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加速、失去休息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只从个体层面呼吁减速与休息是太过简单且危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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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Gap day的说法最初出现于小红书的一位博主的学习分享笔记，她将自己从17:10分开始休息的这一天称作Gap day。此后，这一略带自嘲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不断传播，衍生出了“Gap night”、“Gap hour”等用法。
于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Gap day，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无法拥有Gap year，那就给自己一个Gap day”等等表述。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人们无处安放的焦虑，也有人指责这种“自嘲”抹杀了休息的正当性。
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休息是如何从正常的权利变成一种自嘲和戏谑的呢？
“Gap day”的用法源自“Gap year”，指的是年轻人完成学业后不急于升学或工作，希望在间隔年里寻求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摆脱从前的或习以为常的学习或工作状态。“Gap”此前就曾在网上引发讨论，网友们纷纷感慨，中国人没有真正的间隔年，只有考研二战、考公等道路可供奋斗，人们期待闲暇时刻，却又不敢停下。
在这种情况下，“Gap day”的出现更显无奈，它将原本以年为单位的时间缩短到一天，原本象征的“寻求自我”变成了喘一口气、休息一下的妥协，似乎在说：“如今我们只要拥有一个‘Gap day’，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Gap day”当然可以被视作对休息正当性的消解，但又不止如此，它更像一个玩笑，是人们面对飘忽不定的生活与日益增多的事务，不得不反复调整休息的边界并不断宽慰自己的说辞。
在“Gap day”之前，霸占社交平台的热词一度是“躺平”或“摆烂”。如果说“躺平”还具有一丝反抗意味，直指某种试图退出无意义的竞争、回归自我的姿态，那么“Gap day”似乎暗含着向繁忙劳苦“缴械投降”的态度。
事实上，即使是在“躺平”大流行之时，“身躺心不躺”也是常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就曾指出，“身躺只是假象，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溢着不满与愤懑不平。”在随时可能被抛下的竞争中，毫无心理负担的“躺”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因此，“Gap day”的出现并不奇怪，不过是沿着这一脉络而来的戏谑之语，反映出的是人们在飘忽不定的生活中对于休息的焦虑。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他认为休闲与劳动是不相容的，“唯有安闲的快乐，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也就是说，休闲以无欲无求的闲暇状态为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使人毫无羁绊地直面人生、幸福以及宇宙真理等终极问题。
在今天，休闲更多被视作一种手段，而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本身。在“劳逸结合”、“短暂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出发”这类劝诫下，休闲被置换为“为更好工作”而做的准备。当我们从无休止的事务中出逃，获得只有几小时的“Gap day”时，内心依旧隐隐不安，这类劝诫此时转变为一种自我安慰——这是为了储存精力，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正是一种目的性休闲。
崔西亚·赫塞（Tricia Hersey）是一位美国诗人、行为艺术家，自称“午睡教主”。她认为目的性休闲是对“漫无目的”的休息的污名化，也是奋斗文化对人们的精神宰制。在《休息即抵抗：一份宣言》一书中，她提出：“精疲力竭是由不正义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群体性问题，休息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议题。”
赫塞敏锐地指出，休息被视作懒惰、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同义词，是奋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合谋。若想反抗这种有毒的社会文化，“我们必须去除对休息的污名化，并意识到休息是天赋人权，另一方面，也要呼吁集体休息，而非少数个体的自我照顾，以打破整个社会以休息为耻的迷思。”
然而，要实现对休息的去污名化谈何容易。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发条社会中，休息如此被需要，却又如此望尘莫及，想要休息的人承受着被机器抛弃和碾碎的危险。
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对于社会加速的分析，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罗萨指出，如今我们处在科技变迁、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的三重加速中，“时空体制”发生了转向，时间越来越被压缩了。但一定时间单位中的事件量却增加了，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于是只能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努力跟上社会生活的步伐。
“当下时态的萎缩”作为一种感受，对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我们在视频倍速播放中忘却了原有的节奏，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来了解故事梗概，在二手文献中获得知识。我们早已学会多任务并行，“Gap day”因而成为了弥足珍贵的馈赠。
细究社会加速背后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竞争”这一分配原则的存在。罗萨认为，“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与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为了不被驱逐，竞争中的人们不敢停下喘气，只能跻身其中，拼命在生活中塞满一个又一个的“待办事项”，而这甚至被伪装成了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自主追求。
在竞争与成就的神话之下，现代社会制造了无数“罪责主体”。在夜深人静一天结束之时，人们常会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我们终究未能完成“To do list”上的每一个任务，此时，我们将罪责无限度地归咎于自身，并以此鞭策自己。
在韩裔德国思想家韩炳哲看来，这正是一种来自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的自我剥削，“绩效强迫症促使人们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成为自身的雇主，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
这并非毫无代价，人们越发察觉，忙碌与虚无总是相伴而行。罗萨提醒我们警惕“自我异化也许会成为不断逼近我们的危险”，这种危险体现为冷淡、漠然、憎恶。何况，忙碌并不永远奏效，有人极度努力但依旧失业，有人四处奔波最终失去健康。
不断加速、失去休息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只从个体层面呼吁减速与休息是太过简单且危险的做法。这意味着将来自结构的压力粗暴地扣在个体身上，而免去了制度与文化等更大范围的责任，也遮蔽了造成这一危机的复杂成因。正如罗萨所言，“加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是，大范围的弹性化只有在稳定与不变的文化方针和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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