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普天之下所有爱孩子的家长的心愿，即使不成为人中龙凤，家长也大多会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自食其力，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在这个“文凭通胀”的时代，上过大学与否已是阶层划分的重要标识——对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劳动者来说，职场中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精英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越来越被当作防止未来家庭向下流动的安全阀，这正是如今的中产家长在“鸡娃”这条道路上丝毫不敢松懈的原因。

与中国的中产家长相比，美国的中产家长在“鸡娃”上的投入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更多元化——除了在校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外，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是大学招生办公室考察的重要内容——美国孩子的课外生活也需要精心安排。课外活动主要由体育运动和其他有组织性的活动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是高度竞争性的。

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Hilary Friedman）将竞争性童年活动定义为“由成人组织，而且会保存比赛记录并发放奖品的活动”。她在一项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深入研究了参与足球、国际象棋和舞蹈这三种竞争性体育活动的小学适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发现美国中产父母对孩子获取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文凭的需求驱动了整个家庭向竞赛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在他们看来，这是保障下一代进入中产阶级上层和随之而来的“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在《一激到底》一书中，弗里德曼记录了她的发现——构建“童年竞争资本”，让“要赢”成为了美国童年生活的核心。

将“输赢”内化的重要性

关于中产阶级家庭“密集育儿”的研究汗牛充栋。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通过对费城周边三年级儿童家庭的调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日常生活被成年人安排得满满当当，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通过看电视和玩耍打发时间。弗里德曼的研究从一个更细分的领域着手（小学生的体育竞赛），进一步拓展了拉鲁的发现。

弗里德曼首先提醒读者注意，带孩子参加各种体育比赛，鼓励孩子赢回各色奖杯、徽章和绶带并不是美国中产家长的一贯做法。在20世纪初，往往是社会底层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参加比赛，上层阶级的孩子则主要待在家里做非竞争性的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产阶级中上层的孩子才成为竞争性活动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家庭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儿童竞争性活动的流行程度、成本和专业水准也水涨船高。

在弗里德曼看来，几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一“超级竞争”的形成。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美国家庭能将更多的养育精力放在更少的孩子身上，构成了精细化育儿的前提；婴儿潮一代虽然是美国有史以来受过最好教育和最富有的家长，但他们在人生中的每一阶段都浸淫着竞争，竞争性的价值观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养育理念，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回声潮世代（Echo Boomers）出生，顶级大学的录取率再次走低，也推动了美国家庭的竞争意识。

其次，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深刻影响着美国家长的养育模式。在许多其他国家依靠标准化考试分数来决定录取名额（如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和法国）的同时，美国大学在做招生决定时会将申请者是否参加过有组织的活动考虑在内。美国孩子因此可以通过参与课外活动积累童年竞争资本，进而转化为文凭。其中一些运动尤其有用，比如壁球和击剑，因为它们更能彰显申请者的精英地位。另外，儿童竞争性活动的发展也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社会学家安德烈·马科维奇（Andrei Markovits）和史蒂文·海尔曼（Steven Hellerman）认为，体育培养出了美国人对排名和量化的偏好，而这与美国人看重竞争与公平的传统价值观息息相关。

接受弗里德曼采访的家庭大多是处于中产阶级上层的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收入不菲，但他们不是有信托基金、可以不事生产的顶级1%，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住现有的生活。为当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是这些父母的主要忧虑，下一代是否能享有如今的生活水平甚至是更上一层楼是他们尤为关切的问题。“在这个主要由热心积极、充满动力的中产阶级上层家长组成的群体里，不安全感、教育和竞争意识相互交织，是这些忧心忡忡的父母所焦虑的主题。”

弗里德曼发现，这些父母深知，自己的下一代日后将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教育和就业市场，因此希望孩子尽可能地为进入这两个市场做好准备。她注意到，父母们为孩子选择的具体是哪一项体育运动其实没有参与竞争性活动这一事实本身重要，他们看中的，是参与此类活动能为孩子培养的一系列有助于他们适应教育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技能与经验。

具体而言，家长希望孩子能在持续性地参与一项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养成以下五种技能和经验。第一，内化获胜的重要性。这些父母明确表示培养出有竞争力的孩子，他们能把童年活动中养成的获胜心态应用于日后学业乃至职业当中，成为卓有成就的、有进取心和一技之长的人才。第二，学会走出失败，赢在未来。一场比赛中总有赢家和输家，你不可能一直赢下去，而在童年时参加体育活动，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学习如何应对失败，有助于孩子在未来更加激烈无情的竞争中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人生赢家。第三，学会在时间压力下行动。孩子要学会做时间规划，平等体育训练、家庭和学校的责任。家长们普遍认为，培养时间管理能力将令孩子终身收益，无论是准备大学申请还是在更远的未来平衡职业和家庭。

第四，学会在高压的环境下获得成功。孩子们需要学会适应如何在紧张的环境中表演和竞技。一位带儿子学习国际象棋的妈妈告诉弗里德曼，参加大型比赛很容易让人分心，但她年轻时考律师资格证、LSAT和GRE也是这样过来的，“你会身处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有些人光是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里就已经败下阵来。这是一种能力，能发挥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第五，坦然地在公共场合接受他人的评判。体育比赛和标准化考试不同，比赛成绩往往当场公布，孩子需要适应这种压力，学会表现为一个有能力和信心的参赛者，在他人的注视下掩饰自己失望或得意的情绪。

整体而言，家长们认为孩子在小小年纪参加竞争性活动是一项对未来的重要投资，这有助于他们过上全面发展的成年生活。一位母亲告诉弗里德曼，她希望自己的两个下国际象棋、踢足球的儿子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聚会场合上应对自如。另一位有两个女儿的父亲表示，懂外语、乐器和滑雪，无论在哪里都能获得成功。

中产家庭的性别观念分裂

《一激到底》中的另外一个值得玩味的发现是，性别是家长为孩子选择足球、国际象棋还是舞蹈的关键因素，选择反映了家长心中对成功的概念因性别而异。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身处一个不断推进性别平等的时代，当今的女孩能获得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是前所未有的，这的确改变了许多美国家长在培养女孩时持有的观念，虽然很多传统价值观依然难以割舍。弗里德曼指出，在过去，社会上层阶级家庭的女性最关注艺术，如今，体育运动对这类女性越来越重要。有研究发现，82%的美国女性商业高管在初中和高中时参加过有组织的体育运动，80%的《财富》500强公司女性高管在童年时自认为是争强好胜的假小子。然而竞争仍然被认为是更加男性化的一件事，争强好胜被认为不符合理想女性气质。

弗里德曼发现，出现松动的理想女性性别脚本导致了中产阶级内部差异化的女孩培养理念：“中产阶级上层家庭和下层家庭会在不同的课外活动中用独特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女儿。上层的父母提倡自信的女性气质，而下层的父母则偏爱更传统的女性特质。”更具体而言，在弗里德曼调查的培养年轻女孩参与体育竞赛的家庭中，中上阶层家庭和中等阶层家庭偏好足球和国际象棋，舞蹈活动则主要由中产阶级中层和下层家庭以及少数的工人阶级家庭参与。

为女儿选择的这三种竞争性活动反映了家长在培养女儿时调用的三种性别脚本。舞蹈家庭致力于培养“优雅女孩”。家长希望女儿能在舞蹈中养成优雅的体态和气质，这意味着产生女性化的身体。在舞蹈比赛中，服饰、发型和微笑也是竞争力的一部分，舞蹈女孩因此意识到，女性化的外表也是他人评价的标准之一，是可以带来回报的。另外，人们期待女孩们能够支持她们的对手，这种友好的竞争环境也被认为是培养优雅女性的理想环境。弗里德曼发现，

“‘优雅女孩’策略告诉女孩们，她们需要变得女性化，也就是说要优雅、好看、支持竞争对手。虽然竞技舞蹈确实给舞蹈这一传统的女性活动注入了竞争性，但这种在女孩子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间接的。”

舞蹈家庭的对立面是足球家庭，让女儿学足球的许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女儿和那些跳舞的“女孩子气的女生”是截然不同的，她们是“进取女孩”，她们和男孩一样勇于直面球场上乃至未来职场中的竞争，力争上游，而不是把精力花在打扮自己、成为淑女上。正如一位7岁女儿的父亲对弗里德曼说的，“我希望她为未来的选择做好准备，如果她想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那她可以先在绿茵场上试试身手。如果她是那种女孩子气的女生，也许她会成为一名秘书。这没什么不好，但我希望以后如果她愿意的话能有更多选择。”

对于想走中间路线的家庭，国际象棋是一个好选择。国际象棋和足球一样要求参与者有攻击性，但它是一种智力竞赛，无需身体对抗，因此对女性气质更加包容。也就是说，下国际象棋的女孩可以成为“粉红战士”——她们可以既打扮得像芭比娃娃一样，也可以在棋盘上展露出与男孩同样的杀伐决断。“粉红战士”的性别脚本反映的因此是一种混合的性别期待，女孩既有攻击性和自信，也依然以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作风行事。

弗里德曼认为，所有的家长都在利用自身的经验决定什么才是对女儿维持其家庭目前的阶层地位来说最好的选择，但中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家庭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更有策略性地培养女孩为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做好准备，他们希望女儿在未来能够接受精英教育，获得高位。但中产阶级中、下层家庭家长以及工人阶级家庭家长（特别是舞蹈妈妈）往往对女儿没有那么高的期待，舞蹈妈妈们当然也希望女儿能上大学，但她们更希望女儿能保有女性特质，成为贤妻良母。弗里德曼指出，这些家庭中的女性职业通常是涉及大量情感劳动的服务业工作，对友善、整洁等女性特质有所要求，这些家庭中的女孩于是经常被教导女性特质的重要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培养女孩已经有了更多元化的性别脚本可供参考的同时，美国家长往往坚持男孩应该迎合传统的男性性别角色——有攻击性、有野心、坚强。这反映在了男孩运动不成文的鄙视链上：踢足球的运动男孩是最值得赞许的，下国际象棋的“书呆子”男孩次之，跳舞的“娘娘腔”男孩在最底层。

弗里德曼认为，男孩的养育策略在这个性别观念和男性劳动力市场都经历了巨大变化的时代没有出现多少变化，其实是一个有些异常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罗思注意到，如今，沟通能力对于塑造竞争力已非常关键——在社会日益民主化、个体表现的评估越来越取决于自我表达、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导致成功标准不断变化的当下，沟通技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技能，这也模糊了社会性别的划分，因为无论男女都需要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换位思考和共情他人的能力。

但无论如何，没有哪一项活动能确保孩子进常青藤名校，走上人生巅峰，家长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能做的，只有鼓励孩子从童年起就参加竞争性活动，积累荣誉、技能和经验，尽可能获得更多兑换文化资本的筹码。“通过当今所有的文凭关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弗里德曼写道，“只要胜利仍然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为赢而战将持续成为许多美国人童年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