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关键词：美国黑人、国内先锋小说、性犯罪、以色列间谍、国歌研究、古典音乐、医疗过失、科普作家……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以为我永远无法完成这部小说，我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为黑人教会感到羞耻，为我父亲感到羞耻，也为蓝调和爵士乐感到羞耻。”在1961年的某次采访中，詹姆斯·鲍德温这样谈起自己的处女作《去山巅呼喊》。
鲍德温是著名美国黑人作家，也是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的同行者，一生都在思考黑人在美国的境遇。在他的诸多作品中，自传色彩强烈的《去山巅呼喊》具有重要地位，鲍德温自称没有童年，继父严苛又伪善，生活赤贫的一家人也无力反抗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在十四岁生日这天经历的精神危机，以及在教堂皈依上帝时遭遇的自我冲突。小说里写的是深入骨髓的父子仇恨，实际上是对非裔美国人的集体挫败与愤怒的隐喻。通过写作这本书，他试图摆脱困扰自己的耻感，也定义着美国黑人“没有平静、没有疗愈、没有忘却”的集体命运。
曹寇是南京的先锋小说家。笔名来自互联网——“草寇”是BBS论坛初级会员的代称，也就是屌丝的意思。他2001年开始写小说，同时也写媒体专栏，功能性的写作不太“名门正派”，却让他的小说语言有了某种口语感和“野生感”。
中短篇小说集《鸭镇往事》写的是曹寇的家乡八卦洲，以及这座江边小镇上发生的故事，比如离乡打拼的女青年、迷恋钓鱼的中年人，返乡的浪子，还有互相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这些故事总有点“后设性”般的冷酷，也有幽默中的温柔：三十多岁的儿子被父亲要求和胖姑娘相亲，儿子嘲讽地说“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其主要功用，就是把你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最后儿子的结婚对象不是胖姑娘，而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女孩，像是逃离开憋闷的世俗，返回到了自由的无意义中——“那些大的东西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只尊重自己是怎么活着的，我看到的那些人是怎么活着的。”
当年轻女孩爱上年长的男人，“性侵犯”和“爱情”的界限在哪里？当两人的社会声望相差极大，“性同意”是可能的吗？
在《同意》中，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讲述了自己在14岁时被50岁的作家G引诱、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魅力四射的G在文化晚宴上结识瓦内莎，声称爱上了她，这让自卑的女孩受宠若惊，逐渐深陷于他那“佛教徒似的瘦削外表”和“超乎寻常的蓝眼睛”。真相很快揭晓，瓦内莎只是众多猎物之一，而在70年代的法国，极端的性解放思潮让人们对儿童性犯罪视而不见，波伏娃与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也签署过联名信，主张“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性关系无罪”。三十年后，当历史的激情退却，瓦内莎才终于看清：“爱情不分年龄，可问题并不在这里。”2020年，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社会的震动，在舆论的推动下，法国政府宣布将性同意年龄设定为15岁，弥补了此前的法律空白。
没有祖国的人也能成为间谍吗？《无国之谍》中的主角们就是如此。他们成长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贫穷社区，既被阿拉伯人视为仇敌，也被以色列人看做异类，即使今天53%的以色列犹太人出身阿拉伯世界，但西方中心主义者仍习惯把以色列描述为欧洲人后代的国家。
以色列裔记者、作家马蒂·弗里德曼写下了四位平民间谍的故事，试图反思上述观点。1948年，他们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帮助建立新兴的以色列国家。与那些力挽狂澜的间谍不同，这四位平民间谍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外表其貌不扬，他们的任务也毫无神秘色彩可言，更多时候是在报刊亭一边向学童出售糖果和铅笔，一边偷听晶体管收音机。然而，正是在这些小人物的努力之下，后来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才得以诞生，并与美国中情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并列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只要音乐能够反映出或者激发起听众的政治判断，就可以说这种音乐是政治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罗宇维写道。而最能传达政治主张、有力动员民族群体的音乐，除了广受民间喜爱的流行乐，无疑就是国歌。
在《歌声中的祖国》一书中，罗宇维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与俄罗斯的国歌为研究对象，意在探讨国歌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比如《天佑吾王》既体现出英国王朝的建立，又在摇滚乐队性手枪的改编之下，变成反对王室的无政府主义歌曲，体现出君主立宪制的衰落，比如《德意志之歌》的歌名就隐喻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帝国幻梦。罗宇维认为，国歌作为一种“浓缩型符号”居于意义之网的中心位置，对这些意义加以解析，便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剖析我们熟悉的国家叙事。
优秀的乐评家需要同时具有两种品质：真诚与辛辣，用这两个词来描述查尔斯·罗森再合适不过，他会坦率地说：“主动听古典音乐不是自然的行为，你为了看上去有修养佯装喜欢贝多芬，直到你突然真正迷上了这种音乐，并在一场优秀的演出中体验到狂喜”，也会讥诮地加一句——“如果你缺乏辨识力，在一场平庸的演出里也能体验狂喜。”
罗森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力巨大的音乐学者，同时也是一名钢琴家，主要关注古典风格音乐与早期浪漫派音乐。本书由他在《纽约书评》的18篇评论合集而成，既不无幽默地回顾了古典音乐的历史，也注意到了21世纪以来古典音乐的发展。除此之外，罗森对乐评同行的锐评也是一大看点，比如用“天鹅绒般”这种通感描述音乐的做法虽然好用，却是一种媚俗；而那些认为大多数人“不适宜”聆听古典乐的看法，则无疑暴露出评论者的居高临下。
在201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英国医学杂志》刊出了一篇文章，推断出医疗过失是美国的第三大死因。这篇文章激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权威医生兼作家的丹妮尔·奥弗里的注意，她发现，与数据统计不同，虽然偶尔会在医院走廊上听到过失致死的例子，但是这一领域几乎无人关注，毕竟“成功叙事”是医学界的主流，谁也不想把丑事摊开。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就有住院医师记录了198名患者身上发生的240起不良事件，约有20%的患者遭受了由医疗护理引起的伤害，这并非单纯的无心之失，而是与医院森严的等级制度、傲慢的沟通文化有关，而这些本来可以避免。奥弗里投入了数年时间写作这本《当医疗出错时》，她一边梳理历史，一边与医护、患者以及法律界、公益界人士进行访谈，再现了失误酿成悲剧的真实故事，最后也为医学界给出了革新建议，并教给患者和家属怎样和医疗系统打交道才能保护自己。
如果在纽约放生一只霸王龙，它需要每天吃多少人来维持能量摄入？如果月球和地球之间有一根滑杆，从月球滑到地球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太荒诞了，几乎没人能够回答，兰道尔·门罗却一直致力于“严肃地回答不严肃的问题”。
物理专业出身、曾在NASA当过机器人工程师的门罗在2006年成为全职科普漫画家，拥有物理、天文、生物、数学、历史、人口学等各种知识储备，可谓全能的“科学怪咖”。在前作《what if？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大受欢迎之后，他于今年出版了续作《What if？2》，继续接招粉丝抛来的脑洞问题。虽然有人读完可能惊呼“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但是门罗却为其辩护道：光是知道它们，不就已经足够有趣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