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伪作说起源于1930年代，并在1980年代掀起激烈争论。正反双方都有知名学者，且他们的论据都有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一争论本身就是这首词在当代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证明。
杭州岳庙（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电影《满江红》持续热映中，社交网络上流传出看完电影激动不已的观众在电影院中激情澎湃朗诵《满江红》的视频。《满江红》既是这部电影的标题，也是电影中推动剧情高潮的重要工具，而“这首词到底是不是岳飞所作”的问题也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热议。
实际上，《满江红》的真伪在1980年代就在学界内部有过一场大讨论。《满江红》伪作说起源于1930年代，并在1980年代掀起激烈争论。正反双方都有知名学者，且双方论据均有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一争论本身就是这首词在当代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证明。
第一位指出《满江红》可能是伪作的学者是民国语言学家余嘉锡（1884-1955）。1937年，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两条论据：第一，岳飞之孙岳珂编纂《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没有收录《满江红》；第二，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十五年（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而在此之前这首词从未有任何记载，埋没数百年突然在明代中叶出现，颇为可疑。
1962年9月16日，词学大师夏承焘（1900-1986）在《浙江日报》刊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继续推进伪作说的论证。夏承焘指出的疑点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认为，岳飞伐金曾直捣黄龙府，黄龙府在如今的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位于甘肃省河套之西，南宋时该地区属于西夏，而非金国。“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夏承焘认为《满江红》的作伪者是赵宽，而真正的作者则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杭州岳坟刻碑的时间恰好是明朝打败鞑靼人、收取河套地区的五、六年后，这次战争的指挥者是王越（1426-1499）。王越进士及第，颇具诗才，而且只在他统领军队之时才有争夺贺兰山的事实。
1980年，学界掀起了讨论《满江红》真伪的热潮，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都发表了相关文章。当年9月10日，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孙述宇在媒体上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化用了自己事迹的典故，自夸颇为“匪夷所思”，然而拟作者根据这些人尽皆知的史料写出这首词倒不难；第二，《满江红》慷慨激昂，是一首英雄诗，但英雄诗是做不到英雄的诗人向往英雄而创作出来的。
同样认为《满江红》是伪作的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学者徐著新，他的文章标题非常直接了当——《不是岳飞的满江红》。除了继承余嘉锡“这首词宋元两朝都不见于世”的观点之外，徐著新在文中还增加了三条证据。
综上而言，否定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理由大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从这首词出现的时间和流传情况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明代以后的伪作；第二，从这首词的内容、风格和情感表达来看，它也有不符合岳飞本人性格和所处时代语境的地方。
伪作说支持者提出的论据被持相反立场的学者一一反驳。首先，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原主任喻朝刚都认为，《满江红》未被《金陀粹编》收录，不能作为它是伪作的决定性证据。喻朝刚指出，岳飞被害时，家中被查抄，文稿多已散佚，在编纂《金陀粹编》时，岳珂就承认《岳王家集》是不完整的。邓广铭提醒我们注意，南宋人赵与时编写的《宾退录》中记载了岳飞的《题青泥市萧寺壁》：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这首诗岳霖、岳珂都未收录。既然有岳霖父子遗漏的实证，那么不排除他们也没有收集到《满江红》的可能。
《满江红》为明代伪作的观点也疑点重重。喻朝刚认为，弘治十五年杭州岳坟刻石立碑，是当时文人圈子中的一件大事，西湖又是游人如云、文人荟萃之处，掩人耳目造假的难度太大。如果《满江红》真的是赵宽作伪，他首先需要取信当时主持立碑的麦秀、赞助立碑的夏言等人，而更合理的设想只能是麦秀、夏言等人对《满江红》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邓广铭指出，《满江红》中的一些描述与明代的情况非常不相符，如果“踏破贺兰山阙”一句是王越实写，那么前面的“靖康耻，犹未雪”的亡国之语究竟在影射明代何事？至明代中叶，“旧山河”都在明统治者手里，鞑靼只活跃在河套以北地区，“从头收拾”无从说起。
邓广铭还认为，“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不是岳飞在夸耀自己的功名，而是表示无论功名多么大都不足为道，岳飞在《满江红》中反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能看到。邓广铭指出，岳飞在参军之前只是一个佃户，文化水平不高，但投军后文化程度提高非常快，很爱卖弄文才，写写题记。《岳王家集》中收录的一篇题为《五嶽祠盟记》的题记，其中“喋血虏廷，尽屠夷种”一句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意思相同。《家集》收录的四篇题记都包含收复失地、扫清外敌的思想，把这种思想用词的形式写出来，就是《满江红》。
《家集》虽然没有收录《满江红》，但收录了岳飞的另外一首词作《小重山》，邓广铭认为这证明了岳飞确有文学才能：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喻朝刚指出，孙叙宇以这两首词风格迥异为由认为《满江红》为伪作，理由不太站得住脚。喻的观点是，《满江红》作于绍兴八年（1138年）之前，《小重山》作于绍兴八年之后。绍兴八年是南宋初期政治格局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战争形势因为广大军民和爱国将领的努力有利于南宋方面，恢复中原的可能性正在出现，但到了绍兴七年，高宗不顾朝野上下的反对，再次起用秦桧为枢密使，绍兴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从此秦桧独揽大权，清洗打压主战派。因此，《满江红》有“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而《小重山》则有怀才不遇、人单影只的孤寂之感。
关于“贺兰山”的疑问，也有学者认为，它在《满江红》的语境内不是实指，而是文学化、概括性的表述。喻朝刚指出，在南宋人的作品中，常用匈奴、胡虏指代女真侵略者，以天山、青海、西凉、玉门指代失地和边塞。比如陆游就常在诗中用祁连、青海、皋兰、安西、天山、萧关等地名来指宋金边塞，而这些地区都在今日的甘肃、青海、新疆境内，在南宋时期多属西夏之地。陆游当然很清楚，南宋和西夏这时并无战事，只不过使用这些地名来代指被金人侵占的失地。
原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靳极苍也撰文提出相同观点。他以范仲淹的《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为例，指出范仲淹用“燕然”代表西夏的最后巢穴，虽然燕然山在今外蒙古，在宋之北方，而非西夏的实际位置。“为什么人们都不怀疑他们呢？因为都知道这是文学语言，是象征性的语言，是形象语言。”
1986年，《南开学报》（社科版）刊登了李庄临与毛永国合著的《岳飞<满江红>新证》一文，为《满江红》的真实性提出了又一引人注目的新证据。文章作者在浙江江山县收集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在其卷十四《诗词歌赋》中，发现了一首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年）曾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以及祝允哲的和词。这两首词分别如下：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节。
（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仗尔雄威，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祝允哲《满江红·祝允哲公与岳元帅述怀》）
两位作者认为，后世流传的《满江红》是岳飞在自己原本的词作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祝允哲词中的部分表述，修改而成的定稿。
无论真实与否，《满江红》都是当代最家喻户晓的宋词名篇之一。2012年出版的《宋词排行榜》依据历代主要词选的选词情况、历代关于宋词的评点、唱和情况、20世纪宋词研究的相关论文、当代互联网网页链接数这五项数据，分析确定了排名前100的宋词名篇，三甲分别为苏轼的《念奴娇》、岳飞的《满江红》和李清照的《声声慢》。值得注意的是，宋词名篇的影响力往往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满江红》在宋代鲜为人知，在明代排名窜升至13，在清代又降到50名，而如今则是排名第2的宋词经典。
湖北大学文学院学者陆雪在《岳飞<满江红>词接受史探析》一文中分析了原因。宋金时期《满江红》始终默默无闻，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复杂的政治环境抑制了《满江红》的传播；第二，由于长期失传，这一时期虽然有追悼岳飞的诗词，但难见词人唱和《满江红》；第三，宋金时期偏好婉约派的词作，影响了词选者的选词品味。
到了元明时期，明人论词开始出现婉约与豪放并重的趋势，与此同时，从《满江红》出现在杭州岳庙广为人知到明王朝灭亡的这140多年时间里，先后有顾潜、彭孙贻、徐士俊、卓人月、张煌言等十人唱和，极大地提高了《满江红》的知名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追和词人大多生活在明末动乱年代，清人入关的威胁很容易让晚明文人对两宋之际山河破碎的往事产生共情，《满江红》于是成功引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
《满江红》在清代入选词选的数量虽然低迷（只有《清绮轩词选》和《宋词三百首》选入该词），但在创作领域，清人的追和之作颇多，仅顺治、康熙两朝，追和就达13次。陆雪认为，清初追和《满江红》的风气之盛，恐怕与清初文人多为明代遗民有关。另外，清代统治者对岳飞也怀有崇敬之情，岳庙在清代多次重修扩建，乾隆皇帝曾为岳庙题匾“伟烈纯忠”。清廷对岳飞的褒扬不断，也为岳飞词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满江红》的经典地在20世纪真正确立。虽然20世纪以后难见唱和之作，但在文学批评领域，《满江红》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研究文章还是收录该词的现当代词作选本数量都很多。陆雪分析认为，《满江红》的当代经典地位与岳飞爱国英雄地位的确立密不可分——每当民族危亡之时，该词就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保家卫国、抵御侵略的英雄战歌。陆雪指出：
《满江红》的内涵意蕴与时代文化氛围、读者接受心理相契合，是该词具有恒久影响力的关键。每到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首英雄之词便成为激励人们抵御外族侵略、保卫家国的精神动力，契合了抗战时期人们的心理期望。此外，《满江红》词旨鲜明，语言通俗易懂，更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满江红》在新时代成为宋词中的经典，跟契合了大众读者的知识文化水平也有关联。
《满江红》的真伪确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但从上面这个角度来说，即使被证明是伪作，其文学与文化价值也依然存在——当文字与人心相合，就具有了超越时代甚至超越作者本人的强大力量。
参考资料：
王树人. 岳飞《满江红》的真伪之争[J]. 文史博览,2017(6):52-53.
陆雪.岳飞《满江红》词接受史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7):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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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朝刚.也谈岳飞的《满江红》[J].中州学刊,1982(01):84-89.
靳极苍.关于岳飞《满江红》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3):62-65.
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J].文史知识,1981(03):3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