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院线剧情类影片,国内纪录片导演普遍面临更大的投资困境。
图片来源: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办方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年轻创作者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生活经验有限,怎么写出好故事?青年导演、编剧邵艺辉说,她在上海拍电影《爱情神话》时,就希望在家附近20分钟车程内的地方拍完,会考虑自己能拍什么,不会写太有挑战性的东西。但她也补充说,能拍的不一定是熟悉的,“还是要去寻找自己最有感觉的题材。”
在昨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几位青年电影人就“现实的回归和想象的突围”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创作者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吗?怎样才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
《爱情神话》讲的是中年人的爱情,这是邵艺辉擅长的领域,却不是她的经历——“我喜欢写出轨题材,但我既没到中年也没结婚。”她认为银幕上的真实是虚构的,跟现实的关系不大,“编故事也是无中生有,只不过质量有高有低。”
电影《热带往事》的导演温仕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灵感是记忆的伪装,如果对题材不熟悉,肯定写不好,“除非你有很强的职业能力,能在聊天和调研中获得间接经验。”
比起现实题材,科幻片的想象范围会大一些吗?《流浪地球》的编剧杨治学说,其实也要基于各部门的要求,以及科学界已有的东西,在这之上做一点想象。“制片部门觉得,你一落笔写多了,咱们几千万经费就燃烧了,”而《流浪地球2》里的核聚变和月球基地看似难以实现,其实中科院的专家团队已经在进行技术细节的论证。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也不是照搬现实。凭借电视剧版《平原上的摩西》获得好评的导演张大磊认为,有些创作者始终在写自己,但“自己”不是一开始就存在,里面有一部分看不清的东西。“听音乐和读小说都是为了找到能量来慰藉自己,创作电影也是同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要如何生活,所以想到找一群失败者(在电影里)分享一下。”
电影《蓝色列车》(2020)的主角就是一群不被理解的失败者,他们没有特定原型,来自张大磊散乱的记忆。青春期时去俄罗斯上学,他跟当地人聊起苏联解体,发现他们的感受很复杂,“有人失落有人兴奋”。在张大磊的童年回忆里,故乡内蒙古和前苏联有很多文化交流,所以他最后决定写“一群人生活在不存在的空间里的故事”。
拍电影初期,张大磊的心态更像拍纪录片,剧本会做很多求证工作,后来发现“特别真实反倒没那么浪漫,又把记忆推远一点”。《平原上的摩西》也有同样的质感,既让人大呼写实,又像朦胧的梦。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剧中的长镜头,张大磊认为,长镜头能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延续,虽然画面内看到的东西有限,但是它又和画面外有着真实的联系。
导演牛小雨的成名短片《不要再见啊,鱼花塘》曾在FIRST青年影展展映,讲的是爷爷失忆后的故事,私人性很强,被某些影评人认为是“局限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见到自己了,接下来想来到更外部的世界。”
牛小雨在论坛中提到了私人创作与公共表达的关系,她小时候认为拍电影没必要给别人看,“但是当看到自己拍的粗糙影像出现在大屏幕,和观众一起观看时,我突然希望我的思考能帮助到别人,这是作为电影人的福报。所以得找创作伙伴,最重要的是找到钱来做长片。”
好的投资对实现电影的想象很重要。牛小雨拍短片需要的资金相对较少,《鱼花塘》就是妈妈出的钱。长片受到的限制更大,杨治学提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原作很薄,第一部只是在现有条件下集中实现一个木星的奇观,更像类型电影。第二部投资上去了,所以“能写出在二十多年跨度的科幻史诗,出现了各种人物的不同立场”。
相较于院线剧情类影片,国内纪录片导演普遍面临更大的投资困境。导演董雪莹的作品是讲述五名国内单身女性爱情生活的纪录片《“炼”爱》,该片2021年曾在院线上映。但她坦言,通常的情况是“一听说是纪录片就没人敢投资”,但她也鼓励纪录片同行不要灰心,积极寻找渠道递交企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