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在莎士比亚墓前我当着余华和苏童的面发誓，要成为剧作家，与他俩小子区分开来。他俩对我冷笑、蔑视。”
由左到右：陈思和、莫言、王振 董子琪摄影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有一次在烤肉店想要写诗，没有纸，只能用脖子上的纸兜写，就把店里的纸兜都写完了，写出来都是顺口溜。”昨日，在龙美术馆“壮游与长歌”开幕论坛上，莫言向听众如此讲述这几年来四处旅行写诗的经历。在“壮游与长歌”上，我们能看到莫言自2019年以来创作的各类书法作品。不过，才思泉涌的时刻并不多，“李白做不到，杜甫更做不到，滔滔不绝的奔腾的大江大河的古典狂风也是字斟句酌、下了苦功夫的，”莫言说。
莫言近年来减少了小说的创作。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除了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莫言的新作以剧本居多。201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锦衣》是戏曲剧本，本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莫言新作《鳄鱼》仍是剧本。
莫言正在寻求由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转向，他回忆说，“在莎士比亚墓前，我当着余华和苏童的面发誓，要成为剧作家，与他俩小子区分开来。他俩对我冷笑、蔑视。”
写剧本的冲动深埋于童年。小时候的莫言就对戏曲有强烈兴趣，当年在农村借不到书，电影一年只能看一两次，倒是经常看乡村戏班子演出。“听着家乡戏长大，家乡戏的韵律一直在脑子里回响。我在《檀香刑》里也回忆，那时候村里成立宣传队，今天要宣传小麦的优良品种就让我们编顺口溜演唱。”全民都在演样板戏的时候，小孩子也凑热闹，《智取威虎山》扮演小土匪，《沙家浜》里演刁小三，都很符合儿童的口味。“也不要化妆，化妆就锅底下面抹点灰，怎么出丑逗笑怎么来。”
后来读到鲁迅的《社戏》，莫言很有感触。“一帮孩子坐着船，在船头上看高高的戏台、翻跟头的小武生，听着悠扬的笛声。”于是也生出了写戏曲剧本的念头，莫言说，“戏曲、格律诗和打油诗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牡丹亭》《西厢记》有大量唐诗宋词集来的。所有的韵文都可以融会贯通。”
在此前复旦的读书会讲座中，莫言提到了写《鳄鱼》的缘由。在与北京人艺合作了话剧《我们的荆轲》之后，他接到人艺老院长的邀请写另一部剧，但“一直拖拖拉拉”。十年过去，他最终从当年在《检察日报》工作的经验中找到了合适的题材。“这十年里我不是特别称职的记者，但也采访过很多检察官、法官，积累了很多的素材，尤其是逃亡到海外的贪官的素材。”
“那些贪官不懂外语，也怕被盯上，天天在家里看海外频道，关注奥运会看到中国获胜，也是激动地又拍掌又流眼泪。当时有人讽刺说，逃亡的贪官也这么爱国，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国过。”贪官有没有爱国的资格，这个念头刺激了莫言创作剧本，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单纯地写反腐败的故事，而想写出贪官是怎样的人。
“他们当年也是工农子弟出身，勤奋地读书，家庭生活非常贫困，通过勤奋努力，一步步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刚开始也深恶痛绝，对自己的部下严格管理，甚至严打偷工减料的包工头。但后来就滑向了人生的另一面。因为罪刑逃亡海外，封闭在小小的别墅里，生活圈子很小，关心的依然是他那个城市的情况，最挂念的还是大桥安全运行的情况。”
鳄鱼作为象征性的意象得自偶然，他从邻居小伙子养的宠物身上得到灵感。莫言发现，南方有很多养鳄鱼的池子，就像养猪养鸡一样，养大了做成各种皮制品；鳄鱼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性，在很小的空间里不会长大，若将环境放大，就会迅速膨胀。“人的欲望就像一条鳄鱼，不对它进行控制，就会快速膨胀，没有任何限制。”莫言强调戏剧的当下性与社会效应，戏剧应当与当下产生关联，引发观众的思考，否则就不能称为成功。
他还提到了另一部以动物为主题意象的作品《蛙》，当中也有一大段剧本。《蛙》讲的是计划生育背景下乡村妇科医生的情况，主角脱胎于莫言的一位姑姑。“她从十六七开始干，到现在八十几岁了，周围十几代的人都是通过她的手接生的。这样一位有很高威望的妇科医生，变成了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很多妇女很多家庭对她充满仇恨。她到了晚年心里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妇科医生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职务，这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