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北大文科毕业学生与教职员合影

北大开学的第一周，网络上已经开始发布北大各个院系的课表，想起北大人常说的老话——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有大师之谓也。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作此论断，如今八十年倏忽而逝，这句话竟然成了当今中国大学教育心口的疾痛。

一边看着各大高校风格迥异、气派别样的大楼鳞次栉比、拔地而起，一边听着“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大师”的赧然天问，如今的中国大学生已经习惯了满怀敬意和遗憾地送走上个时代的卓绝大师，并满怀焦虑和失望地企盼着这个时代的“大师”开嗓。当我们重新拿起民国二十三年的那张北大课表，满握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重量，我们才会明白一所大学何以撑起民族的命运，我们才会不再逢北大人必问：北大到底大在哪里？

一张民国二十三年的北大课表

作者：陈平原

梅贻琦（中）与胡适（左三）

自由选课：鼓励多选外系课程

手头有一册《（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乃当年校方印刷的宣传品，供学生选课参考用。翻阅半个世纪前老北大的规章制度，既感汗颜，又多启悟。看了以下引录的课程表，发布“今不如昔”之类的感慨，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我更希望的是，略为引申发挥，谈谈大学改革之艰难。

最先引我关注的是，1930年代的北大，并未因炮火临近而苟且教学，其课程设置的完备与教师阵容的强大出乎想象。以我比较熟悉的文学院为例。其时的文学院，包括哲学、教育、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史学等五个系、除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基本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主要课程由各系自行安排。当年北大施行的是学分制，学生选课有充分的自由。不过，各系均要求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五系之中，气魄最大的还属哲学系。请看“本系简规章”：

本系为探究哲理，融汇东西思想之设置，内容广博，门类滋多，凡百学说，如文、史、政、法、数、理、生、化等，苟有涉猎，均与本系有裨；故在修学上，本不必专选任何科为辅科。但为学者个人需要计，可任选本校所有各科之一为辅课。

由于担心学生选本系课程过多，选他系课程太少而导致“常识不足”“难受触类旁通。彻底解悟之效”，哲学系甚至规定学生除本系课程及共同必修课外，“宜选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一门”——这比其它系仍在本院课程中打转，又前进一步。

1922-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

中国北大留学生与蔡元培（前排中）合影。

课程表：一个时代的大师名单

至于任课教师的阵容，我想只需把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全部抄录下来，不用多加解释，便可一目了然。

中国文学史概要：（文学院长、国文系教授兼主任）胡适

中国文字学概要：（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

中国音韵学概要：（国文系教授）马裕藻休假，（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代授

作文附散文选读：（国文系讲师）冯文炳

语音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语音学实验：（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语言学：李方桂

中国古代文学史：（国文系教授）傅斯年

中国中古文学史：（国文系教授）罗庸

诗经：（国文系讲师）闻一多

先秦散文：（国文系教授）郑奠

汉魏六朝诗：（国文系教授）黄节

李白与杜甫：（国文系教授）罗庸

宋词：（国文系教授）罗庸

近代诗：（国文系教授）黄节

词史：（国文系讲师）顾随

戏曲史：（国文系讲师）顾随

中国小说史问题：（国文系讲师）马廉

传记文学研究：（国文系教授）郑奠

中国文学批评：（国文系教授）郑奠

古文字学导论：（国文系讲师）唐兰

甲骨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

钟鼎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

中国文字及训诂：（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

中国音韵学－古音考据沿革：（国文系名誉教授）钱玄同

中国音韵学－韵书系统：（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

中国音韵学－等韵图史：（国文系讲师）赵荫棠

中国音韵学－音标运动：（国文系讲师）赵荫棠

中国音韵学－高本汉之《中国音韵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中国音乐学－方言研究：（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

校勘学及实习：（国文系讲师）刘文典

古书读法距离：（国文系教授）郑奠

诗词试作：（国文系教授）罗庸

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国文系讲师）冯文炳

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同学选修之课程：

中国思想史：（哲学系讲师）容肇祖

西洋哲学史：（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张颐

普通心理学：（教育系教授）樊际昌

英国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梁实秋

日本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

中国上古史：（史学系教授）钱穆

魏晋南北朝：（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

宋史：（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

辽金元史：（史学系教授）姚士鳌

明清史：（史学系教授）孟森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

西洋十七八世纪史：（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

西洋十九世纪史：（史学系讲师）刘崇鋐

金石学：（史学系名誉教授）马衡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史学系讲师）向达

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上之新发现：（史学系讲师）向达

希腊文明史：（图书馆长兼史学系教授）毛准

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右三）、

胡适 （右二）、蒋梦麟（右四）在一起

教育改革：大师辈出可否重现

不管是本系还是外系，上述所有开课的教员，几乎都是当年某一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不能说今日学界无贤人，也并非上述诸君的学问无法超越；而是当今中国，无论哪一所著名学府，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都排不出这么一张课程表。要求所有课程的主讲者，没有一个滥竽充数，这比开列若干“如雷贯耳”的名人要困难得多。

与今日的教书先生截然相反，1930年代的大学教授课程多，收入高，生活优越，但很辛苦。据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因为，由学校发聘书的专任教授，月薪一般在三百元以上，像谢国桢这样在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或者像鲍文蔚那样租一个独立小院子，雇两个女佣和一个厨子，外加一部崭新的包车，实在不算稀奇。谭其骧为书写的代序，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其时的读书人如何应付吃馆子、听戏两大享受：“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块二”。这就难怪邓先生要大胆立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教授薪水高，自然便于吸引人才。当年的北平，人文荟萃，学人间切磋学术，相接甚欢。只可惜抗战军兴，如此景象一去不返。在炮火连天的映照下，教授的面孔日渐苍白。再经由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90年代的“生产自救”，教授们的“娇”与“骄”二气早被打磨殆尽。今日品读前辈的文章，已近乎过屠门而大嚼。

听多了牢骚、呐喊和许愿，在读读“一览”及相关回忆录，更惊叹高校改革的“任重而道远”。政府对教育投入太少，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高校的人浮于事，甚至不乏滥竽充数者。大学校园里基本上没有监督和竞争，也没有淘汰和奖励，大家都过着清贫而稳定的生活——谁都明白，这并非最佳状态。

大学的改革步伐，明显落后于其它各行各业。现有的近乎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迟早会被取消。高待遇，大工作量，必定是日后大学教授的命运。问题在于，即便政府同意增加办学经费，以目前各高校的人员构成，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改革的步骤，可能是先“裁员”，而后才考虑大规模增加工作量和薪水。

既是斗转星移，也就不好乱打保票。即便对北大充满信心的人，大概也不敢轻易断言：到了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我也能开出一张让今人和后人均“无可挑剔”的课程表。

蔡元培先生的任命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