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恐弱慕强会帮助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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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这段话出自蔡健雅的歌曲《达尔文》（2007），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竞争与牺牲的概念在读书时表现为分数、排名与大学层次，好学校的好学生当然以适者生存的赢家、符合进化律更好的人自居。
适者生存这个词在近代中国有其重要意义，就像思想史家常常分析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有其历史原因——在紧迫的竞争乃至战争状态下，生存下来才是第一位的。但是，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吗？我们又要如何面对“适者生存”的无孔不入呢？
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无比热切地肯定现世大概是“恐弱”精神的来源之一，弱者的出路或许是寄希望于下一世。像是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转向地狱渴望救赎，正是出于现世无路可走的彷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企盼，也被鲁四老爷严酷地断绝。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被解释为须善生者才能善死，善死即善生。换句话说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去，强者始终是强者，弱者还得面对审判，幽明一理。
最近读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也读到进化论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意义。少年时期的鲁迅读到了严复《天演论》大受震撼。在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杂志的《我们如何做父亲》一文里，鲁迅提出，我辈当背负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让新生者得以到光明开阔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辈以奉献者的姿态为后辈开路，为其铲除历史的毒气与鬼气——这演变为后来重点批判的“国民性”。然而，这样的进化论思想后来也渐渐分崩离析，因为后辈并不全如预料中那般通情达理，那般纯洁无辜。
看看当代小说也挺有意思的。刘慈欣的《三体》涉及人类的生存与灭绝，故事发展到后来，究竟是以爱团结感化人类，还是以执剑人的威严震慑对手，讲的都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潘文捷：一些强调适者生存的理论总是会去攀附动物的行为。“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就特别喜欢用龙虾的神经系统如何如何，去启发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如何。他认为，人类和龙虾有共同祖先，所以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和社会文化构建毫无关系”，“人类和动物组织结构上有连续性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针对这种伪科学，很久以前果壳网就辟过谣，彼得森犯下的是非常低级的错误，人类和龙虾的神经系统在演化历史上压根没啥关系，为什么非要选择龙虾作为人生导师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一书谈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十足进步的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之一。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保守主义身上常见的诸多显著特征：它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对世俗主义者比对虔敬的信徒更有吸引力。
作为一套信仰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是无政府主义，其主要结论就是国家的积极功能必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与众多保守主义体系不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政权也不是敬畏的焦点和权威的中心，它甚至根本就是一种试图摒弃情感关系或感情联系的保守主义。
达尔文主义本来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学说，当它变成一种社会思想，就成了为不同观点服务的工具。“只要社会存在一种突出的掠夺环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一直都有再度兴起的可能，或是用来为个人主义服务，或是派上帝国主义用途。”
该书也谈到，以下几个结论现今已被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接受：诸如“适者生存”这类生物学观念，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有其价值，对于理解社会也没有任何用处；处在社会中的人，其生命虽然附带着也是一个生物学事实，但具有无法被还原为生物学的诸种特性，必须用有别于生物学的文化分析方法来解释；人的身体安康是其所在社会组织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社会的改进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发展的产物，并非来自生育或者选择性的淘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其价值如何，判断的依据必须是竞争带来的社会后果，而非人们所宣称的生物性后果；最后，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人们必须接受道德约束。
董子琪：感谢文捷厘清概念！
林子人：文捷提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构成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之一，我想到了我曾为了理解特朗普上台而阅读的《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该书作者乔治·莱考夫提出，自由派和保守派立场源自从相反的家庭观念中派生出的道德理论。
就保守派而言，他们遵循一种“严父式道德”，秉持这种道德观的人认为竞争是道德的，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生活得好是必然的——这是精英/等级制的核心要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有权威是合法的，我们应当拒绝帮助缺乏自律、不负责任的人。从自由派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实打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因为后者理解世界的出发点是“慈亲式道德”，他们认为世界要通过同理心来管理，强者应该同情并帮助弱者。
林子人：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有两处提到，他在与中国大学生交流时，被他们对于优胜劣汰的坚定信念所震惊。“精英的傲慢”在中国恐怕的确是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的。
帝制中国时期，儒家社会运行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等级制体制——在皇帝之下，人被从高到低分为士农工商，法定义务和特权因个人在家庭与身份等级中的位置而定。历史学家瞿同祖指出，官吏、良民和贱民这三大身份等级构成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框架，一直持续到帝制中国末期。在帝制时期的后几个世纪里，中国社会逐渐变得更加“平等主义”。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发现，从雍正朝开始，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受到不同的性道德与家庭道德标准约束的法律原则，被一种更加一视同仁的性道德标准和刑责标准取代。即使如此，法律的出发点依然不是“人人平等”，而是维护父权制家庭的纯洁。这种微妙的重点偏向恐怕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依然有所体现。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影响甚大，这当然是有“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的——当时的知识精英把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理论融合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主义叙事，世界被设想为一个不同“种族”为了生存彼此竞争的场域。“救亡图存”的呼吁让中国挺过了战乱，重新崛起，这当然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资源，其副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恐怕也传承了下来。
徐鲁青：正如子人说的， 《天演论》出版后，“达尔文主义”很大程度影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胡适的名字就是出自“适者生存”之意；刚满十七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里也“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梁启超也是信奉“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认为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应该让位于进化论思想。
美国历史学家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里研究了达尔文在近代中国如何被接受与误读。他觉得，思想家们将“进化论”发展至“救亡图存”的思想，一方面激励了中国民众，另一方面，视强权为公理、只有强者才有生存权的“优胜劣汰”法则也冲击了以“德行”为核心的传统观念，道德被排于生存的优先级之后，挑战了“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的信念。另外，“达尔文主义”也不只影响了人们对人际关系里的理解，还漫溢至对国家关系的想象里，“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让人们更倾向于将他国敌对化，相信国家博弈中只存在“零和游戏”与“丛林法则”，而更少相信一种道德行事的交往与合作共赢的可能。
董子琪：这不正是《三体》对宇宙黑暗森林的想象吗？
尹清露：文捷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是无政府主义”，这在我最近读民族志《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时感触颇深。维塔是巴西的一间收容所，虽然“vita”的意思是“生命”，但住在这里的都是被社会遗弃的垂死之人，包括有贩毒前科或身患重病无钱治疗的人。
维塔的生存条件很差，但它所在的城市阿雷格里港却很富裕，被赶到这里的人不少也出身于中产之家，他们的境况何以至此？原因在于医疗保健和警察治安的私有化，深化了玩转市场的人和被排挤之人之间的断裂，其结果是家庭开始充当精神病医生的角色，家庭也可以处理掉没有社会生产力的成员，而社会一词本身只属于有产能的人。
我对作者的两个自造词印象很深。一个是“前人类”（ex-human），缘由是书中的采访对象卡塔里娜总在回忆自己作为前妻、前家属的往昔生活。贱斥某些人为生物链底层的非人符合“社达”的逻辑，时间上的“之前”也令人哀叹事情本不该至此。另一个词是“互死”（die each other），当我们还在忧心于意指竞争的“互相卷”以及竞争中温良人性的丧失，维塔居民们却只能互相传染疾病，进入了和死亡共生的悲惨状态。
作者若昂·比尔在形容这群人时，说他们“虽然外面死了，里面还活着”，比如卡塔里娜保持着内在的生命力而写下求生宣言般的诗句，这不免让我想到如今人们在适者生存环境下经常说的一句反语，“外面活着，心已死了”，甚至将“dead inside”做成标语T恤以示调侃。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在机械又激烈竞争中活着，算是真正的活着吗？不被承认之人的生命状态又果真是无效的吗？
徐鲁青：恐弱慕强的后果是让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转向了个体。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曾经有朋友和我抱怨，一位经历了长期疫情居家的友人不仅体重急剧增加，日常生活也变得懒惰脏乱，聊起正在做的事和未来计划都毫无激情，这让朋友觉得很可悲，怀疑是否要继续友谊，因为对方失去了曾经吸引他的品质，甚至变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类人。
这让我不禁想到此前看过的一则评论，说的是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突然身材失控，你要做的不是告诉ta怎么运动和节食，而要关心ta是否生活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二者的思路截然不同，前者或许也是出于关心，但站的位置更像遥远正确的局外人。如果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恐弱与慕强会让任何“无条件的爱”变成不可能，但“无条件的爱”又是多么珍贵的感情啊。
林子人：恐弱和慕强是硬币的两面，根源都是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强烈不安全感。《收入不平等》一书援引各类调查研究详述了经济不平等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各种影响，比如整个社会的共情水平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和社会距离会增大，人们越来越难以认知到保护弱者就是维护社会共同底线这一基本常识。
“更明显的不平等加强了社会地位产生的威胁和自我的身份焦虑，唤起一种羞耻的情绪，让我们本能地想要退缩、屈服、从属于他人。而当社会阶级金字塔更高、坡度更陡，对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时，会出现更广泛的心理层面的负面后果。也就是说，身份竞争越激烈、焦虑越严重，人们就会越不友好、越少做出利他行为，越有可能欺辱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