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代科卉

界面新闻编辑 | 林子人

母亲，我们最亲近却又最捉摸不透的人，她饱含绵延不断的柔情，却又时刻让我们感到混沌。她总是，也将永恒影响子女的存在，而这种影响对女性而言尤甚。荷兰精神分析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就曾指出，“相比于男性，女性与他们的母亲间的纠葛更频繁。”

母女关系成为近年来文艺作品刻画的重要主题。它成为恒定的线索，串起了代际间的联系，也牵引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正如《始于极限》所述，“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铃木凉美一次又一次通过反叛向自己的母亲证明“我和你不一样”。但在试图逃脱母亲的期待的同时，她也暗自希望得到母亲无条件的爱。

这样的矛盾也在众多热门影视作品中得到呈现。在《瞬息全宇宙》中，母亲伊芙琳与女儿乔伊穿越无数个宇宙，彼此纠缠、撕扯，却依旧在拥抱中结束；在《青春变形记》中，13岁的小美在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厌倦无限迎合和顺从母亲的期待，她一面竭尽全力去实现母亲的期望，一面又感到痛苦。

似乎母女总在爱与恨中牵绊，她们共生，却又不断分离；她们之间有着浓烈的感情，而这份浓烈饱含着爱意与混乱。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希望通过五本书，来重新思考母女关系，也借此思考我们生命中长久的疑问。

母亲的爱是“她会与我相斗，但我依旧将魂魄赋予给她”

喜福会是吴菁妹的母亲创办的神秘集会，四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国女人凑在一起，组一桌麻将，在一圈一圈的麻将中，将琐碎的日常诉尽。母亲去世后，吴菁妹短暂地成为喜福会中的一员，与三位母亲一同打麻将，也被告知母亲的遗愿——找到另外两个女儿。为了完成母亲这一遗愿，关于母亲的记忆再次被翻开，与此联结的，也是喜福会中四对母女的经历。她们的经历并不完全共享，但女儿似乎都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母亲的约束。

在吴菁妹小时候，母亲不断尝试挖掘她身上潜藏的天赋，试图实现“神童梦”。最初，她也总是充满期待，希望自己成功，以换得母亲的宠爱，但当她一次又一次失败，并看到母亲失望的表情后，吴菁妹心中的某种东西开始衰亡，她决定“绝不会被母亲改变”，并理所应当地辜负母亲的期望，直至母亲去世。

韦弗利因讨厌母亲对自己的炫耀，不惜毁掉自己的国际象棋生涯，落一个鱼死网破的结局。丽娜则认为“入母亲慧眼的全是不好的部分”，恐惧让自己恋爱对象与母亲见面，因为她早已料到母亲嫌弃的眼神。

面对女儿们的反抗与恐惧，母亲们无奈却又洞若观火——她们也曾是女儿，再清楚不过那种“害怕被母亲所吞噬的恐惧与极度渴望母亲的爱”的感受，母亲知道“女儿会与我相斗，但我终将自己的魂魄赋予她，因为这就是母亲对自己女儿的爱。”

在《喜福会》里，母亲形象或多或少体现出主流文化所寄予女性的传统品质，然而母亲的形象远比“母亲神话”要复杂和多样。在谭恩美的笔下，母亲是女儿捉摸不透，却依旧尝试靠近的人。

母女的共生幻想隐藏着仇恨

母女之间似乎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壮感，从业经历长达五十年的荷兰著名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在《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一书中，用兼具理论与通俗的笔触，刻画了这种悲壮感。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父亲是中心人物的信念相反，这本书希望填补俄狄浦斯情节的空白，将希腊神话中“厄勒克特拉”的命运斗争作为原型，提出了“厄勒克特拉情节”。

在这一理论中，“女孩从一种同性别的爱的关系开始自己的人生，即从和她们的母亲的关系开始。直到后来，才加入对父亲的异性爱。”然而，对女性而言，和母亲的内在联结既可以是力量的源泉，也可能是混乱的根源。这一混乱来自于“共生幻想”与“不当分离”。

共生，意味着母亲与女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结，她们极端依赖、相互卷入。孩子努力满足母亲的要求，以向母亲诉说爱意；而母亲则以牺牲作为爱的表现。最终，共生意味着“双方都不能放松对彼此控制的缰绳”，孩子似乎成为母亲生命的延续，自己的欲望被消解，第三人也不再能够闯入共生主体中。

在伊基·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孩子一方面想要独立，发展自己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却也渴望和母亲重新统一，在这两难的困境中游移，她就可能一直处于“共生幻想”的状态中。而共生的另一极端则是分离与攻击，女儿为了逃离被吞没的恐惧，防御性地远离，甚至表现出厌恶与仇恨，但这也意味着另一种毁灭，毕竟独立与攻击并不等同，以仇恨式的摆脱作为手段，依旧意味着拉扯。

因此，对女孩而言，分离的变迁既是重要的，也是有负担的。一方面，分离是痛苦的，充满内疚情绪；另一方面，依赖母亲、弱小都是令人羞愧的，也是对自我感有伤害的。

母女一场，就是先学会依赖，再学会离开

然而分离依旧是母女关系中至关重要的课题。在心理学家简·戈德伯格看来，“在一步步通向成功分离的旅程中，我们逐渐发展出了安全、自信、完整的自我意识。”那么，应当如何实现分离呢？简·戈德伯格通过讲述自己与母亲和女儿的关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试图定义健康的母女关系。

学会对母亲说“不”，是孩子实现分离的第一步。从孩子口中说出的一个个“不”代表的并不是对母亲的消极回应，而是孩子为成为独立个体而付出的努力，尽管这时常让母亲感到沮丧，但母亲应当学会将孩子说出的“不”视为她正在不断扩充的词汇库中尤为宝贵的一个词。

孩子放弃对全能母亲的幻想，在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形成后，适时地放弃它，为必须的分离做准备，则是分离第二步。

除此以外，作为母女关系的第三人，父亲对于分离也十分重要。戈德伯格认为，父亲应当承担起改变母女间依赖关系的任务，帮助切断她们之间的心理脐带，割裂母女的二元关系，并转化为构成家庭生活延续的三元关系。只有摆脱“甩手掌柜”的形象，积极地与家庭互动，才能够真正构成良好的亲子关系。

追求“共生与分离”，是必定矛盾重重的，但“每一位母亲与孩子的终极挑战就是从最初的肉体共生中得到升华，欣然迎接由此而生的独立个体”。

成为母亲，也可能会后悔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母亲没说这句话，但从母亲的极冷的目光里，六六分明读到了。

六六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她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是母亲的幺女，但母亲对她的态度她总是暧昧不清难以形容，好像她是别人家来串门的孩子一样，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严却又十分周到。

大部分情况下，母亲和六六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母亲不愿意让六六上学、不记得六六生日、对六六有意冷漠；而六六则总是会挑母亲的毛病，在她眼中，母亲是一个粗野甚至有些丑陋的女人，总是出口成脏且脾气火爆。

岁月逐渐在六六和母亲之间砌了一堵墙，随着六六自我意识的觉醒，她越来越想要越过这堵墙，去解开自己命运之谜，也走进母亲封闭的心。六六逐渐得知，自己是于饥荒年代出生的，在那个众人横死街头的年代，母亲与自己却从一段奇妙且荒谬的经历中存活下来。

六六于是明白了，原来母亲并非没有注意到自己未被填满的心，只是她也不能给予更多的安抚，六六的存在本就是母亲的创伤。后来，六六执意要逃离母亲，她虽然理解了母亲，却依旧感到疼痛，于是她如同母亲当年一般，选择出逃。在这里，母亲与六六实现了从共生到分离。

《饥饿的女儿》开篇刻印的是“献给母亲”，这当然不是献词，但作者虹影确切地通过望向母亲，向我们展示了母性的复杂，正如我们知道人性复杂一样。

这正是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试图向我们展示的观点之一。她认为，“我们应当理解，母亲们也是人，可能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虐待甚至杀人的情形。”除此以外，多纳特更是将“后悔”作为讨论的中心，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母亲的困境：她们被要求不能有“越轨”的渴望，然而她们偶尔也会想要将母亲的身份从人生经历中抹去。作为女性，“你绝对会后悔没有生孩子”是经常会听见的话，但事实是，成为母亲，也总会感到后悔。然而，后悔却成为她们不敢表露的情绪，在多纳特看来，不敢表露“后悔”的情绪，与社会期待相关。

这种社会期待总是以两种面貌出现：第一类是“自然论”，它是一种基于生物学上的天命论，鼓吹“女性除了成为母亲以外没有别的选择”；第二类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的论述”，在这类论述下，人们往往认为，如今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儿育女，因此，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应该的。然而事实上，“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假象，这个概念天真地忽视了不平等、强迫、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及权力关系。这些隐形的规范弥散在生活的各处。

社会期待“好妈妈”形象的同时，也勾勒出了坏妈妈的轮廓。坏妈妈意味着永远不能对生下孩子感到后悔。在多纳特的采访中，许多母亲都表示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恨自己的母亲身份，这是一种对“母亲功能性的抗争”，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坏妈妈”是不被允许的。人们不但将女性的后悔诠释为缺乏母爱，也把后悔和对孩子的伤害挂钩，“这导致母亲们不愿在未经过滤的情况下讲述她们的感受，我们永远无法更全面地理解她们。”

“后悔也许可以协助我们推翻过去深信不疑的概念，例如：母亲就是不断为他人付出的角色，母亲的幸福只和孩子的幸福紧连在一起。而后我们得以认知到母亲也是独立个体，拥有自主的身体、思想、感情、创造力和记忆，并能判定眼前这一切是否值得。”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