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出生率高的省份多数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虽然少数民族地区也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相对来说政策比较宽松，计划生育对当地人生育观念的影响相对其他省份要弱一些。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可能是深受“多子多福”的岭南传统文化影响，长期以来生育意愿较高。广东连续五年是全国第一生育大省，过去三年每年出生人口超100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养育成本提高，即便是出生率较高的省份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出生率下降的困境，而且降幅位居全国前列。

从区域看，东北依然是出生率最低的地区。老龄化程度严重、人口持续外流是东北三省出生率连年走低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22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合计减少逾86万人。其中，黑龙江减少26万人，辽宁减少32.4万人，吉林减少27.7万人。

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直辖市人口出生率也偏低，养育成本高、生育意愿低等问题在大城市更为突出。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近日对上海常住人口的调查，在不打算生育或继续生育的受访者中，41.8%的人表示“对现在满意”是最主要原因；28.5%的人表示最主要是因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而不想生育，13%是年龄或身体原因，4.8%是因为担心子女无人照料。

过半数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出生人口减少叠加老龄化加深趋势下死亡人口增加，202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即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为-0.6‰。全国31个省份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有20个，比上年增加7个。如果没有人口机械增长的补充，例如迁徙等人口流入，地区总的人口规模就会出现萎缩。

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的11个省份大多是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省份，如西藏、广东、海南、广西、青海、宁夏、贵州等。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仍是东北地区，其中，黑龙江最低，为-5.75‰，辽宁为-4.96‰，吉林为-4.07‰。

除新冠疫情带来的一些短期负面影响外，育龄妇女减少、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老龄化是导致人口萎缩的主要原因。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在2022年底发文称，“持续3年的新冠疫情，不仅对我区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影响着我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结婚率也在下降，2021年全区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居民13.27万对，创2004年以来全区居民登记结婚对数的新低。”

河南省统计局表示，受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人口外流和人口老龄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22年全省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死亡人口增加。

重庆市统计局分析称，在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当地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受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影响，人口死亡率略有上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降一增”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在此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出生率下降。调查还显示，2017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的数量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1.64个。

1月份，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回应有关人口下降的问题时称，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近日在2023年第3期《人口与健康》杂志撰文指出，养育子女的现实困难是群众实现生育意愿的刚性约束，比如“生不出”、“没人带”、“住房小”等。年轻一代生育意愿更低，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出生人口必将进一步降低，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对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不利影响。

对此，她呼吁加强生育保障基本制度建设，例如，完善生育保险对女性的就业和经济保障功能；探索家庭婴幼儿照护补贴制度；推进制定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家庭育儿的外部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表在2023年第2期《晋阳学刊》的文章指出，与以往和许多国家的人口负增长不同，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处在超低或极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考虑到新冠疫情条件下的负面影响，由此进一步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变化过程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远远超出常态规律下的预判。

他认为，总人口负增长的提前或推迟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而总人口快速、持续、稳定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是前所未有的。我国总人口负增长或将是一个加速的过程，预计到2050年总人口将减少到13亿左右，也就是由10年累计减少1000万增加到10年累计减少到4000万-5000万。

在应对人口减少这一问题上，王广州指出，由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一孩递进生育率下降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一个根本性变化，因此提升一孩生育率是稳定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这一变化趋势，那么，可以预见，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将长期面临政策生育率越来越宽，而实际生育水平的变化方向与政策的初衷相反，并形成生育率长期低迷和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人口快速负增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