度，没有管理，效率一定很低，企业怎么生存？”
当然，中国管理者对本地工人也会区别对待。当初级工人们都在口号之下踏着步子，25岁的Demis Degef正跟几个小工头模样的埃塞俄比亚同事轻松地闲聊。
“我曾经跟他们一样也穿绿色制服，每天也接受这样的训练，”Demis用流利中文跟我说道。刚进厂时，他是有着临床护理学位的大学生。做了两个月初级员工，他被提拔成了小组长。
“最开始我英文好，他们选中了我。”在埃塞的厂子里工作一年半之后，Demis被送到华坚位于赣州和东莞的厂子进行了一年左右的培训。在那里，他学习了中文，工资也由原来不到2000比尔上涨到2000元人民币（约6600比尔）。对话中，他不断强调中文不是培训的全部，他还学习到了中国的管理和“华坚文化”。
“嘿，上海。”偶尔，一两个中国经理从Demis身边走过，会拍他的肩膀喊出他的中文名字，一个他自己从未去过的中国城市。“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第二个首都，上海代表更多增长，更多发展。我想要自己也变得更加成长，更加进步。”他这样解释。
现在，Demis是工厂的经理助理，除了协助管理一个生产车间，他还要在两国员工产生障碍之时协助沟通。回到埃塞接近三年，他的月工资已接近20000比尔（约900美元），是他刚入厂工资的十倍还多。
同一时间，29岁的Kidane Ketema正在一条负责裁剪鞋面的生产线前来回走动。每天早上七点，他都会穿上质检人员的黄色厂服，在生产线上收集和修补损坏的货品，直到晚上9点离开。每月，Kidane可以拿到1400比尔（约63美元）的工资，一日三餐和往返交通由工厂承担。但是赡养年老的父母，同时还要接济自己的女友和一个儿子，除去每月与友人平摊上缴的600比尔房租，Kidane手上的闲钱所剩无几。
“除了薪水不高，其他都还不错。中国人很友善，会教你做任何事情。”Kidane希望能获得更高的薪水，但同时明白自己没有大学文凭，另谋生路也许不太现实。在他的家乡，距离Dukem约50公里的一处城镇，这样的制造类工作无处可寻。还有几个月他的工龄就满四年，理论上每月可以涨薪300比尔。
“我想我暂时不会离开。”Kidane说。
埃塞俄比亚工人与中国工人相比，效率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在一个制造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4.6%的国家，Kidane的工作并不“传统”。
2004至2015年，埃塞俄比亚GDP以平均每年10.8%的速率增长，几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两倍。然而落后的基础设施，缺失的产业链极大限制了埃塞俄比亚制造业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未从根本改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埃塞俄比亚77%的就业人口仍受雇于农业部门，相比之下，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数量仅占4.7%。
埃塞俄比亚纺织和成衣制造商联合会（the Ethiopian Textile and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会长Fasil Tadesse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农业传统根植很深，中国人对工作的严格能为埃塞俄比亚塑造工业文化打下基础。
“他们（中国人）只关注工作本身。他们从不挑选环境--无论是工作地点艰苦或是舒适，他们总是准备好在任何地方工作。”Fasil对我们说道，“他们（中国人）的工作之勤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们的肤色几乎和我一样黑了。”
高效，勤劳，几乎是所有在非中国企业的烙印，但非洲的固有文化和员工的性格，令中国企业遭遇不少“水土不服”。一些中国员工对两国在工作文化上的差异，有着更直观感受。
陈人和从东莞来埃塞工作接近两年。作为开发部的一名组长，他直言与埃塞员工工作“很辛苦，很累”。“主要就是沟通方面存在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民族比较懒散，贪玩。”
陈表示，平时除了安排监督生产活动，员工粗心犯错也总要及时救火。“他们埃塞自己人都讲，钱要多一点，工作要轻松一点。不像国内的员工，你自己辛苦一点，工资就拿高一点。他们（埃塞人）没有这种概念。”和华坚在中国的工厂相比，同样工艺要求和数量的鞋子，埃塞俄比亚工人相比中国工人，效率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除了效率，基础设施也并不算完善。2011年，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来到深圳参加大学生运动会，期间邀请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前往埃塞考察。“我来了之后就看到这里就像30年前的中国一样，很落后，很多人没有工作，生活水平很低。”
劳动力成本虽然低，可埃塞俄比亚各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差距。但在中国积累的行业经验告诉张华荣，埃塞俄比亚具有商机，他随即决定来非洲投资。
“我们前年，去年就开始动工了，前几天他才把房子拆迁拆好，这在中国来讲就比较快啊，太慢了。”张华荣指的是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十亿美元修建的一个占地126公顷的轻工业园。“比如水的问题，在前几年我们没有水，靠自己打水，他们这里水供应不上。又比方说我们在签证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很多中国管理人员过来，他们认为是不合理。这个需要双方商量和互相理解。”
与国内工厂的运营相比，张华荣与我们算了一笔账：在东莞，运费只需要产值的1.5%，即如果出口10万美元货物，运费的花费就是1500美元。而在埃塞俄比亚，因为运输系统落后，运费达到了产值的4.5%-5%。因为本地没有健全的配料工厂，除绝大多数的皮革之外，需要从中国进口的原料占到60%。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管理人员的薪资，厂房运营上也要花去不少费用。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非洲的整个效益要提高。如果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生产效益达到在中国的80%，那利润率就可以超过10%。”张华荣说，目前埃塞俄比亚工厂的效率接近国内的60%。“在这里利润还是比在中国稍微高一点。在中国利润只有2%-3%，在这里有5%-8%。”
“我们这个行业在中国的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宋一平说。在埃塞俄比亚，一个普通制鞋工人的起始月薪大约在40-50美元左右。而在位于东莞的华坚工厂，一个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却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高昂的成本，激烈的竞争，让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选择减员，外迁。
但远走非洲并不意味著可以远离竞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类企业来到非洲，不良竞争也在悄然形成。“现在有很多中国台湾企业和大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的太厉害了，”宋一平说。“抢单啊，工厂开太多了以后，为了生存，就把价钱往下压。我报10.05，你知道了就报10块。还有的更厉害，说我只要9.5就可以了。”
对熟练人才的抢夺同样激烈。为了保持在当地的竞争力，华坚对人才的培养投入非常大，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培养逻辑。
“有些企业个别人（应聘者）少的时候，就拿个房间让你打扫，叫他们把这个房间收拾干净，把地扫干净。考干部，难度会更高。普通员工，如果你叫他扫地，他就只扫地，桌子上有灰尘啊垃圾啊他就不会搞。这种人就比较笨，只能做一线员工，因为他们不用脑袋，手就可以了。扫完之后扫把放在哪里，是不是归位了。还有一种人看到桌子也脏了，他就把桌子也搞干净，这种埃塞人就可以做干部，”宋一平说。
竞争企业把华坚的严格管理看在眼里，动了“挖墙脚”的脑筋。每个月，华坚有5%的员工离职，一些因为家庭原因，也有许多为了更高薪水跳槽别家。除此之外，一些中资企业需要会说中文和阿姆哈拉语本地员工，会直接把华坚培训好的“成品”挖走。几年前，与Demis一起前往中国受训的共有56个埃塞俄比亚员工，而最后留在华坚工作的只有2个，其余大多去了其他中国公司做了能兼翻译的小工头。
“他们那一批都是大学生，脑子比较活，回来之后看到别家给的薪水高就走了，”宋一平回忆。 “报了机票，在中国的消费。到了最后，补贴，老师，教材，都打水漂。”自此之后，管理层把培训项目全部取消。
但是宋一平认为，培训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是否继续海外培训已经不再重要。“原来他们在这边做得很慢。然后他们说，中国人能做多快呢？于是他们就去了中国，看看做不做得过中国人。很明显他们做不过中国人。”
宋一平管这叫“震撼教育”。“给他们一种直觉的，直观的一种培训就是让他们知道，你看看我们中国人的产量是多少，品质怎样。你们埃塞这个组为什么产量跟不上。他们做任何东西都赶不上我们中国人的产能。”
竞争环境如此激烈，提升效率就变得十分重要。宋一平说，员工薪水通常是只升不降，工厂只能靠管理模式和客户服务产生优势。如果生产效率低，碰上员工无法按时交货，工厂还要根据客人要求给订单打折，得不偿失。
对于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工厂正在非洲剥削廉价劳动力，宋一平并不以为然。他表示，对劳动密集性行业来说，向低成本的地方走是市场规律。反之，一些客户因为对非洲劳动力素质缺乏信心，只会把低档订单送到非洲。
“很多国外媒体对中国企业都是贬义的，好像我们都是在掠夺，在利用廉价劳动力。但是谁得到了好处呢？美国人。他只给这么便宜的价格，要很好的产品，中国人要不要生存？”
“中国曾经是非洲去工业化的一股强劲力量，而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变化，”Henok Assefa长期于纽约和亚迪斯亚贝巴两地穿梭，目前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执行合伙人，为想来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商业意见。他认为，在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国在轻工制造业领域发展出的生产规模和竞争实力令非洲国家毫无优势。而如今，随着埃塞俄比亚政府对轻工业制造行业的大力扶持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互碰撞，“双赢”的前景将取代“双输”。
“中国是轻工制造业的‘发电站’。没有人有像中国一样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打入市场的渠道。这些（轻工制造行业）的大客户现在都在中国，他们（中国工厂）需要做的只是搬一个地方而已。”
在如今的埃塞俄比亚，中国资本正快速改变着这个国家的面貌。仅在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市内，正在扩建的机场航站楼，非洲第一条城市轻轨，甚至几百辆新投入运营的力帆牌出租汽车，无一不是中国制造。今年十月，中国建造的由亚迪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的电气化铁路刚刚建成通车，为从吉布提到东非内陆的货物运输打开了通道。
不止中国，国际资本也快速向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业化发展涌入。在亚迪斯亚贝巴南边城市Hawassa，一个占地130万平米的工业园建设基本完成，正等待交工。由美国服装巨头PVH集团牵头，37栋厂房将有来自中国，印度，中国台湾，斯里兰卡等国的纺织和成衣企业进驻，以期缩短原料、制造供应链。未来Tommy Hilfiger，Calvin Klein等品牌店中，“Made in Ethiopia”的标签将不再陌生。
PVH曾经替以特朗普名字命名的品牌Donald J. Trump Signature Collection生产衬衣及领带，但在去年已声明与该品牌划清界限。
在2019年以前，埃塞俄比亚还会有十余个这样的工业园陆续建成。为了吸引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在2014年成立工业园发展局（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计划在2016至2025期间开发1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工业园建设，并以极低廉的价格把土地租用权转让给开发商。
然而，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之时，社会动荡却开始浮现。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来自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Oromia）的马拉松长跑选手Feyisa Lilesa在跨过终点线的一刻举起了双手交叉的抗议手势，引发世界关注。作为埃塞俄比亚最大民族，奥罗莫人长期不满政府被来自少数族群的提格雷人（Tigrayan）领导，并担心自己的土地被工厂和工业开发项目掠夺。自去年11月起，持续的抗议已导致超过500人丧生，被政府逮捕的游行者更是不计其数。今年十月，奥罗米亚州的Bishoftu镇在一传统节日庆典期间发生踩踏事件，之后，执政党宣布全国进入六个月的紧急状态。
在持续的冲突中，有外资企业受到袭击，一些公司负责人对外国媒体表示他们可能考虑离开埃塞俄比亚。记者联系华坚的负责人，对方对于当下政治局面不愿过多评论，只是表示公司对埃塞政府仍有信心。
“也许时间会说明，”Henok Assefa说，“现在很难从政治的角度说人们到底在为什么感到不满。表面上土地的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亚迪斯亚贝巴周边，靠农业为生的人因为商业建设失去了土地，而且没有获得足够的赔偿。但是从什么程度上我们认定这些才是问题而不是其他，我并不很肯定。”
（本文作者得到南非金山大学中非报道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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