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中，咖啡馆成为一个观察城市的独特视角。
摄影：蔡星卓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林子人
第三届“上海咖啡文化周”日前在徐汇滨江拉开帷幕，潜藏于上海城市中的咖啡基因再次浮现。咖啡馆于19世纪中叶初登上海，20世纪初流行于沪上，成为林徽音笔下“身的游息地，心的避难所”、张若谷与友人谈论文学的氤氲之地、鲁迅视之浮绔却不免踏入的革命阵地。
在过去，咖啡馆不仅是富有现代化浪漫想象的休闲场所、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元素，更是具有文化与政治意味的公共领域。而如今，咖啡馆逐渐从街角走向商场，冲破“文人客厅”的想象，在符号消费与打卡文化中回应现代性的询唤，也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在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中，咖啡馆成为一个观察城市的独特视角。
在15世纪中叶以前，咖啡几乎不为人所知，其苦涩的口感一度使它与大众生活绝缘。在欧洲早期的游记中，对于咖啡的描述最常见的是“苦涩和令人不悦的味道”。因此，心理学家罗伯特·鲍尔斯甚至断言，“喝咖啡绝对是一种后天慢慢养成的爱好和品位。”事实上，这种品位的培养与英国的鉴赏家群体息息相关，是他们将咖啡引入大众的视野中。
鉴赏家群体是一群“学识渊博但远离迂腐和学究气”的精英。他们伴随着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喜爱从世界各地收集新奇与独特的珍品，并发展出有关的知识体系，引领着早期英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咖啡”正是吸引他们好奇的新鲜事物之一。
1650年，英国首家咖啡馆于牛津天使城开设，牛津大学所具有的东方主义研究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为咖啡文化引入英国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1652年，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开张营业，全英国的鉴赏家们开始热切地研究起这种新饮料，他们不断发掘咖啡潜在的医学价值以及商业价值。
这一时期，英国的咖啡馆深受“鉴赏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学术氛围浓郁却不迂腐古板的气质，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聚集于此，消闲、读书、辩论。由于咖啡馆相对低廉的价格，它一度被坊间称作“便士大学”。1675年，托马斯·乔丹在赞颂伦敦市长的一首韵律诗中写道：
“如此伟大的一所大学／我觉得从未有过／在这里你可以成为学者／只要你花上一个便士。”
不可忽视的是，公众独特的消费意识进一步催生了咖啡馆的兴盛。彼时的咖啡迎合了人们对身体健康、清醒生活态度的追求，被想象为“酒”的对立物，成为“一种使人清醒且快乐的社交饮品”，而咖啡馆也以其明显的气韵超然于食肆与酒馆。于是，在上流社会的猎奇文化、海外贸易扩张、都市公民社会等因素的碰撞下，咖啡馆逐渐兴起，成为英国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在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搭建起潜在的桥梁，在这里，名流与普通百姓济济一堂，尽情享受着充满异域风情的饮品，分享趣闻轶事。
咖啡馆开始被一众学者视作进行公共讨论的“公共领域”，颇具政治意味。然而，加拿大英国近代早期历史研究中心主席布莱恩·考恩质疑道，在这类把“咖啡馆等同于‘公共领域’的辉格史学与进步的书写范式中，近代英国社会所表现出的犹疑不决被忽视了”。
在咖啡馆显露出民主化的色彩后，统治者对政治生活分裂的恐惧从未消散，对咖啡馆的管制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发布“禁止在咖啡馆兜售不实之词”的禁令，还是“严惩咖啡馆中的煽动叛国行为”的高压举措，咖啡馆都存活了下来。
在社会文化方面，咖啡馆有人爱也遭人恨。文人们认为咖啡馆里的交谈“毫无纪律可言，不可与大学相提并论”，而平民觉得咖啡馆“太文雅，以致不适合那些低俗放浪的玩笑”。
在与市民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咖啡馆不断调整姿态，两类截然不同的形态涌现出来：一类是豪华气派的大型咖啡馆，位于城市最富庶的地段；另一类则更为朴素和寻常，位于居民区内，为当地人提供茶点、报纸等服务。同时，咖啡馆也尝试与不同的行业和形态相结合，新闻馆、拍卖行、客栈、理发店、妓院这些机构都曾以巧妙的方式与咖啡馆融合共存。
在把咖啡馆视作“公共领域”的论述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咖啡馆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空间”这类论述。布莱恩·考恩认为，“在咖啡馆的发展历程中，可达性与排他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始终贯穿其中。”也就是说，咖啡馆虽未以正式的方式将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但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向所有人开放。
女性就曾是被拒之门外的群体之一。咖啡馆在出现的第一个世纪里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领地，“女性咖啡馆”仅作为特例存在。这一排他性也反噬了男性群体，“作为处于男性公共生活前沿的单一性别环境，咖啡馆引发了大量关于男性规范的焦虑。”因此，在咖啡馆内，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男人极易遭受攻击。
20世纪初，咖啡馆（Coffeehouse）被重新命名为咖啡馆（Cafe），成为“现代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关键场所，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20世纪初期，大量外侨来沪发展，上海的咖啡馆开始兴盛。上海海关贸易册显示，仅1931年，上海进口咖啡的数量就高达499,374斤。与“鉴赏家群体”对英国咖啡馆的重要意义相似，上海知识分子在引领“咖啡文化”的风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频繁往来于咖啡馆，还基于自身经验重新定义与阐释着它们。
咖啡馆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了文艺界人士创作的素材或主题，如徐訏的《吉卜赛的诱惑》、温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张若谷的《咖啡座谈》、田汉的《咖啡馆的一夜》等。在持续不断的想象和阐释中，咖啡馆被凝聚为一个理想的“文化符号”。《申报》副刊《艺术界》专门开办了“咖啡座”栏目，象征着知识分子自由辩论、讨论的空间。咖啡馆也是一些秘密革命活动的开展场所——1929年10月，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在公咖咖啡馆召开；潘汉年等中共特科人员获取情报的地点选在DD’S咖啡馆。
对于上海而言，咖啡馆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上海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咖啡馆是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它装点着上海的摩登形象，并在城市与人的联结中焕发新的生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江文君观察到，“随着咖啡馆文化的发展，咖啡馆的消费主义本质越来越浓烈。”为了招揽客人，咖啡馆开始设置各类新鲜玩意，如按摩电椅、抽奖机、灭火机、舞池等等。甚至，网吧在最初进入中国时也是以“网络咖啡馆”（cybercafé）为名的，以彰显其“公开、交流、分享、连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特质。
《2023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2007亿元，”而上海以8530家咖啡馆成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拥有1.35家咖啡馆。在上海，咖啡馆不再是需要穿街过巷寻找的地标，而丰富到如同饮料“便利店”般的存在。
随着逼蹙空间的“外卖咖啡店”和即买即走的“快取店”大量涌现，咖啡馆逐渐破除了“第三空间”的单一想象。咖啡也不再是公众无福消费的“奢侈品”，而成为各年龄段人士的“提神药”或“休闲水”，以低廉的价格、充足的容量向消费需求靠拢。咖啡馆也开始回归其商品意义，咖啡本身变得更重要，场所退居其次。
这与互联网所催生的“移动”与“在线”等城市生活形态相呼应，也与人们对于“清醒提神”的需要息息相关。“我的血液里流的都是冰美式”、“早八人的续命水”已经成为打工人常挂在嘴边的说辞，但这些略带夸张的措辞，却与上述咖啡发展报告的观察如出一辙：“外卖咖啡成为上海市民日常标配，在一天中的8点至14点，上海咖啡外卖订单日时段占比超过60%。”
在“全民冰美式”的玩笑中，咖啡馆不仅展现了它是如何从“第三空间”的想象中走进日常生活的，也在这种消费文化的表达中流露出了对于超快节奏、睡眠缺乏的生活的无奈。咖啡馆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但又始终与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美]布莱恩·考恩著,张妤玟译,《咖啡社交生活史：英国咖啡馆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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