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着人们的最痛处，罗氏是做天使还是魔鬼，就是它的一念之间。
文|砺石商业评论 金梅
如果说罗氏集团（下文简称“罗氏”）拿到了制药业发展的剧本，肯定会有人相信，从创立起它几乎一直稳稳地站在制药业即将发生的未来。纵观125周年的发展史，它似乎总能快人一步，率先开启工业化、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
从莱茵河畔的小肥皂厂，到全球诊断领域排名第一、全球肿瘤领域排名第一、移植学和病毒学领域的领先者、全球生物科技领域排名第二，罗氏集团的成绩单足够惊艳。
作为全球投入大量资源在研发上的企业，罗氏的科学家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奖。2021年，在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15家药企中（Endpoints News发布The End points R&D15榜单），它以157亿美元研发投入（销售占比23%），蝉联第一。
站在科技的最前沿，握着人们最痛的痛点，罗氏同样在天使与魔鬼的天平上不断摇摆……
霍夫曼·罗氏和妻子经营着一家生产肥皂等商品的工厂，他们用自己的姓氏Roche命名了工厂。1896年，他们推出了抗菌消毒剂Airol，进入了药物生产领域。
时值工业革命，但很多药物都在小作坊中加工，霍夫曼早早就预料到制药的未来属于工业化的品牌企业，效力和质量统一的新药才能征服用户。他不但意识到了专利的重要性，瑞士有限的国土面积，还让他们一早就开始放眼国际市场。
罗氏的药剂师Carl Schaerges与化学家Emil C.Barell率先在甲状腺提取物中发现了碘，成为罗氏取得的首个发明专利。有了第一个专利产品之后，罗氏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明晰：研发新药物，获得专利，在保护期内尽量占据市场、形成品牌效应。
1898年，罗氏推出自主活性成分Thiocol的非处方止咳糖浆，这款橙味糖浆瞬间大获成功。1904年，罗氏制药从洋地黄中提取了洋地黄苷，用来治疗心脏病。这两款药成为罗氏初期的摇钱树与常青树，不但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吸金时间还长达60年。
1905年，罗氏开始了全球化扩张，将所有的制造业转移到位于德国格伦扎克的工厂以扩大生产。到1914年，罗氏在巴塞尔、格伦扎克、米兰、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伦敦、纽约和横滨都拓展了业务。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工厂在德国的罗氏遭受了破坏性影响。
法国人认为罗氏亲德，对它展开抵制；德国人则怀疑它向法国人提供产品，开始抵制；英国人还怀疑它为德国生产毒气……里外不讨好的罗氏，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没人说得清。1918年俄国革命爆发，罗氏超过107万美元的账款无法收回。
除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业务打击，1920年创始人霍夫曼辞世，让罗氏的处境雪上加霜。
好在在新总裁的主导下，罗氏在巴塞尔建立了一个工业实验室，用于开发合成工艺，跳出了此前单纯做提取药物的藩篱。罗氏遇到了它历史上第一个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的药物——镇痛镇静剂及催眠药的巴比妥类药物Allonal。
1934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Tadeusz Reichstein提供的人工合成维生素C的办法，让罗氏成为全球第一家大规模生产合成维生素C的公司，并在此后很快成功合成了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E、维生素K。
罗氏开创了一个“维生素时代”，实现了意想不到的高速增长，并且成功翻身，声名大噪。
在长年累月的扩张过程中，罗氏如愿以偿地在全球各地拥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与研发机构。它成为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经营企业，维生素超越药品成为了公司的利润支柱。
罗氏以化工起家，因此在其百年历史中一直涵盖着香水、洗护等化工产品。维生素业务的甜头，让公司加大了对这部分业务的重视。
1945年，罗氏成立了潘婷公司和附属的化妆品公司，进入化妆品行业。彼时在雅芳的带动下，美国的个人洗护和美妆行业如火如荼，罗氏眼光毒辣地让潘婷“出生”在美国，拿到了一张财富绿卡。
罗氏很快也意识到了对维生素业务过度依赖的问题，加强了药物研究。
1950年，罗氏公司开发出治疗肺结核的药物雷米封，此药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神药”。这款药似乎为罗氏打开了一道财富大门，在研发此药物时，罗氏还发现了可以抗抑郁的异丙烟肼（iproniazid），还发现了一种苯二氮卓类化合物甲氨二氮卓，能够镇静而不会引起嗜睡。
1962年，罗氏推出首款抗癌药物氟尿嘧啶，在癌症化疗领域开创了先河。
在苯二氮卓类药物成功研发的助推下，1963年，罗氏的Diazepam（Valium安定）地西泮上市，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年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时至今日，安定依然是临床镇静药的首选。安定巨大的成功，使罗氏在精神药物方面建立起了全球声誉。
1963年，罗氏收购了领先的香水及香精制造商奇华顿。1964年，收购了著名的法国香水公司罗尔（Roure Bertrand Dupont）。
1953年，罗氏仅有7000名员工，到1965年其员工数就激增至19000人。
罗氏也开始在药物领域之外，继续开疆拓土。它进入电子医疗器械、医疗出版业、开展农用化学品业务。在美国纳特利，罗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诊断部门。它成为为数不多在多样化中获利的公司。
1968年成立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阵容相当豪华，数位诺奖得主带队，罗氏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傲视群雄，也为此后生物制药和诊断领域的建树，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多元化战略中表现不俗，但罗氏并没有笑到最后，沉醉于跑马圈地的罗氏很快开始承受多样化之痛。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过度依赖海外的罗氏化工深受影响。祸不单行，英国竞争委员会认为罗氏的安定定价过高，要求降价50%-60%，并归还3000万美元超额利润；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瑞典和南非等国家，相继因此与罗氏进行了多年的官司拉锯战。
1976年，罗氏意大利子公司发生毒气泄露，最终引发爆炸。爆炸大约导致1800公顷的土地和植被污染，几千只飞禽和动物在短短数日内集中死亡，热疹、头痛、腹泻和呕吐的居民达12万人。
比直接伤害更让人痛心的，是罗氏对此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1978年，恶魔般的罗氏遭到众人唾弃，几乎面临倒闭，市值下降到了约35亿美元。
除了改革，罗氏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罗氏的多元化拖累了药物研发。研发人员的思想俗套，更是让问题雪上加霜。整个70年代，罗氏只上市了2个药物。为了迅速补充产品线的空缺，罗氏开启了技术引进、合作开发研发模式。为了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药物，公司甚至强迫研发人员到市场中去。
随后罗氏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集中化，解决自身大而不强的问题，开始战略聚焦。罗氏对企业进行了整合，重组成“制药、维生素和精细化学品、诊断、香精和香料”四个核心业务部门。
整个80年代，制药和诊断业务开始渐渐挑起了大梁。
1982年，著名的抗生素产品罗氏芬（头孢菌素类抗生素）问世，短短5年后它成为罗氏最畅销的药品。
1986年，罗氏的第一个干扰素产品，抗病毒和抗肿瘤的Roferon-A投放市场，它可以诱导细胞进入抗病毒感染状态，也可以通过调节免疫系统中和病毒，或排除已受病毒感染的细胞，从而明显地抑制和清除病毒。干扰素开启了人类抗病毒的新篇章，也开启了罗氏在干扰素领域领先的时代。
1987年，罗氏诊断事业部也推出了CobasBio/Mira随机式生物化学分析仪，罗氏诊断营收开始逐渐在全球遥遥领先。
为了巩固在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1990年，罗氏以15.37亿美元低价收购了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近60%的股份。这一收购，成了90年代罗氏依靠生物科技逆风翻盘的筹码。
90年代，当竞争对手为抢占广袤的制药市场，大规模并购厮杀之时，罗氏却一头扎进了病人照护领域，寻找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新药，新的诊断技术、预测监控技术。它在抗艾滋病领域，相继推出了Hivid、Invirase与Viracept等数个主力产品。
罗氏还开发了一系列用于癌症治疗的创新药物：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Herceptin，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Rituximab等。诊断事业部在各个医学检测领域推出了一系列产品：临床化学和免疫化学分析仪CobasIntegra、免疫化学分析仪Cobas Core I等。
90年代后半期，公司进一步大举兼并，同时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新的产品。如1997年获得Corange公司，1999年获得基因泰克公司100%控股权。
打开了药物和诊断财富之门的罗氏，迎来了大笔赚钱的时刻，但对比之下另外两块业务却非常鸡肋，维生素甚至拖了罗氏集团的后腿。
1998年，罗氏集团四大领域营收比重为：药品58%、诊断19%、维生素和精细化工15%、香精香料8%。维生素不但销售额和利润逐年下降，曾经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维生素份额的罗氏，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与8家维生素生产厂搞价格垄断的事情，被欧盟处以28.87亿瑞士法郎的重罚。
罗氏因为贪婪的行为交出的垄断罚款，直接拿走了当年公司一半的净利润。
剥离已经迫在眉睫。罗氏早在1985年就将潘婷公司卖给了美国宝洁，进入2000年，它加速剥离了香水和香精、维生素与精细化学品业务。
基因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领先，令罗氏在个性化药物竞赛中显得胜人一筹。2006年，其肿瘤用药的销售占整个公司制药收入的46%，成为全球制药“一哥”，尤其在抗肿瘤药方面占据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当其它制药企业为达到两位数增长率目标苦苦挣扎之时，罗氏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利润的快速增长。很多药企，这才意识到生物制药的巨大魅力，开始尾随罗氏的脚步穷追不舍。
鉴于罗氏在抗癌药物上的稳健表现，人们调侃说：“流水的巨头，铁打的罗氏”。2021年抗癌药全球销售额top10，罗氏一家公司就占了半数。
2021年，罗氏的Perjeta（2012年上市，治疗乳腺癌的药物）营收42.8亿美元，Tecentriq（2016年上市，治疗膀胱癌等疾病）营收35.8亿美元，Avastin（2004年上市，治疗结直肠癌等疾病）营收33亿美元。1998年上市的Herceptin，1997年上市的Rituximab，2021年销售额依然高达29.1亿美元和27.7亿美元。这些药物，成为罗氏2021年677.12亿美元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罗氏还有1/4的业务来自医疗诊断服务和诊断产品，这更加顺应了未来个性化医疗的发展趋势，赋予罗氏更强的竞争力和未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通过收购FMI、Flatiron等一系列顶尖公司，罗氏在基因组学、真实世界数据和数字生物标志物等领域积极布局，已经逐渐建立起它在诊断和药物的闭环性竞争力。
从调节自身免疫系统的干扰素产品研发，到罗氏在诊断和药物上不断努力的个性化医疗，它似乎深得中医的智慧，并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它。人们说“西医的尽头是中医”，这也许正是罗氏在疑难杂症领域成为常胜将军冥冥之中的指引吧。
罗氏作为生物技术的领先者，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罗氏每年销售总收入的15%以上投入到科研，这个比例在同行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2021年，罗氏以研发投入高达157亿美元，销售额占比23%，蝉联第一。
传统投资者向来不青睐长期项目，但罗氏的股份主要在创始家族霍夫曼和奥里手里，他们更关心企业的成长和传承，所以考虑的是30年发展周期。长周期有利于科技突破，可以从容地做出决策，哪怕这些决策在10-15年内不会创造切实收益。
对研发团队的充分信任，是罗氏研发的一大特色。他们会给研发团队最大的自主权，将权力下放，研发不设置全球主管，世界各地研发中心直接向CEO汇报，避免行政流程扼杀创新。
从一开始公司就知道创新的成功率很低，但为了挖掘出日后有突破性创新的项目，这种风险活动依然有意义。该如何避免巨额研发投入，变成巨额赌博？
罗氏的秘诀是，在前期就严格控制高风险项目的占比，即使项目失败了，公司也有把握将其“消化”掉。
罗氏曾公布过一系列数据：平均10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72.8亿元）、700万个小时、6587个实验、423个研究人员，才能得到1种新药。
这笔巨大的研发投入背后，谁才是真正的买单者？
在恶性肿瘤研制出了众多专利药的罗氏，当然要在专利期内，收回它的投入。
2017年以前，罗氏治疗乳腺癌的药物Herceptin，在中国的售价高达2.2万元每支，患者一年大约需要17支，不算其它治疗费用，患者一年光药费就需要37万元。《我不是药神》里面那些卖房子吃药的惨剧，在现实中依然比比皆是。
在患者们的煎熬背后，罗氏等制药公司也在专利和道义两端拉锯。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非典时期，罗氏声称对禽流感有效的达菲是疫情特效药，并鼓动药房囤货、用户囤药的事件。随着《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和一纸诉状撕开了它的丑恶嘴脸，罗氏的形象一落千丈。
然而2005年禽流感爆发时，罗氏在中国却大变样。
它不但允许部分企业生产对禽流感有效的“战备物资”达菲，还暂停公开销售达菲，将所有储备交给中国卫生部统一调配，并把达菲胶囊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多。罗氏成了抗击禽流感的功臣，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掌控着最前沿的科技，罗氏执着的投入的确值得敬佩。握着人们最痛的痛处，罗氏要做天使还是魔鬼，就是这样一念之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