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环球报》的“聚焦”团队是美国媒体最老牌的调查报道团队之一。这个仅由几名骨干记者组成的小团队如何撬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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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在全球新闻业普遍式微、挑战重重的当下，一份报纸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么？
2015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影片《聚焦》（Spotlight）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年来，波士顿当地都流传着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传闻，但一直没有证据。本地的一间报纸决定着手调查，由一个名为“聚焦”的四人调查报道团队来负责。调查始于最初的一起孤立案件，记者在大量实地采访和资料查阅之后，确认了数量庞大的受害者。他们又竭力说服曾经代理多起神父性侵儿童事件的律师指证：在数十年间，天主教会波士顿总主教区的教会高层庇护被指控性侵的神父，将他们派到其他教区并纵容新的犯罪；他们还在私下与受害家庭和解，深入司法、政府系统，掩盖案件材料。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了出来，最终牵出87名涉案的神父。由于报道的影响力巨大，涉案神父不得不引咎辞职，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对教会腐败及儿童性侵的相关反思。
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却并非虚构，而是基于《波士顿环球报》的真实故事改编。美国资深媒体人马特·卡罗尔（Matt Carroll）就曾是“聚焦”团队的四位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二十年前那场神父性侵案的调查。他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了26年，专长是数据报道。离开新闻报道的一线之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富有盛名的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从业界转入学界，并帮助新闻编辑室创建可用的工具。如今，他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关注数据新闻、人工智能等多个新闻学前沿话题。
近日，界面文化专访了卡罗尔。采访从“聚焦”团队的报道细节开始，涉及新闻业的许多不同面向。“聚焦”团队作为美国媒体最老牌的调查报道团队之一，是如何选题的？支持这样的调查报道需要什么资源？美国地方性媒体与全国性媒体有怎样的角色分工？数字化时代里的报纸转型该何去何从？新闻业当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界面文化：电影《聚焦》里讲述的故事其实发生在20多年之前。如今再回忆起那个调查报道层层展开的过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卡罗尔：这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我们有一位新主编入职，他的名字是马蒂·巴伦（Marty Baron）。他后来去了《华盛顿邮报》做编辑，一年前刚从那里退休。马蒂上任的第一天，阅读了过往新闻报道。他读到一个叫艾琳·麦克纳马拉（Eileen McNamara）的专栏作家写了关于一名神父虐待儿童的文章，其中提到所有的记录都在法庭上被封存。马蒂好奇，为什么这些记录会被封存？这似乎是对社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这些记录解封。所以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聚焦”报道团队。
就这样，我们开始工作，我们的律师上了法庭，推动这些记录被公开。当我们得到这些记录后，我们开始将记录的副本刊登在报纸上。这些记录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写道，某某神父在他的教区里虐待了小男孩，所以把这些神父转移到另一个教区，不要告诉那个教区的负责人发生了什么。于是这个神父就会被调到另一个教区，他会被安排负责与小男孩一起工作，让他有机会虐待更多孩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令人震悚。
我们采访了许多受害者，其中很多人的生活在他们10或12岁的时候就被摧毁了，有些人染上毒瘾或酒瘾，另一些人设法过上了非常成功的生活，但是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伤害依然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第一篇文章就爆炸式传播开来，在几周内成为了全美关注的新闻热点。
电影结尾有一段情节，报道发出后我们走进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这和实际情况一致。因为很多人一直试图告诉他们的父母、警察或教会，这个神父虐待过我，他不应该再做神父，但是他们的声音被所有人无视了。而突然间，《波士顿环球报》开始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他们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想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首先是大波士顿地区的人，因为他们先读到了我们的报纸。随后，电话从全美各地打来。在几个星期内，电话从世界各地打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不得不增派人手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接电话。
界面文化：这是非常伟大的报道，它首先与你们的勇气和才华有关，不过也能看到，“聚焦”团队被给予了充足的时间和人力资源，能够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做一个调查报道，这是今天许多新闻编辑室不具备的资源，能让许多媒体同行羡慕不已。
卡罗尔：是的。70年代初以来，“聚焦”作为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报道团队，拥有足够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罕见的。在新闻编辑室中，时间一直是个稀有商品。而今天，我认为它可能更加稀少，因为新闻编辑室受到更严重的经济压力，而记者数量也越来越少。
就教会性侵案的报道而言，我们拥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而沃尔特·罗宾逊（Ben Bradlee ，“聚焦”报道团队上级）提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在旧档案中寻找神父被调离教区的模式。于是，我们四五个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个人都翻阅了长达20年的档案，查看神职人员的调动记录，大量的工时和资金花在了同一件事上，但它成功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可能的肇事者名单。事后证明，我们建立的名单是相当准确的。
界面文化：“聚焦”团队是如何成立并发展壮大的？
卡罗尔：1970年代初，有一个记者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遭到黑帮暗杀。[注：1976年6月2日，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调查记者唐·博尔斯（Don Bolles）在凤凰城市区的一个停车场内遭到爆炸袭击，身受重伤后去世。博尔斯也是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网络的首批成员之一。]美国新闻界群情激愤，所有的报纸联合起来，每家自愿提供一到两名记者去凤凰城帮助调查这起谋杀案。对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过程，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很多好的故事，很多记者回到自己的报社后决定继续组建调查团队。这就是《波士顿环球报》“聚焦”团队成立的过程。
“聚焦”团队是目前美国持续存在时间最久的调查团队，从1970年代初直到今天，许多优秀的记者在此工作，赢得了多项普利策奖。直到今天，我还与很多前同事是好朋友，对我来说，在“聚焦”团队工作的六七年是一段奇妙的经历，但这样的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当有人说，我们要调查三个月或六个月，这么长的调查时间必定耗资不菲。在教会性侵案的调查期间，因为故事越挖越深，团队人数越来越大，增加到约10人。马蒂提到过，包括工资和其他费用在内，《波士顿环球报》为这项调查花费了超过一百万美元，那是一大笔钱。
界面文化：那一次的调查就花了100万美元？
卡罗尔：是的，马蒂说只是在信封的背面计算了一下（可能不大精确）。但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这确实会吸引读者。举个例子，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可能会有20个记者出席，那么就会有20篇报道，但这些报道内容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其中一家媒体做了调查，这就是其他人没有的材料，会促使读者选择访问你的网站。因为人们有意愿阅读优质报道，也会为优质报道付费。因此，如果媒体能够投资于调查团队，他们也将受益。
界面文化：电影中有很多你们在工作时查阅纸质档案、手写笔记的场景。随着新闻行业的数字转型，如今这已经是一种很少见的工作方式。团队中大家是如何相互协作的？你在这个团队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卡罗尔：团队协作方面，要使用一套所谓的备忘录系统，记者采访到某人后会写下备忘录；到调查结束时，假设有50个采访，就有50个不同的文件存在那里，负责写报道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些备忘录，挑选出他想写的片段。我们也会和报社其他记者合作。例如，如果我们正在做一篇关于医学的调查报道，会从新闻室里抽出负责报道医学或生命科学方面的记者，他们会把这个人带到团队里。
大多数人都是团队中的通才，我是一名数据专家。“聚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数据人员，我可能是团队中第一位正式的数据人员。但我也是一名记者，也写了很多报道。
界面文化：每天都有这么多新闻在发生，你们团队如何决定哪些故事值得投入大量资源？
卡罗尔：我们想做的是值得投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东西。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完成之后，人们只会评价这篇报道“还可以”，你想听到的是“哇，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故事”。
在开始时可能很艰难，因为无法判断一个故事是否值得时间和精力。挖掘信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做出决定。有时你会说，不，这只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但它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故事，我们就要放弃它。而有时你会说，是的，这是值得的，那就潜下心来，向前推进。
界面文化：有什么具体标准吗？
卡罗尔：希望它有成为重大报道的潜质。我曾参与过一些调查，在两个月或三个月都专注于同一个故事之后，记者也会感到迷失，见木不见林，有点难以拉回来。我们的一些报道比其他报道更成功。有时，我们本来以为很优秀的报道没有什么传播效果，事后想来也许我们本应该做另一个故事？或者也许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时间发布？个中原因很难判断。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聚焦”团队最看重的要点是我们的工作能否让系统做出一些改变。当系统中存在漏洞，而我们让这些漏洞得以修复，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报道。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记者，你个人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
卡罗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简单又艰难。首先，通常情况下，我自己必须对这个故事有相当强烈的兴趣，和我节奏合拍。此外，一般公众中有一部分人会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兴趣。
比如当我做房地产新闻时，我做过一篇关于建筑中使用的胶合板的报道，胶合板质量正在迅速恶化，造成了很多问题。说实话，阅读此类题材的人相对较少，但建筑检查员、建筑商等群体对住宅安全极为关心，这些人对这个故事会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判断这篇报道值得去做。总而言之，有些报道会令利益相关者产生强烈的兴趣，对我来说就是值得去写的，即使我知道一般公众不会太关心这个故事。
界面文化：你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20多年里，看到了什么样的转变？
卡罗尔：当时报纸还是一样实物，每天你走出家门，拾起它，读完它，就结束了。如果你是记者，你出门报道，回报社写作、归档，然后回家。由于数字革命，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记者来到现场，可能要在现场快速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推特或Instagram，然后回到办公室，为第二天发行的报纸写一篇报道。如果情况在这一天内发生了变化，他们可能还得随时更新，所以现在是24小时运作、无休无止。
数字化转型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也完全改变了新闻和新闻编辑室。这有好有坏。我感觉自己完全粘在手机上，每天20次查阅《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页面，就为了跟上最新的新闻。一方面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对记者来说会有点难应付，真正的下班时间不复存在。
界面文化：就《波士顿环球报》而言，它既是一份本地报纸，也积极参与全球趋势，你如何评价它在本地社群调查和全球性报道之间的取舍？
卡罗尔：我认为近来他们往往更关注本地，作为一种商业惯例，这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以本地报纸的体量）要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竞争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也有重大的国际报道。我在“聚焦”团队时，我们报道了教会性侵案，从2002年发表的第一天起就爆炸式传播，此后一直有进展，我前几天刚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天主教会面临更多性行为不端指控的文章。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也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走向国际的本地故事之一。
界面文化：在这种地方性的故事中，地方性媒体是否发挥着更多的作用？你认为地方媒体的区别或优势是什么？
卡罗尔：这是一个真正的本地故事，因为它涉及当地的神父。更重要的是，全美各地的其他新闻机构随即就想到，等一下，既然波士顿出了这种事，那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因此各地新闻机构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到法院去，需要与律师和受害者交谈，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在全美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小城镇都是一样的。教会掩盖神父的性行为不端案件，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最终，这一事件引起全美的广泛关注，是由成百上千的小型新闻机构的当地报道推动的。
界面文化：如果要总结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你认为是什么？
卡罗尔：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入。这不是新闻本身的问题，有这么多容易阅读的东西，在新闻网站读新闻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新闻业正在转型，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们依靠广告赚钱；而现在的模式转换已经变得更加以读者为中心，媒体需要读者来支持他们的网站。这种转变发生得越快，从业者越早弄清楚这一点，并提出可行的前进道路，新闻行业将发展得越稳定。
界面文化：正如你所说，当下的媒体正在变得更加以读者为中心，而随着媒体愈发仰赖订阅者的付费，也可能会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社区媒体，人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这样的媒体是否失去了中立立场。在政治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我们格外需要媒体能够发挥中立的作用，把不同类型的人聚在一起。但是，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媒体报道出现了左右分裂。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卡罗尔：你说的完全正确。如果媒体同时与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交流，完全以中立视角去报道，在大家读完报道之后，每个人都不会完全高兴，但也能勉强接受；广告商也还会来投放，因为广告商不希望愤怒的人对他们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的重点是关注中间派。
但现在，当媒体变得越来越以读者为中心时，最终会形成一个社区，或者说回音壁，会有很多左倾的人自说自话，或者很多右倾的人自说自话。所以，你现在看到媒体公司之间出现分野，变得要么是左倾的，要么是右倾的，想继续在中间做文章就更难了。因为人们想听什么内容，他们就会去那些地方，而中间派似乎没有吸引那么多读者，这绝对是一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对新闻业未来五年的趋势有哪些期待？
卡罗尔：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趋势涌现。很多人在谈论美国的“僵尸新闻室”，一些连锁报业集团拥有很多小型周刊、日报，他们在不断地裁员。到最后，新闻室仍然在发表一些东西，但都是垃圾公关稿件而已，没有真正的新闻。
我认为，随着这些新闻室被掏空，将为年轻的创业记者创办自己的新闻网站提供重要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在科德角的普罗文斯敦发生了这种情况，原先那里有一个百年历史的僵尸新闻室，然后一个新的出版物在离它很近的地方出现了，这家新生媒体在一年之内就获得了比原新闻室更多的订阅者。越来越多的新网站正在出现。
界面文化：在美国，选择去读新闻学院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抱负？近年来是否在新闻业看到了某种程度的人才流失？
卡罗尔：新闻学院一直吸引着那些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喜欢问很多问题、喜欢尝试去改变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空间。过去十年间我见证的向好变化是，新闻编辑部开始想办法重新赚钱，有很多新的网站正在涌现，比如Vt digger、Texas Tribune等，他们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扎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很多新的出版物正在取代老式的、还没能从纸质世界过渡到数字世界的出版物。我看到未来新闻界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