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世界读书日到了！在疫情放开之后的第一年，和读书相关的活动似乎分外热闹。今年春天，我做过一篇题为《三年没见，202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日人气爆棚》的现场报道，在订货会上，我听到不少参与者发出了“今年的人真是太多了，是平常的两三倍”的感叹。4月的郎园Vintage北京图书市集再次出现了人挤人的盛况，此后北京又迎来了做书市集、2023北京书市等等与图书相关的线下活动。买书、读书、参加现场活动成为了今年春天的流行之事。

回想2021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做过一个报道，说的是北京三里屯街头建起了一间透明“厕所”，内有马桶，还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厕所”外侧则挂满了印有作家金句和书单的卷纸，过往行人可以自行取拿。这一间街边“厕所”的灵感来自于《2021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报告。

报告发现，中国人均书房面积仅0.65㎡，不足一个马桶大小。报告调研了各地书房的花费成本，显示全国实现“书房自由”的平均成本为29万元，其中深圳、上海、北京的书房成本位列前三甲，分别高达近110万元、78万元、75万元，一线城市近9成家庭没有书房。从这个角度来看，读书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

该调查还显示，虽然读者似乎愿意购买“风花雪月”的书籍，但真正阅读的还是那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图书。在有书房的家庭里，收藏率最高的图书类型是人文社科类图书，但被阅读得最多的则是经管、考试、工具、教辅、专业书籍、童书等“经世致用”的书，合计占比高达68%。其实，书房里的很多藏书没有被翻阅过，在73.5%的家庭书房里，一半以上的书都没有看过。

公共书房理应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林子人：文捷2021年做的那个世界读书日报道我印象挺深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读书对于中国人来说略显奢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价。但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现在太过轻易用经济原因去为自己不参与文化活动找理由了。读书其实是成本最低的文化活动，并不必然要求你拥有一间房、万卷书。办一张图书馆读者证基本不需要花什么钱，然后你就有无限的书可以借阅了呀。再加上现在电子书那么多，从出版行业的角度来说，电子书的普及肯定是在削弱作者和出版社的收益，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绝对是一个穷人好帮手，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成本。

能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当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对许多爱书者来说它非常重要。就我个人而言，书架上排放整齐的书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我的智识成长，在写作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在书架上寻找那些可能用得着的书。而从一个或许有些肤浅的层面来看，你拥有的图书收藏其实也在向他人展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品位如何、兴趣何在。所以每次有朋友来我家拜访，我都会特别乐意他们去参观书房（文化记者的虚荣心！）。

去年我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藏书·家》，书中介绍了32位屋主的图书收藏，其中一位是3.1 Phillp Lim的创始人林能平。他说的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

“书能提供给你知识，但之后它们就变成了装饰。对真正的爱书之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很可怕，但我认为让它们成为我美学世界中的一部分也是尊重它们的一种方式。”

尹清露：说到自己的书房，我回想起在日本退租房间时，最难处理的不是平装书而是装帧华丽的杂志。日本杂志的分类之细堪称世界少见，但是它们既贵又沉，转卖给二手网站时也往往拿不到高价，所以我在看到喜欢的杂志时也不免会犹豫一番——这么说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条件是否稳定、书房是否坚如堡垒的标准也可以看ta拥有杂志的数量？

徐鲁青：我记得作者远子以前说，在中国当文青其实成本挺低的，因为书便宜，电影票现在可能涨价了，但对比国外也算便宜，网上“白嫖”机会更多。我挺不认同这个说法，成本当然不能只看边角料的买书电影票，光是书房占有率就可以看到生活必要开支的成本有多高，另外也不妨统计一下在工作之外人均能自由支配的时间还剩下多少。 

私人书房是奢侈品，我对这件事没什么执念。前段时间采访《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他在上海便利店上班的时候房间很小，一张床加一张桌子就满了，用桌子的时候人坐在床上，我第一反应是这样坐久了会背疼，看书估计是躺着看，因为在中国香港地区我也经历过类似情况，但想看书总会看的。

我倒觉得更值得在意的是公共书房面积——实体书店、图书馆、社区自习室——如果调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人均占有面积，不知道会比马桶大还是小，它们理应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中国香港地区或许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拥有书房，但去街道的公共阅览室或大学图书馆登记一下，也能在有水有空调的地方坐上一天，它们大多敞亮方便，椅子坐着不会背疼。

有用与风雅之间并不是互相绝缘的

潘文捷：因为社恐，我会阅读一些关于如何与人交流的“经世致用”的书籍（顺便说一句，不如直接在和人打交道中学习有用），但是看完之后往往不好意思和人讨论，但读了比较“风花雪月”的书，我是很愿意让大家知道的。在你们看来，阅读有高低优劣之分吗？

林子人：我觉得那个愿意购买“风花雪月”书籍、但看最多的还是“经世致用”书籍的调查有些无聊，是想讽刺那些人附庸风雅，其实不过是禄蠹吗？有书房的家庭愿意收藏人文社科类图书，就已经在用消费为出版市场做贡献了，而且也说明了他们至少有追求文艺的心。

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有书总比没书好，指不定出现了什么机缘，让你打开了一本蒙尘已久的书呢。读书有时候需要机缘——比如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读此前绝对不会打开的大部头俄国文学名著——有时候也和人生阶段、身份改变有关。之前和一位我们的前同事聊天，他离职后创办了一家公司，他说过去一年明显感受到，因为自己的企业经营者身份，开始读很多此前完全不感兴趣的经管类书籍，并且受益良多。

“风花雪月”也好，“经世致用”也罢，在阅读趣味上建立鄙视链没什么意思，在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基础之上，建立定期阅读的习惯，就是一个好读者。

徐鲁青：阅读趣味会随着际遇流动，这一点我也好有感触，隐喻世界里阅读是寻觅宝藏，是舔舐蜜糖，但我反倒觉得，用对话、拥抱、较量这类双方都在参与互动的词语做譬喻更为合适，一本书的价值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决定的，这样来看阳春白雪与经济适用的划分就变得无意义了起来。

当然，阅读还关乎可爱的虚荣心，或许虚荣心夯实了有用与无用的品位阶序。前几个月我感觉自己时间计划能力堪忧，看到有人推荐《为什么精英都是时间控》这本书，阳春白雪的虚荣心阻止了我在豆瓣上标记它，只是猥琐地在多抓鱼下单偷偷读。这本书后来对我很有用，希望它大卖。

董子琪：我记得在初高中时，说去书店，就是去买教辅的——只有皖北书城（现已不存在）这样的书店会有世界名著当代文学的书架，其他书店全都是考试书店。那些书的封面上写满醒目的广告语，来证明自己有多有用，标题采用的也都是秘卷、秘籍、特辑等字眼。我想，它们兜售的并不仅仅是解题方法吧，而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将笨蛋郭靖鞭策为武林大侠的梦想。

其实许多大学书店里也是考公考研英语等级类的书居多，有用的书之间也是有等级的。韩国作家金爱烂就写过，首尔大学附近的考试书店公务员等级是从七级起的，这让以九级为目标的姐姐有点羞愧。我原来和一个读会计专业的同学一起在复旦北区书店买过CPA的书，因为她说这里的比较齐全。难道复旦的书店就比一个普通二本学校的书店更令人接近成功？如果把这些贩卖有用之书的书店看成小型梦想集散地，应该能理解这里的成功与焦虑的气息吧。

女诗人茨木则子写她去书店买诗集，结果店员带她去了刺绣专架，因为在日文里两者读音相同。她幽默地写，无论是诗集还是刺绣，终归都是禁令也无法消除的无用之物，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个人在内衣上绣花，诗人也是用语言刺绣的人。所以，有用与风雅之间并不是互相绝缘的。

尹清露：的确像子琪所说，“经世致用”和“风花雪月”彼此渗透，无论是教人说话的情商书还是教人制造爆点的营销书，都会强调其观点背后的社会意义，或者旁征博引理论家的隽语，不再只是粗暴地罗列清单和守则了。另一边，文学bot上摘抄的词句则像是magic words和日常强心剂，读过就仿佛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实用性？

当然，这意味着“无用”的书在今天也必须发挥明确的功效，不禁让人叹息；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偶尔购买文学书籍的人绝不是什么“附庸风雅”，即使平日很少有时间阅读，他们也想在买书（甚至是随手点开互联网文学金句）这个单纯的举动中把触角伸向另一个世界、获得些许喘息空间啊。

即便杂志既贵又沉，我还是经常流连于大型书店的一楼杂志区，买过很多《BRUTUS》《Switch》这种文化向杂志，它们又算是“风花雪月”还是“经世致用”呢？大概两头都不靠。讲述日本书店从业现状的《书店不屈宣言》认为，杂志是“看似无用但过后又能起到效果”的书，既有立马能派上用场的新闻，也可以通过索引了解其他相关信息，可惜的是现在的世界更倾向于信息的“直接、高效、速度和倾销”，被用心整理排版好的杂志也不敌SNS和推特热搜，唉，看来这即使是在读书看报风气浓厚的日本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