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高晋不得不直面库克的成就，却又无法甘心因循他开辟的道路，反而被他的成就所窒息。时刻处于“影响的焦虑”的别林斯高晋执拗地挣脱出前辈的道路和权威，以至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地成为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
编者按：透过俄国航海探险家别林斯高晋的日记，作者敏锐地发现别林斯高晋之所以最终能发现南极大陆，取得个人事业的巅峰成就，与他的“焦虑情绪”有关，他身上有着强烈的俄国国家身份意识，推动他不断要超越库克船长，超越西欧航海家开辟的航线，为俄国赢得利益荣耀。别林斯高晋近乎偏执的进取精神和自豪感，不啻为近代俄国政治地位的映照。
文 | 卢兆瑜（《读书》2022年12月新刊）
《发现南极洲》是俄国航海探险家别林斯高晋撰写的一部航海日记，记载了他于一八一九至一八二一年率领俄国船队在南半球探险并首次发现南极大陆的历程。日记描写了临行前与亲友同事依依惜别的场景；记录了航行区域的经纬度、风向、气温、水质、水草和动物；讲述了海上暴风雨的侵袭和船员的抗争；报告了船队纪律、人员关系、健康状况；描绘了一系列海岛陆地及其自然景观、植被物种；叙述了与各种土著人相接触的轶事。日记的高潮部分无疑是船队发现南极大陆的时刻——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南极大陆的面目，惊喜、敬畏、赞叹和欢腾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如身临其境。简言之，与近代西方许多航海探险日记一样，《发现南极洲》集合了私人日记和科学考察报告的要素，呈现航海探险家的工作日常和生活体验，也记载了种种新奇事物，揭示未知且神秘的异己世界，从而兼具文学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不过，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是日记中显露出来的一种特别的焦虑情绪。究其实质，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即时刻笼罩在前人探险成就的阴影之下而急欲摆脱的心理。这种焦虑包含个体焦虑和群体焦虑的双层结构，群体焦虑通过个体焦虑表征，两者互相交织：就前者而言，作为航海探险后辈的别林斯高晋感受着前辈航海家——特别是詹姆斯·库克——典范事迹的压迫感；就后者而言，作为航海探险后来者的沙俄国家满是惊羡地面对西欧国家的强势地位。
库克是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航海探险家，也被誉为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航海探险事业的最强者，他在南半球的航海探险成就斐然。诚然，《发现南极洲》还提到了其他航海家，但库克占据的篇幅之多，远超他人之和，似乎在别林斯高晋航行的每一天之中，库克都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事实上，《发现南极洲》在许多地方对库克致以敬意。别林斯高晋常常如数家珍般地指出，哪一条海岸线、哪一座海岛、哪一块陆地、哪一种动植物是由库克最先发现的，而且感叹，正是得益于库克的航海日记，他才免于诸多麻烦。但是，日记的更多段落表明，别林斯高晋意在与这位可敬的前辈较劲。
别林斯高晋数度直言不讳地写道，他并不愿意循着库克船长所开辟的航线前行，而是指挥船员开辟新的航线。每当进入陌生海域而只有库克的航海日记可供参考的时候，别林斯高晋的第一直觉就是绕开库克开辟的航线，有时甚至不得不转个大弯，额外消耗大量时间。别林斯高晋还经常以略带骄傲的口气说道，在库克碰到困难（例如冰山、逆风）而无法前进的地方，他都轻松逾越了。
别林斯高晋还极其频繁地对库克的科学考察数据挑错，乃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一方面，别林斯高晋认为库克的科学数据不完整或失真，于是进行大规模修改，重新描述库克早已描述的事物，甚至遗弃库克的命名法，因此，在别林斯高晋的笔下，库克给予一些鸟类、岛屿和海峡的名称被更换，代之以别林斯高晋自己的新命名。另一方面，别林斯高晋在多个场合中抨击库克的分析方法过于原始和感性。库克的身边人也受到牵连，例如，别林斯高晋曾嘲讽随库克航行的博物学家福斯特在某些见识上跟库克是半斤八两。一般而言，给前辈或同仁的考察数据指错是航海探险事业不断进步的动力，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海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别林斯高晋的做法似是手捧着库克的航海日记，按图索骥一般寻找对方的错误，将其置于放大镜之下严格审查，而每每发现一个可修改之处都兴奋不已。
众所周知，探险队伍的纪律问题、健康问题、与土著人交往问题时刻困扰航海探险家，即便是像哥伦布、达·伽马、乔治·安森、威廉·布莱、布干维尔、乔治·温哥华这样杰出的航海探险家也为此苦恼不已，他们或者面对船员的哗变束手无策，或者面对败血症的侵袭无能为力，或者与土著交恶，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而麦哲伦、库克更是惨死于土著之手，拉帕鲁兹则离奇失踪。相较之下，别林斯高晋刻意凸显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处理技巧，他在日记末尾自豪地宣称，自己航行探险的时间之长，旅程之远，成果之丰硕，损失之微小，堪称超越前人的壮举。
可以说，别林斯高晋南极探险活动本身就是要从根本上证明库克的成就并非无懈可击。原来，库克曾在南极圈附近进行过浅尝辄止的考察，并做出一个著名论断：南极区域无陆地，只有冰山。后面的航海探险家也都奉此为金科玉律，望冰而止，但别林斯高晋却执意挑战陈规，处处挑剔库克。
《发现南极洲》也渗透着浓郁的俄国情怀。每到节日，无论是基督教节日，还是俄罗斯民族节日，抑或沙皇生日，探险船队都要举行俄式庆典活动，为祖国喝彩和祝福；每到新海域，别林斯高晋总要将此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比附于俄国的某时某地，这种深切的思乡之情令人动容。这本日记也显示了作为俄国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开篇就是沙皇和政府部门给予探险船队的指令，要求维护俄国的尊严和荣誉；随着航行的推进，国家的指令变成了船员的自觉感悟。别林斯高晋不断记载，作为一群有崇高追求和使命的人，他们是如何按照国际法规则和礼仪对待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和沿途的土著，赢得他们的尊重和友谊；而他人对于俄国的夸赞会令别林斯高晋极为满足。俄国是航海探险事业的后来者，别林斯高晋路过的许多地方早已被西欧国家所开发或殖民，但是，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统殖民地的颓废，英国殖民地治理的缺陷，暗示俄国的殖民和治理水平更优。别林斯高晋还偶尔对眼前的美丽岛屿或海岸发出感慨——它们竟然不是以俄国人的名字命名，悔恨于俄国的航海探险活动起步太晚。
在近代航海探险文化中，“成就”是决定性要素。航海家都有强烈的成就意识，出海航行必须有所斩获，否则就是失败。从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到詹姆斯·库克、威廉·布莱、乔治·温哥华，他们的航海日记都曾叙述过那种在茫茫海上虚度光阴的无能感和挫败感，令人心酸。毕竟，航海家个人的财富、地位和名誉都维系于此，况且他们多是受国家（政府或王室）的资助，肩负着重任，还要一路经历那么多磨难，绝不能空手而归。各国也急切渴望在航海探险上大展宏图，正是它们赞助了航海探险家，承担了航海家的风险，也分享了他们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航海家带有国家身份标识，他们的事业被视为国家的事业，构成了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航海家由于成就未达预期而遭受政府或王室冷遇，乃至身败名裂，穷困潦倒。
“成就”的意涵也历经变迁。最初，在航海探险“野蛮生长”的年代，成就是与各种新发现密切相关的，但劫掠对手也极其重要，而且更便利。航海探险家和海盗几乎是同一类人，他们在政府或王室的支持下，进行无序且残酷的竞争，甚至常常伪造航海图，以狡猾而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伎俩迷惑对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恶性竞争迫使教皇出面划定“教皇子午线”，瓜分南半球未知世界的势力范围，却引起西欧其他国家的不满：法国王室放言，该协定没有把法国算在内，因此只是废纸一张；英国王室则通过大规模赞助海盗予以回击，并最终导向一五八八年与西班牙的海上决战。
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荷兰、法国的航海探险竞争同样激烈。不过，随着国际法的广泛实践及其观念的深入人心，航海探险竞争逐渐规范化和秩序化，发现等于占有的先占原则得到普遍承认，新发现的“无主之地”属于发现者的赞助国，他国不得侵夺。这种情况下，衡量航海探险成就的标准回归了探险的本质——发现。航海家一旦发现“无主之地”，便可以自行宣布归属权并予以命名，或者像路易十五指示布干维尔的那样，要立即插上王家旗帜以示主权。航海日记的出版也尤为重要，因为当中所标注的航线、区位图、海岸线、动植物标本绘图是确定新发现的关键证据。由此，知识塑造了权利。
航海探险的精神也愈益“学术化”：航海探险家是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前进，为航海探险的知识库积累新材料，而不是恶意诋毁、埋没和侵夺外国同行的成果。对于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的西欧人士来说，詹姆斯·库克的成就实在难以企及，乃至使航海探险事业走向“历史的终结”，地球的整体轮廓已经被科学地描绘出来，即使是在相对未知的南半球，人们也只能循着库克所开辟的航线，或者捡漏或者小修小补。法国王室就曾鼓励自己的航海探险队，即使取得的成就无法比肩库克，也要勇往直前。西班牙航海家马拉斯皮纳则宣告：“航海家已经发现地球上绝大多数遥远角落之间最安全和最短的路线，再做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会招来鄙视……库克船长的航海技术高超，他对新发现地区的描述准确无误，这让我们再次叹为观止。我们抛开了任何有关于发现的想法，而承担起改进原有错误的责任。”（奈杰尔·里格比等：《太平洋探险史》，山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此即别林斯高晋开展南半球航海探险时的行业态势。具体来说，航海探险的成就仍然关乎航海家个人的财富、地位和名誉，也关乎国家的软实力，但成就与其说是被定义为惊天动地的新发现（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不如说是助推一种渐进式积累。事实上，别林斯高晋也十分熟悉航海探险的历史和现状，他在日记中对于许多掌故和轶事信手拈来，也与西欧同行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和浓厚的友谊，当他率领船队经停伦敦时，曾随库克进行航海探险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甚至将珍藏的航海资料和图表倾囊相授，更不用提及许多同行精英所提供的物资、技术和知识帮助。换言之，别林斯高晋就是这个航海探险群体的一员，他分享着他们共同的知识范式。
但俄国人的身份意识决定性地影响了别林斯高晋的职业追求。彼时的俄国正处在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享受着有史以来的荣耀地位——多亏了它的力量，欧洲才摆脱拿破仑的霸权。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这个时代的俄国精英都具有强烈的俄国意识，极其关心祖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但他们也带有沉重的文化自卑感，因为世界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一帮被孤独的独裁者统治、只擅长镇压其他更自由开化民族的蒙昧野蛮人。航海探险就是一个让他们感到相形见绌的领域：他们的起步晚于西欧国家数百年，而且还主要集中在北冰洋区域，始终不温不火，因此，现在他们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去证明他们够格参与这项事业，与“更文明的”西欧并驾齐驱。
这些因素导致别林斯高晋的“影响的焦虑”。虽然这个时代的普遍看法是，航海探险的成就已经趋于扁平化，航海家只能因循已开辟的道路积攒一点一滴的成就，但他不愿意如此平庸，否则便辱没了俄国航海家的使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前辈强者——特别是库克——的成就倒是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压迫感。别林斯高晋不得不直面库克的成就，却又无法甘心因循他开辟的道路，反而被他的成就所窒息。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影响的焦虑”反映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即儿辈对于父辈辉煌成就的赞叹、嫉妒、恐惧和超越。别林斯高晋就是如此，为了自己和祖国，他要成为超越前辈的新的强者。最终的事实是，时刻处于“影响的焦虑”的别林斯高晋执拗地挣脱出前辈的道路和权威，不畏艰险地进行探索，以至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地成为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
（《发现南极洲》，[俄]别林斯高晋 著，杨翠红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