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流亡文学、贫困、简·莫里斯、人类学、亚文化、图像学、生物灭绝……
“子密二十九岁，这是她第一次处理死亡，也是她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名字。她有些生气，自幼没见过父亲，死了还要让她来这个陌生的地方接他回家。她本不想来，但电话那头说父亲立了遗嘱，有一套在上海的房产，留给她们姐妹。子密想，父亲可以不要，但房产还是挺值得跑一趟的。”
《女人的秘密生活》书写了三个女人被迫共居同一屋檐下的生活。主人公是父亲去世后才相认的三姐妹，她们先后住进了父亲留下的房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故事。作者苏更生谈到：“我想写的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女性友谊’，而且作为中国人，我想探寻‘家’到底是什么，现代女性到底能够创建什么样的家，这也是我好奇的。所以《女人的秘密生活》借了有一点点讨巧的同父异母关系，让三个独生女构建起一个家庭，里面有友谊，也有亲情。”
苏更生现居北京，曾出版短篇小说集《猫可以作证》、散文集《亲爱的，去生活》及长篇小说《向着明亮那方》。《女人的秘密生活》是她首发于《当代》杂志的长篇小说。
以自身经验为源泉，杜布拉夫卡多年来一直在书写故国、战争、移民、流亡和同胞。在《狐狸》中，她带领我们在历史和地域之间交织跳跃，以各个文化中古老神话都具备的“狐狸”为原型。从俄罗斯穿越到日本，从巴尔干雷区到美国的公路，从1920年代到当下，探索了叙事和文学创作的动力、移民的身份与处境、女性及其写作、战争后遗症、当今时代文学的处境等诸多命题。杜布拉夫卡致力于探索“讲故事”这门古老技艺的核心秘密：“真正的文学之乐始于故事逃脱作者控制的时刻，这时它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旋转的草坪洒水器，朝四面八方喷射；这时草开始萌芽，不是因为任何水分，而是因为对附近水分的渴求。”
杜布拉夫卡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流亡欧洲，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而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2017年参与签署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她一生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是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并长年盘踞诺奖赔率榜前列。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指出，美国有138万无家可归的儿童，每大约12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纽约。2013年12月，《纽约时报》连续5天在头版关注了一名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孩子达萨尼。在这本《看不见的孩子》中，调查记者艾利奥特历时八年，进一步追踪了达萨尼的命运。
达萨尼在没有稳定生存环境的情况下，引导着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对一个充满饥饿、暴力、种族主义、毒品泛滥的世界。她带领七个弟弟妹妹从一个收容所流浪到另一个收容所，当她最终逃离这种困境，进入一所寄宿学校时，她需要面对的是：如果脱离贫困意味着抛弃家庭，你该怎么办？
达萨尼和她的家人只是一个缩影，他们面临的贫困、歧视、阶层固化和原生家庭问题是美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在书中多次指出，福利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是原因之一，比如在达萨尼的母亲被禁止回家后，市政府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把食品券转给和孩子们；达萨尼的曾祖父在二战中是一名汽车机修师，但战争结束后，种族主义使他无法找到一份工会工作，也无法购买房屋。
简·莫里斯最早以记者身份知名，曾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消息传到英国，恰逢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让莫里斯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她还曾在联合国大会时目睹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她曾与以色列军队一起穿过西奈沙漠，在以色列旁听并报道了对艾希曼的审判。1960年代，她离开媒体，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行走世界，并通过变性手术完成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
莫里斯于2020年11月离世，享年94岁。在后世读者眼里，她是一位出色的游记文学作家，著有数本小说、散文集、回忆录、历史学著作，并以编辑身份整理出版了维吉尼亚·伍尔芙的旅行随笔。
在这本《大英帝国三部曲I》中，莫里斯追溯了从维多利亚登基到1897年大英帝国扩张侵略的历史，记叙了从喀布尔大溃退、印度兵变等战事，以及废除奴隶贸易、澳大利亚土著消亡、探索尼罗河、爱尔兰大饥荒、万国博览会等大事件。历史学者叠加旅行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她不局限于爬梳历史文献，而亲身探访了亚洲、非洲、北美洲的很多地方，让这本史书更加丰富好读。
在厄瓜多尔鲁纳人的村庄，村人警告人类学家爱德华·科恩，一定要仰面朝上睡觉，如果美洲豹来了，要回头与它们对视，否则就会被看作一块“死肉”。这让科恩开始思索，美洲豹也会思考，也会对我们进行“表征”。当我们反思其他种类的存在者如何看待人类时，会意识到人类学不能只是局限于探索不同社会的人如何表征他们自身。因此，科恩的这本书挑战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即何为人类、人类又如何区别于其他非人类生物的设定。
《森林如何思考》试图讲述人类之外的生物如何创造了开辟新世界的可能性。在厄瓜多尔的阿维拉，科恩考察了鲁纳人的生存方式，理解他们是怎样将自己与茂密森林中的各种“存在”联系起来的。他认为，动物、植物和森林具有自己的智慧和思维能力，并能够通过语言、符号和文化交流来表达和传递信息，一个有思维的森林不是一个隐喻，除了符号化的世界之外，它还教给读者其他种类的非符号化语境下的知识，开启了新的世界可能性。
1976年的英国，一种名为朋克的新音乐风格日渐成形，它从所有异质的青年文化中提取元素，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朋克风格是战后所有主要亚文化的扭曲映射，也成为了文化研究学者迪克·赫伯迪格研究战后亚文化的起点。
从安全别针、尖头鞋、马丁靴、摩托车，到雷鬼乐、华丽摇滚，赫伯迪格剖析了15年时间里英国的青年抗议运动，以及亚文化的功能、来源、抵抗与收编方式，探索了青年亚文化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对时代的意义。他写道：“说到底，亚文化是一种冒犯的姿态。它是弱者发出的噪声，并试图从地下的暗处带回光明。”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工具，需要通过这些工具来展现自己的世界观。新工具的出现，也会导致世界观发生变化。透视原理也是如此，前后涉及一系列事件。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教宗和皇帝不再独享权力，新兴商人和银行家阶级要求拥有自己的文化空间，于是开始大力赞助艺术。他们心态务实，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如此。对‘逼真’的渴望很可能源于这一历史局势。如果想要还原具体、逼真、可期的现实世界，透视无疑是理想方式。”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图像》一书是如此为读者分析透视法的诞生的。
除此之外，本书还分析了500张跨时代跨媒体的代表性图片，从提香的画作到杜嘉班纳的广告，从《最后的晚餐》到库布里克的《闪灵》，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探究重要的图像元素。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图像是如何俘获、惊艳、催眠我们的？ 是什么造就了如今流行的图像和我们的视觉审美？为何有些图片能得到成千上万个赞，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标志，有些则不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过去40多年全球海洋物种的数量平均减少过半。单从鲸类来看，如今，只有少数残余的大鲸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存的露脊鲸仅有七八百头，弓头鲸不超过一千头。虽然名义上受到保护，人们仍然用商业捕渔网或者开着轮船撞击露脊鲸；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土著人用爆炸鱼叉，或者反坦克步枪捕猎弓头鲸，主要是为了消遣玩乐，同时试图展现对北极资源的政治所有权。
在《屠海》中，加拿大自然文学作家、环保主义者法利·莫厄特描述了人类在16-20世纪的一段血腥历史，记录了五百年时间里人类作为最具杀伤力的动物在海洋中的残暴行径，描述了自16世纪西方人踏足北美洲之后的500年间，北大西洋沿岸超过50种动物减少甚至灭绝的过程。在出版后，《屠海》掀起了世界范围内海洋生态保护的热潮。该书最早译介到中国是在1998年，此次为25年后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