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近日，财新网发布特稿《陈光标：“首善”还是“首骗”？》，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陈光标诉财新传媒，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100万，这个案件的法理却很简单。

这种案件直接涉及两种权利。一边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一边是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所衍生的名誉权。

在通常情况下，第38条为第35条设定了边界：言论自由再重要，也不是无限的，任何人都不得以诽谤、侮辱或揭露隐私等手段侵犯他人的名誉。如果我们披露了关于他人的不实信息，那么即便用意是好的，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新闻媒体也不例外。然而，针对政府或公众人物，法律责任的界定又是另一个标准，因为这里不只是涉及原告与被告的私人利益，更重要的还有广大公众的知情权——显然，谁都想知道陈光标究竟是“首善”还是“首骗”。这一事实并不授权新闻媒体恶意造谣中伤，但确实极大拓展了其报道自由的空间。

1964年，美国里程碑判例“纽约时报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当代边界。以往，普通的诽谤侵权诉讼倒置举证责任，要求被告证明发布的信息属实；只要不能举证，即被判决构成诽谤，后果往往是巨额赔偿甚至坐牢。设想有人揭露官员腐败，但是这类信息的确凿证据一般掌握在政府自己手里，不可能对外界公开。这样，政府只要祭起诽谤诉讼的尚方宝剑，就足以令媒体和公民胆寒，因为谁都不想惹上一个说不清的官司并承担沉重的法律责任。

▲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载了题为“留心他们高涨的呼声”的整版广告，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受到阿拉巴马州伪证罪指控的辩护筹集资金，在广告中提及了一些阻挠民权领袖的行动，但部分内容失实，而且涉及到蒙哥马利市警察。尽管蒙哥马利市民选市政专员L·B·沙利文并没有在广告中被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但是鉴于他的职位，加上他的职责是监督警察部门，对于警方行动的失实批评被认为是对他个人的诽谤。

基于此，“纽约时报案”判决旧规则对言论与新闻自由产生了“冷缩效应”，对于监督政府极其不利。新规则把举证责任又调换过来，而且极大加重了官员的举证责任。官员要控告个人或媒体侵犯了其名誉，不仅要证明报道失实，而且还要证明被告这么做有“实际恶意”。要证明别人脑子里的那个“小九九”，自然是极难的，因而有人断言，“纽约时报案”判决断送了官员的名誉权保护。如果你想进官场，代价之一就是基本上放弃自己的名誉权；你的个人名誉必须给言论自由让路，因为公众的知情权太重要了。

半个世纪以来，“纽约时报案”确立的宪政规则不只是适用于美国，而且也适用于世界上众多宪政文明国家。这是因为监督政府的需要不只是美国一家有，而是所有正常国家的共同需要。人性是普适的，人的行为动机是人性加情境决定的，因而某些制度的必要性也是普适的。人民有恐惧，就不敢监督；没有监督，政府就必然腐败和专横；要有效监督政府，首先必须消除人民的恐惧。“纽约时报案”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实际恶意”标准就是为了让人民以及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的时候，可以远离恐惧、畅所欲言。只有人民的言论受到保护，政府透明和廉洁才有保证。官员的名誉本来也值得法律保护，只是如果这种保护抑制了人民的知情权，就不得不被舍弃。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样的宪政规则，不过那样就得承担拒绝宪政的代价，纵容泛滥成灾的官员贪腐与公权滥用。

▲ 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所著关于“纽约时报案”一书，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

后来，美国最高法院也把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公众人物”，退役官员、影视明星、体坛名将、财团大亨等社会名流都属于这个界别。“纽约时报案”的拓宽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名人也是有名誉、有隐私的，而且如果说做官是自己的选择，成为明星未必全然是自己的选择。尽管如此，公众人物为言论自由让步的理由和政府官员类似。一个健康国家不仅要追问政府的权是否用得正当，而且也要追问名人的名、商人的钱是否来得正当。事实上，权、钱、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公共资源。人民可以把权授予官员，把钱交给商人，把美名送给某个名流，但是有权知道他们是否名实相符。更何况在一个健康国家，社会名流也是青少年楷模，对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公众有权对他们设置一定的道德期待，并知晓他们的真实人格状态。当然，公众不应该对名人的纯粹私人生活感兴趣，但什么是公众需要知道的信息？这条线很不好画。如果窥探名人隐私成了代价高昂的重罪，那么公众需要知道的更重要的信息也不会有人敢于探索。两害相权取其轻，名人的名誉权在公众知情权面前也要做出适当让步，尽管让步多少存有一定的争议。

监督公众人物的理由用在陈光标身上非常贴切，而且不需要多少保留。他应该说是中国慈善业中最有名的人物，而慈善捐赠的道德意涵是毋庸置疑的。陈光标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屡次高调捐赠使他成为中国的道德楷模，而公众显然有权知道他是否真的捐赠过钱、捐了多少。在法治国家，这些信息一般是高度透明的，发现欺诈相对容易，但是在我们这里，往往只有专业记者“穷追猛打”才能找到相关线索。幸运的是，现在终于有一位记者不辞劳苦，系统调查了陈光标捐赠的真相，尽可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即便这个证据链中的个别事实尚待确证，这种深度调查努力也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某些报道失误了，名人自己也不是没嘴；凭陈光标的人气和受关注度，他完全可以发布辟谣声明，用事实为自己辩护，而无需诉诸司法。如果别人一调查自己，名人就可以动用法律武器，“名誉权”就成了恐吓舆论监督的凶器。

当然，即便对公众人物，媒体也应该坚持职业操守，不得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我认为，也不应关注无关痛痒的名人隐私。但财新网所报道的正是大众有理由关注的陈光标慈善行为的真伪，而且报道方式是严谨严肃的，完全没有任何恶意。恰好相反，它是一个责任媒体所应有的职务行为。这样的报道完全处于宪法第35条的保护范围之内，理应免于赔偿诉讼的纠缠与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