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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咖啡看上海:全民冰美式,遍地咖啡馆

在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中,咖啡馆成为一个观察城市的独特视角。

 |  代科卉
摄影:蔡星卓

摄影:蔡星卓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代科卉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林子人

第三届“上海咖啡文化周”日前在徐汇滨江拉开帷幕,潜藏于上海城市中的咖啡基因再次浮现。咖啡馆于19世纪中叶初登上海,20世纪初流行于沪上,成为林徽音笔下“身的游息地,心的避难所”、张若谷与友人谈论文学的氤氲之地、鲁迅视之浮绔却不免踏入的革命阵地。

在过去,咖啡馆不仅是富有现代化浪漫想象的休闲场所、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元素,更是具有文化与政治意味的公共领域。而如今,咖啡馆逐渐从街角走向商场,冲破“文人客厅”的想象,在符号消费与打卡文化中回应现代性的询唤,也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在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中,咖啡馆成为一个观察城市的独特视角。

2023年5月20日,上海咖啡文化周,夜晚的活动现场(摄影:范剑磊)

咖啡馆的兴起与嬗变

在15世纪中叶以前,咖啡几乎不为人所知,其苦涩的口感一度使它与大众生活绝缘。在欧洲早期的游记中,对于咖啡的描述最常见的是“苦涩和令人不悦的味道”。因此,心理学家罗伯特·鲍尔斯甚至断言,“喝咖啡绝对是一种后天慢慢养成的爱好和品位。”事实上,这种品位的培养与英国的鉴赏家群体息息相关,是他们将咖啡引入大众的视野中。

鉴赏家群体是一群“学识渊博但远离迂腐和学究气”的精英。他们伴随着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喜爱从世界各地收集新奇与独特的珍品,并发展出有关的知识体系,引领着早期英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咖啡”正是吸引他们好奇的新鲜事物之一。

1650年,英国首家咖啡馆于牛津天使城开设,牛津大学所具有的东方主义研究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为咖啡文化引入英国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1652年,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开张营业,全英国的鉴赏家们开始热切地研究起这种新饮料,他们不断发掘咖啡潜在的医学价值以及商业价值。

这一时期,英国的咖啡馆深受“鉴赏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学术氛围浓郁却不迂腐古板的气质,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聚集于此,消闲、读书、辩论。由于咖啡馆相对低廉的价格,它一度被坊间称作“便士大学”。1675年,托马斯·乔丹在赞颂伦敦市长的一首韵律诗中写道:

“如此伟大的一所大学/我觉得从未有过/在这里你可以成为学者/只要你花上一个便士。”

不可忽视的是,公众独特的消费意识进一步催生了咖啡馆的兴盛。彼时的咖啡迎合了人们对身体健康、清醒生活态度的追求,被想象为“酒”的对立物,成为“一种使人清醒且快乐的社交饮品”,而咖啡馆也以其明显的气韵超然于食肆与酒馆。于是,在上流社会的猎奇文化、海外贸易扩张、都市公民社会等因素的碰撞下,咖啡馆逐渐兴起,成为英国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在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搭建起潜在的桥梁,在这里,名流与普通百姓济济一堂,尽情享受着充满异域风情的饮品,分享趣闻轶事。

18世纪的咖啡馆(图源:北风图片档案馆/阿拉米图片社)

咖啡馆开始被一众学者视作进行公共讨论的“公共领域”,颇具政治意味。然而,加拿大英国近代早期历史研究中心主席布莱恩·考恩质疑道,在这类把“咖啡馆等同于‘公共领域’的辉格史学与进步的书写范式中,近代英国社会所表现出的犹疑不决被忽视了”。

在咖啡馆显露出民主化的色彩后,统治者对政治生活分裂的恐惧从未消散,对咖啡馆的管制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发布“禁止在咖啡馆兜售不实之词”的禁令,还是“严惩咖啡馆中的煽动叛国行为”的高压举措,咖啡馆都存活了下来。

在社会文化方面,咖啡馆有人爱也遭人恨。文人们认为咖啡馆里的交谈“毫无纪律可言,不可与大学相提并论”,而平民觉得咖啡馆“太文雅,以致不适合那些低俗放浪的玩笑”。

在与市民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咖啡馆不断调整姿态,两类截然不同的形态涌现出来:一类是豪华气派的大型咖啡馆,位于城市最富庶的地段;另一类则更为朴素和寻常,位于居民区内,为当地人提供茶点、报纸等服务。同时,咖啡馆也尝试与不同的行业和形态相结合,新闻馆、拍卖行、客栈、理发店、妓院这些机构都曾以巧妙的方式与咖啡馆融合共存。

《咖啡社交生活史:英国咖啡馆的兴起》
[美]布莱恩·考恩 著 张妤玟 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21-10

在把咖啡馆视作“公共领域”的论述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咖啡馆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空间”这类论述。布莱恩·考恩认为,“在咖啡馆的发展历程中,可达性与排他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始终贯穿其中。”也就是说,咖啡馆虽未以正式的方式将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但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向所有人开放。

女性就曾是被拒之门外的群体之一。咖啡馆在出现的第一个世纪里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领地,“女性咖啡馆”仅作为特例存在。这一排他性也反噬了男性群体,“作为处于男性公共生活前沿的单一性别环境,咖啡馆引发了大量关于男性规范的焦虑。”因此,在咖啡馆内,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男人极易遭受攻击。

20世纪初,咖啡馆(Coffeehouse)被重新命名为咖啡馆(Cafe),成为“现代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关键场所,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上海与咖啡馆的持续互动

20世纪初期,大量外侨来沪发展,上海的咖啡馆开始兴盛。上海海关贸易册显示,仅1931年,上海进口咖啡的数量就高达499,374斤。与“鉴赏家群体”对英国咖啡馆的重要意义相似,上海知识分子在引领“咖啡文化”的风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频繁往来于咖啡馆,还基于自身经验重新定义与阐释着它们。

外国侨民喝咖啡(图源:《上海珍档-新民晚报》,2004年9月24日)

咖啡馆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了文艺界人士创作的素材或主题,如徐訏的《吉卜赛的诱惑》、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张若谷的《咖啡座谈》、田汉的《咖啡馆的一夜》等。在持续不断的想象和阐释中,咖啡馆被凝聚为一个理想的“文化符号”。《申报》副刊《艺术界》专门开办了“咖啡座”栏目,象征着知识分子自由辩论、讨论的空间。咖啡馆也是一些秘密革命活动的开展场所——192910月,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在公咖咖啡馆召开;潘汉年等中共特科人员获取情报的地点选在DD’S咖啡馆。

对于上海而言,咖啡馆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上海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咖啡馆是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它装点着上海的摩登形象,并在城市与人的联结中焕发新的生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江文君观察到,“随着咖啡馆文化的发展,咖啡馆的消费主义本质越来越浓烈。”为了招揽客人,咖啡馆开始设置各类新鲜玩意,如按摩电椅、抽奖机、灭火机、舞池等等。甚至,网吧在最初进入中国时也是以“网络咖啡馆”(cybercafé)为名的,以彰显其“公开、交流、分享、连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特质。

2023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2007亿元,”而上海以8530家咖啡馆成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拥有1.35家咖啡馆。在上海,咖啡馆不再是需要穿街过巷寻找的地标,而丰富到如同饮料“便利店”般的存在。

随着逼蹙空间的“外卖咖啡店”和即买即走的“快取店”大量涌现,咖啡馆逐渐破除了“第三空间”的单一想象。咖啡也不再是公众无福消费的“奢侈品”,而成为各年龄段人士的“提神药”或“休闲水”,以低廉的价格、充足的容量向消费需求靠拢。咖啡馆也开始回归其商品意义,咖啡本身变得更重要,场所退居其次。

这与互联网所催生的“移动”与“在线”等城市生活形态相呼应,也与人们对于“清醒提神”的需要息息相关。“我的血液里流的都是冰美式”、“早八人的续命水”已经成为打工人常挂在嘴边的说辞,但这些略带夸张的措辞,却与上述咖啡发展报告的观察如出一辙:“外卖咖啡成为上海市民日常标配,在一天中的8点至14点,上海咖啡外卖订单日时段占比超过60%。”

在“全民冰美式”的玩笑中,咖啡馆不仅展现了它是如何从“第三空间”的想象中走进日常生活的,也在这种消费文化的表达中流露出了对于超快节奏、睡眠缺乏的生活的无奈。咖啡馆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但又始终与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布莱恩·考恩著,张妤玟译,《咖啡社交生活史:英国咖啡馆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

江文君.从咖啡馆看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都市现代性[J].史林,2017.

陈文文. 1920-1940年代上海咖啡馆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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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亚杰. 超越接入:中国城市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网吧研究[D].复旦大学,2013.

张洁琼. 当代电影中的“上海”影像[D].南京艺术学院,2012.

欧雄全.移动性与公共性:城市咖啡馆空间生产中的新旧议题[J].中外建筑,2022.

美团、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上海交通大学.2023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