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有人拿《水浒传》与英国的侠盗罗宾汉的故事相提并论，或是说《水浒传》是中国的罗宾汉，或是说罗宾汉是英国的《水浒传》。文学评论家孙述宇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水浒传》并非当代批评家燕卜荪（W. Empson）所说的“田牧文学”（pastoral）。所谓田牧文学，其特点在于以田夫牧人为题材的作品，既不是田夫牧人创作的，也不是供给田夫牧人欣赏的。人们过去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田牧式”的强盗文学，是类似罗宾汉的侠盗故事，事实也是如此吗？

孙述宇在《<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一书开篇即分析道，《水浒传》的特色之一是好汉要钱，而侠盗故事中的好汉照理来说是不要钱的，即便要钱也是劫富济贫，不会像梁山好汉那样劫财为己用，在劫掠过程中还大量杀生甚至残暴虐杀——作者一般不会想要把丑行加诸英雄身上，但此处却如此不讳言杀掠，只因这位作者不将之视作丑行，孙述宇得出结论，作者也只可能是行为类似的强徒。

《水浒传》的另一特色便是对女性的态度，“《水浒传》的语调对女性可说是毫无敬意，但所鄙的只是她们的德行，不是她们的才智……作者非常不信任女性，他说她们很危险，很不可靠，读者老是听见男人吃了女人亏的故事……”为什么水浒传对于女性的态度如此厌恶，且反复彰显这一厌恶与排斥？为什么忠义堂上的英雄一个个都远离女性、恶待女性，如此不自然却一次次呈现同性质的事件和情景？在《<水浒传>的诞生》一书中，孙述宇专辟一章《红颜祸水》，为我们揭开了这部名著背后针对亡命观念的强人宣传艺术。

祸水

《水浒传》对女性的观感，过去并无很好的解释，因为大家都不小心察看事实与仔细分析，只笼统称之为歧视与偏见，继而便做出颇不审慎的社会学与文学的解释。社会学的解释认为这种偏见的成因，是由于中国往日的社会以男性为主，对女性并不敬重；文学的解释则以为中国文学有鄙视和憎厌妇女的传统。这两种解释实在都没有什么道理。首先，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相信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必会自然而然地像《水浒传》那样诟骂妇女。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妇女不要捣乱破坏，希望大家同心合力使社会能维持下去，因此必定会设法导诱她们遵守秩序，所以过去中国与欧洲的社会都给予妇女相当的地位（大致上是与丈夫的社会地位相应的），并且大力褒扬她们贞节服从之德，而从来没有听见像《水浒传》这样对她们横加污蔑的。

至于中国文学，我们遍查史籍发现远溯《诗经》《楚辞》，在这广阔的源流中，除了水浒文学这小小的一支，都没有敌视妇女。我们的诗人有各种以女性喻言男子的习惯，而“逐臣”之情抒呀抒的，就变成对“弃妇”的欣赏了。把美女捧到半天高的《红楼梦》，倒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因为那种把女子美化了来赞叹的态度，在《西厢》《还魂》等名剧中都已见得到；《水浒传》敌视妇女，继承什么传统？《水浒传》以前有哪些文学作品是敌视妇女的？

还有些人半认真地把这种态度归诿于作者的个人际遇，猜想他也许吃过女人的亏（那女人想必是姓潘的了？），也许是性无能，有不正常的心理。这样去猜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水浒文学中，除了《水浒传》，现存的几本元代水浒杂剧，对女性也很不信任：六本剧中，有四本演淫妇勾结奸夫构陷本夫，在其余的两本里，男人也因女人而吃苦头。我们总不便说这四位或六位作者都有变态心理。依我们看，像水浒文学所表现的对于女性的猜疑，用法外强徒的亡命心态来解释最妥当。厌弃女色的倾向，在为了一己生命而焦虑的人当中是很常见的，渴望永生的僧侣修士如此，与死亡为邻的草泽萑苻亦如此。过去的强盗有“阴人不吉”的迷信，又有“劫财不劫色”的道德戒条，并不是没来由的。（当然，盗匪与士兵都会强暴妇女，但那种事情总是发生在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我们相信水浒故事是法外强徒所作，他们创作的目的，既为娱乐，也为教育。任何战斗队伍都希望成员远离妇女，因为妇女会销蚀他们的作战意志，延误行动，增加泄露机密的危险；反之，不接近妇女的队伍，作战效率高，与地方民众的关系也容易好。因此，《水浒传》对于女性不仅流露出厌恶之情，而且着意攻击。听故事的人会觉得女人危险得很，避之则吉。从前中国的社会鄙视女性，认为妇人既无见识，又无能力，又无胆量；《水浒传》倒并不这样鄙视她们，小说中的女人在心计与行事的胆量方面全是男子汉的匹敌，甚至梁山上的大英雄，只要稍不留神，就栽在她们手里。

《水浒传》中女人的故事，差不多必定讲到男人吃亏。宋江名满天下，江湖拜服，但除了吃阎婆母女的亏，又曾被刘高老婆恩将仇报而陷身缧绁。第二好汉卢俊义，差些儿让妻子贾氏害死。史进与安道全被娼妓出卖；雷横被歌女白秀英害苦。潘金莲鸩了武大，武松若德行与武功稍差，就会毁在她手里；同样，若不是石秀机警，潘巧云送杨雄一顶绿帽，还会害了他命。孙二娘是梁山的人马，但手上也不知沾了多少英雄好汉的血：武松没有吃亏，只是由于他天生神勇，而且谨慎得出奇；鲁智深捡回一条命，是因为张青及时回到家里。甚至林冲，一身本事，娶到的妻子又贤良，却也因她而弄得流离失所，三番几次差点儿送了命。作者很努力制造“女人祸水”的印象，防闲女性的动机清楚得很。

新的英雄

郑振铎曾说：“中国英雄是妇女憎厌者。”这句话说得不够小心了，我们分析过，在中国文学广阔的领域内，除了以《水浒传》为首那些由强人创作传讲的少数作品，并没有憎恶妇女的突出表现。在水浒故事出现之前，中国也不闻有英雄不好色之说。换言之，强人宣传家并没有继承一个憎恨妇女的传统，而是在努力创造出一种防闲女性的态度来。

照理这工作会遇上不少困难。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当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汉子不再冻馁之时，只要危险不在眼前，叫他们禁制性欲恐怕不容易。“英雄”不同“圣贤”，要做“圣贤”，当然得要打算有所不为；反之，“英雄”之所以引人艳羡，正在于他可以满足各种恣纵的欲望，可以满足他的自我，倘若要禁戒女色，那就少了很多满足了。历来美色都是大丈夫的一项重要报酬，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有姬妾，历史上的名人有名女人为伴，汉高祖有他的戚夫人，项羽有他的虞姬，孙策有大乔，周瑜有小乔。就在这些三十六人故事开始流传之际，韩世忠截击金人于黄天荡，在战船上把鼓敲得咚咚响的便是他的夫人梁红玉，她原是京口的名妓。这时说英雄不要美人，大家就肯相信？

可是宣传家接受了任务，就一往无前地编造故事，描绘出一个新的英雄世界来。在这个新世界里，做英雄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不好色”。不能作战取胜，或者不讲义气固然不是英雄；若是“贪女色”，也“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评王英之语，在第三十二回，第504页）。忠义堂上的好汉十九都够得上这个条件。为首的天王晁盖，除了“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又“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200页）。这样理想的亡命汉子，难怪弟兄们都尊他为老大哥。晁盖下面的宋江，依照小说的解释，也是个不好女色的人。再下来，卢俊义虽有妻子，但那个贾氏出墙，正因为卢先锋只爱枪棒，于女色上头并不着紧。公孙胜是个干干净净的道士，持戒谨严，否则法力不会那么好；吴用心计最多，不过只用在亡命行动上，从不向情色那边动念头。再下来是那一大群狮虎貔貅，个个都有一身坟起的筋肉和水牛大小的力气，然而他们要纵欲，也只限于大吃大喝而已。武松初到哥哥家中，嫂子潘金莲一见便动了情，心想“大虫也吃他打了，必然好气力”：这愚昧的女人不知道大英雄的气力是只用来打老虎和杀人的。武松和李逵这些莽汉似乎对男女之事特别厌恶，不仅自己不屑为之，甚至在山间野外路见苟且之行，也会疾恶如仇，把“狗男女”拿来开刀。李逵那回跟随戴宗去取公孙胜来破高廉，得罪了罗真人，戴宗为他求情，对罗真人说，这个铁牛虽卤，但也有好处，其一便是“并无淫欲邪心”。的确如此，这个黑旋风虽然凶猛异常，但在性生理方面却像个尚未发育的小孩。别的好汉也差不多。

宣传家还收拾了不少前人的“后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开头在各处传讲，内中有些并不那么洁净，现在宣传家想要加一种清教徒精神于其上，便须把那些不洁故事处理一下。比方那位“风月丛中第一名”的浪子燕青，从前一定有比较香艳的故事吧？宣传家大刀阔斧把它们删去了，现在在书中只见他品行端方，连倾国倾城的李师师也勾引不来。宋江与妇人姘居之事，于他的英雄首领形象有损，本应删掉才是，但大概阎婆惜的故事传得太广了，谁来讲宋江都不能不提这一笔，宣传家于是修改故事的细节来替宋江洗脱。我们今天读《水浒传》，看见宋江原来并不好色，他与婆惜发生关系，皆因他乐善好施，看见婆惜父亲阎公客死他乡，怜而舍给一具棺材，而那寡妇阎婆一方面是感激，一方面又冀望得到赡养，便硬把女儿给了他。这故事在《宣和遗事》里不是这样的。《遗事》并无阎家受宋江厚恩之说，只谓阎婆惜是个娼妓，宋江当然就是个嫖客，后来婆惜“与吴伟（相当于《水浒传》中的张文远）打暖”，原因恐亦不外是“鸨儿爱钞”或“姐儿爱俏”。而宋江吃醋得很厉害，“一条岔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两人一起杀了（《遗事》元集末尾）。再如今本《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没有破色戒的，他的“花和尚”绰号中的“花”字据说是来自身上的花绣，而非因为他“采花”；但宋时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中说他“酒色财气，更要杀人”，表示他没有守这条戒。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会自自然然地把美的东西视为好的东西。在儿童故事里，善良的仙子长得美，邪恶的巫婆长得丑。水浒故事所要灌输的“红颜祸水”和“英雄不好色”，都是不自然的观念。我们的宣传家对此一定很了解，很知道事不易为，于是他们加倍用力。他们拿出很有效的宣传方法，一而再、再而三讲述同性质的事件。他们的语气始终是据事直陈而且斩钉截铁的，从不说些求谅解的话，从不容许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他们不让人家用比较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强迫人家用他们的标准。小说讲道，英雄就是这样的，李逵没有欲心，鲁智深不近妇女，武松不怕色诱。“英雄不好色”的命题不但出现在叙事的层次，而且成为理由与前提，是创作故事的材料。林冲之上梁山，起自他不爱与女人作伴，他自己跑去欣赏鲁智深耍禅杖，欣赏得高兴时便与那花和尚在菜园里结拜起来，一直丢下妻子不顾，由她独自在庙里进香，所以高衙内才有机会去调戏。杨雄与卢俊义上山，都是被不贞妻子迫成，而妻子出墙，却又正是由于这两条好汉只爱武艺而不爱女色。宋江姘居之事也关联着不好色来叙述：宋江杀惜是由于婆惜别恋而威胁他，婆惜别恋则又是宋江不近妇女的结果。这些故事前后相接，滔滔不绝，把任何抗议的声音都淹没掉。讲者在“丐词”吗？当然是的，那正是宣传的要诀。据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那真是一语道破《水浒传》宣传的三昧。

听众怎样接受这些故事呢？一般来说，非常地好。我们看见名学者郑振铎真以为“中国英雄是妇女憎厌者”，可知宣传成功了。几百年来，没有什么人疑心《水浒传》与亡命汉的教育工作有关。这里头有个原因：从前人听英雄故事，比我们今天要老实得多。他们用一种虔敬之心去听，不会随便啰唆打岔。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嫌故事不真实，而所谓“不真实”有时是指违反科学定律，有时却只是说不常见或者不正常，换言之，是不合我们常人的尺度。从前的人不会这样来反对的，他们会觉得英雄当然超逾我们常人的尺度，否则还算什么英雄呢？英雄故事里的事，不必是听众见过的。谁曾见过山中杀虎与长堤斩蛟？谁见过倒拔垂杨柳？但几百年来水浒听众都像鲁智深身旁那群泼皮一样，敬佩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花和尚把一株大杨树——树大得上头的乌鸦巢须用梯子才能除去——连根拔起。现在水浒宣传家要求听众再去相信英雄有逾常的精神力量，能守常人难守的道德，听众当然也可以相信。如果武松在景阳冈酒店中喝下数倍常人之量的烈酒“透瓶香”可信，如果他在冈上赤手捶死一只吊睛白额虎可信，难道他抵挡住潘金莲和孙二娘的诱惑就不可信？水浒听众不会觉得这种要求过分的。他们听这些新英雄故事时，还得到道德感的额外满足。

为亡命行动服务的艺术

不好色的大英雄与貌寝的贤良妇女都是勉强创造出来的观念，亡命宣传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自然的观念，我们说过了，是以为英雄应当与美人匹配，并以为美貌妇人比丑陋妇人贤良。北宋时大文豪苏轼在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种感觉倒是非常自然：周瑜的雄风英气由美人小乔——在“初嫁了”的时候——衬托出来。但是这位顾曲周郎不是听水浒故事那种亡命汉子。他是个贵族，有学问与见识，能够组织与指挥，还有家财和社会关系可动用，换言之，有做事业的各种条件。他是个领导人，稍微纵欲还可以。项羽与虞姬的情形亦差不多：虞姬是项羽做了一番事业后得到的报酬，是他英雄形象的采饰，不是帮助他挣扎做事的伴侣。水浒故事中的新英雄，是宣传家给未曾成功的亡命徒众做榜样的。这些徒众也许是南宋初年那些称为“忠义人”的华北民军，但更可能是这些人蜕变了的后继者，他们也许对赵宋皇朝的感情已经渐渐淡忘，只是受不了金人或元人的压迫而啸聚山林，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奋斗求存。他们没有智识与经验，两手空空，除掉一身气力和一股决心，可说是一无所有，他们须把一切都投进斗争之中，才有成功之望。宣传家对这些人说，最好是不要娶亲，否则也要娶个“虎狼妻”，娶个粗粗丑丑、能干活、敢犯法、肯杀人的女同志。

现代的革命家常常说“一切为了革命”，水浒宣传家的格言是“一切为了亡命行动”。男子汉为了亡命行动，彻底地便牺牲家庭；即使不那么彻底，也须准备抛弃男女之乐，不求女性温柔体贴的慰藉。妇女为了亡命行动，或是要牺牲名誉，背负淫荡寡德种种恶名；或是牺牲性别，像顾大嫂那条母大虫那样，变成与男子无别。

编造故事的宣传家自己也牺牲，牺牲的是他们的艺术。也许比较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大家以为通俗小说的水准不外如是，《水浒传》已经比别的作品高了；但依我们分析，水浒故事的作者中有很有才能的，而且还是在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手段，这些故事没有能够写得更好些，实在可惜得很。在现在的小说里，好汉们被刻画得很肤浅，他们有气力和武艺，很勇敢，很够朋友，但此外便没有多少人性内容了。他们结义结得很急，讲究同志之爱，于是抛掉了家庭伦理；他们很少反省，从不后悔，连恐惧与顾虑都几乎不会——所以出一个会恐惧会顾虑的林冲，便显得很不正常，很奇怪似的。林冲常常心存疑惧，那是由于他的故事着重写迫害。（他若是武松那样的铁汉便无从受迫害。）梁山上一群彪形大汉，个个力大如牛，然而在性生理与性心理上却是未曾发育过的。小说中的妇女也令人惋惜，她们的人性与女性从没有比较完整的描写。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分析过，作者原是很会写女性的。清初的金圣叹曾叫读者注意潘金莲怎样一声一声叫着“叔叔”，那的确是很动人心魄的呼唤，潘金莲会这样呼唤，表示作者深知男子汉心里有怎样的寂寞，这种寂寞又是如何地除却经过两性关系便难以消除。但是作者只写到此，不再写下去。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孙述宇《<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注释从略，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