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毅说，她期待《静寂工人》能够对全球化和地方社会摩擦产生的结果和地方社会的回应做出解释，但与此同时，她希望这本书能启发读者思考更多。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2008年，年近四十的魏明毅决定辞掉工作，回到学校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在那之前，她已经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工作稳定且忙碌。但不安与困惑在她心头浮现久久不散：为什么有心理问题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因为自己的极度勤奋工作而减少，为什么世间的苦难丝毫没有消散？
前来向魏明毅咨询的人大多和自杀或忧郁、焦虑、强迫等精神疾患有关。她发现，看上去咨询者的问题包罗万象，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空间。“我们需要练习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不是凭空出现问题和困难的，所有的问题都有它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在魏明毅看来，心理咨询已无法回答她的困惑——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咨询太过专注个体，与会谈室外真实的生命世界联系甚少——人类学或许能够给她比较清楚和全貌性的答案。
在田野地点基隆，魏明毅发现了中年男性码头工人这个群体。在这座一度因国际港口而高度繁荣的城市，他们曾是拿着带来丰厚薪资的铁饭碗、见多识广、意气风发的一群人——相较于这城与岛上的其他居民，国际港的码头工人最早且最频繁亲见来自发达国家的大量稀奇商品，幸运者还能从中分得一杯羹；1980年代码头工人月领双薪、工作轻松，使他们在候工或下工时拥有丰富的闲暇生活，他们往往在清茶馆、茶店仔（档次低一些的酒店）、卡拉OK这类休闲娱乐场所聚会聊天，消磨时间；“因为钱好赚，吃喝嫖赌都来”，码头工人用对同性友人的慷慨大方，和与家外女性的情感关系衡量和对比自己是否是一个gâu-lâng（台湾话中的“能人”），够“gâu”的男人家中应有负责生儿育女的贤妻，家外则既有“红灯户”的妓女满足生理需求，又有茶店仔的阿姨仔（女性服务员）作为“红颜知己”。
然而在魏明毅结识他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早已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了。她跟踪了20多位受访者，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在《静寂工人》一书中。书名中的“静寂”有双重含义：一是基隆港失去了“亚洲四小龙”时期其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港地位，1990年代末，运输货柜化与装卸机器化带来了航运产业转型，基隆在国际航线图上的位置被邻近港口所取代，码头上的货船越来越少，1970年代-1990年代初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景象逐渐沉寂下来；二是随着基隆港的衰落，码头工人的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亦大不如前，一步步沦为全球化的“弃民”，随之而来的是“男子气概”的失落、社会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的断裂，他们发现自己成了下班只能回家、与家人难有交流的“孤家寡人”，满腔怅惘和愁绪无处诉说。
魏明毅发现，基隆码头工人的研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回应了她早先对自杀问题的关注。通过勾勒这一男性群体的无望感或坠落是如何发生的，她捕捉到了某个整体性问题的冰山一角：
“它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只是经济收入减少而已，而是一个人越来越从群体变为个体，变为孤身一人。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受难，和一个人单独受难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但当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在独自承受的时候，人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会认为自己不够‘像个男人’，这就像一把利刃，不需要谁去了结他，孤身的人会自己了结自己。”
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发现：在25-40岁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脏疾病和药物滥用，经济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瓦解让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成员“绝望至死”。1980年代至今，全球化造成了赢家和输家，近年来随着欧美社会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关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也造成了赢家和输家的事实也逐渐为我们所知。那么关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魏明毅对此的回答是，她期待《静寂工人》能够对全球化和地方社会摩擦产生的结果和地方社会的回应做出解释，但与此同时，她希望这本书能启发读者思考更多，“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它想到自身在整体社会生活与全球里的处境，以及如何与其互动，而不仅仅只是从它认识基隆这个地方。”
界面文化：你在前言中提及了“跑田野”的过程中突破“守门人”的困难（注：“守门人”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的是影响研究者是否能接触到研究对象的个人、群体或机构），基隆码头工人的研究实际上是你在做田野调查时临时更换的研究主题，你是如何发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的？
魏明毅：研究计划就像一个地图，帮助我们进入田野现场，但研究计划毕竟是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制定的，进入现场才是田野真正的开始。我一开始的研究计划和我回校念人类学的理由是一样的——我想知道这些有自杀念头的人或者真正采取自杀行动的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带着这个研究计划到田野的时候，我试图通过卫生局和医院找到报道人，即使公文已经发出去了，联系的窗口也说没有问题了，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进入不了任何有自杀意念或曾经自杀未遂的人家里。我很着急，在医疗院所和有关部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不能再继续等待下去，于是我进入田野地基隆开始做访谈，或者跟任何我接触到的人接触。
严格上来说，这不是计划的改变，是研究的途径或报道群体随田野情境有所转变。田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会撞见——如果是一个很明显的社会事实的话，你不需要太用力去找，只要打开你的五感，去发现、去感受、去观察这个田野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研究途径的转变反而帮助我更真实进入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了解了人们的生活氛围，这和我后来想追问的自杀问题的答案是相通的。当然，这一部分我在《静寂工人》这本书里没有直接或者大篇幅去谈，主要是因为我的报道人并不是全然都有自杀意图的，我并不适合在研究成果里这样宣称。不过我想，《静寂工人》后来之所以会发展出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人的无望感或坠落是如何发生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珍贵且意料之外的发现。
界面文化：基隆是你一开始就选择好的田野调查地吗？
魏明毅：选择基隆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高自杀率，一个是基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在中国台湾地区，南投县和基隆市是自杀率最高的县市，轮流为第一和第二。南投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如果真的要在南投找到自杀未遂或者有自杀意念的人其实是容易的，因为我平时接触的就是那些人。但我选择了基隆，原因单纯是伦理意识上的考量，我希望让自己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会让我回到一个“不知道”的立场和意识。
界面文化：对于不熟悉中国台湾地区地理与经济发展状况的读者，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基隆的变迁么？
魏明毅：基隆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田野地，恰巧是因为它是中国台湾地区早期排名最靠前的国际港口，它曾是一个繁华鼎盛的地方，也是最早被国际产业链切断的地方。基隆的建设始于日本占领时期，所以在全球产业链连接上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成为第一个与国际化接触的城市。
界面文化：你提到在这项研究中，你的中年女性身份或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研究者的性别和年龄会如何形塑研究过程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魏明毅：假设我是男性，或者年龄不一样，恐怕基隆码头工人的研究就不会叫《静寂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的体会是，不同的研究者因为不同的性别、身份和年龄，获得的田野资料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抓取到田野地的全貌，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双脚，我们走到了某个关键点，或者某个人把我们接到了一个地方，入口就会在那里形成。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基隆，的确影响了我后来收集到的资料。我在口试的时候，我的口委（老师）告诉我，明毅，你知道你就是阿姨仔吗？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的性别和年龄和我与他们的谈话关系，与那群在茶店仔工作的女性服务员是相同的。中年的年纪代表的是什么？是这群码头工人知道他们谈的事情你会懂。如果我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可能和他们小孩的年纪也相差不多，他们在和我谈的时候恐怕比较会像是父辈的观点。
再来是性别。我们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某些性格上的期待，而对于男性的期待要强烈于对女性的期待。比如我在书中大篇幅都在谈，这些码头工人在亲密关系里是没有办法谈自己的难堪或困境的，原因在于在亲密关系里，特别是家庭内的亲密关系里，他们谈的是“责任”，是“像个男人”。今天一个能人如何显现出他的能力？多数是通过他说的话、做的事。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跑田野期间常常在候工室和他们碰面，候工室里这些码头工人总是抽烟，但当我单独和每一位码头工人碰面或者出门的时候，他们就不抽，然后会问我，明毅我现在想抽烟，你可以吗？我会告诉他说我会过敏，不行。他就不抽。
界面文化：还挺绅士的。
魏明毅：以女性的观点来看的确是绅士的表现，但如果从男性的观点来看，代表的就是“不能丢脸”，某种被卡在固定形象与位置，即便他内心多么想表达对女性的尊重——但如果我在这么多的男性同事面前开口问一个女人允不允许我抽烟，对这群男人来讲意味着示弱了，意味着“你怎么会问一个长头发可不可以抽烟”，这是面子和男子气概的问题。
因而男人过得非常辛苦，辛苦的原因是，他们和女人一样都是人，他们在生活中同样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不知道如何开口的事情，但是文化上不允许也不鼓励这些男性彼此倾诉，也不允许男性回头和家里的另一半陈述自己的苦闷，因为他必须像个男人，必须有男子气概，在家庭里必须是一个能扛起大责任的人。我的角色之所以像一个阿姨仔，恰好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能够理解他们说话的人，而且他们不需要和我竞争，再加上我自己心理咨询的背景，他们很清楚我是那个可以放心述说的人。这样的讲述机会，在这些男性的世界里，微乎其微。
界面文化：这些男性码头工人似乎对女性的看法是非常工具化的，他们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把女性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通过阿姨仔满足“做伴”的隐秘渴望。
魏明毅：与其说他们有意识地分类，倒不如说它像水一样流到了那个地方。这些男人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在男性朋友面前说的，有些话是不能和自己的太太说的，这其实是一道道的防堵线，如果没有茶店的阿姨仔，它同样是被挡住的。只要社会文化中比较明显强调男子气概、男尊女卑、“男人要像个男人”，男性所面对的就是不断地被围堵。
就目前中国台湾地区有关自杀人口的统计资料，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虽然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比较软弱的，忧郁症的诊断率也高于男性，我想这个（码头工人的）例子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只要是人，一定会有遇到困境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整个社会文化是否提供了一个机制能让TA有所去处？女性的去处多了——女性在早期相对没有被期待，被框架束缚的东西就相对较少。我们在看性别平等问题的时候会认为，女性没有被尊重和看重，但这个现象底下可能还有一个幽暗的现象，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刻板，反而女性能够自由发挥的地方比男性多得多。男性看起来被放在一个比较尊贵的位置，但其实在那底下的幽微之处却是他们无法开口讲话。
当他们无法开口讲话，又有开口讲话的需求时，当有一个去处和人可以接纳他们，那就会成为水所流向的地方。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分类的结果，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它就是一个去处、一个流向，因为其他地方都被挡住了。
我在做这本书的新书分享时，有些人会问，你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发现一群男人不断地和家外的女性在一起，你难道不会愤怒吗？不会对这些人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吗？我的诚实回答是，单纯作为一个女性，我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令人舒服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必须跳脱出个人期望与情绪，进入他们的脉络去理解他们的世界。我曾开玩笑地和读者说，如果你读完《静寂工人》，在想如何避免让先生有外遇或者不尊重自己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总是叫他“像个男人”，你要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男人来对待。这样你和他的关系就会自由，你和他的关系就没有上下和强弱，就会回到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关系。越是不去强调要求谁像个男人或像个女人，一个人的能动性会高很多。
界面文化：为什么对于基隆男性码头工人来说，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男性身份认同的冲击那么大？
魏明毅：“像个男人”的定义有两个源头相互交缠，一个是地方社会如何看男性，另一个是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在中国台湾地区，“像个男人”通常代表你在经济上有成就、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口袋很深，在职场中表现优异或有足够人脉。当这样的地方性文化恰好衔接上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时，用新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浓缩成“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的雄厚”。但今天，当连接“像个男人”的地方社会期待和“经济资本雄厚”的线断了，“像个男人”于是被画上个问号，而当我“不像个男人”的时候，我还是不是一个人，我是不是失了格？我在书中提到的这个关键词“失格”指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经济条件的变化之所以对这群男性来讲会如此关键地影响生存状态，是因为整个地方社会和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信念或者理性逻辑几乎都在强调这个面向，它反复被强调，就成了真理：你今天没有办法挣那么多钱，养家糊口，你还像一个男人吗？“像个男人”成了一个紧箍咒，掐住了男人在思考、情感与情绪上的去路。
界面文化：界面文化之前采访了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当下英国工人阶级女性的整体境遇比工人阶级男性好一点，因为她们的身份认同、对劳动权力的主观认识和新经济环境为她们提供的机会是相匹配的，她们的工作机会要多于男性。你是否认为，工人阶级的集体性地位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负面影响？
魏明毅：的确是。你提到英国的例子，女性的去处比较多元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女性的社会期待没有那么高，表面上女性好像是被贬低的，但事实上自由恰好在那里面滋生出来。曾有一位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在书中只写了男人没有写女人？我的答案很快，因为女人不需要被担心。在书中我第一个写到的就是清水嫂，她先生不给她钱，给了小三，可她在很糟糕的情况之下，把整个家撑起来了。你真的会瞠目结舌，这些女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想到的是不断去找出路。从人类学或心理咨询的观点来看，恰巧因为女性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限制和缺乏看顾下，女人动用了自己的方法把生活和整个生命世界撑起来。但对男性来说，他们可以走的路是被设计好的，你如果不走这条路，很容易被粗浅地归类为失败那一方，人只能想尽办法把胜利组的路走好。当没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便成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
我不是说整个社会对女性是公平的，我只是说，女性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弱者，其实有自己的途径突围，但男性还在很后端。男尊女卑底下有很多暧昧的东西衍生出来。
界面文化：基隆的城市空间变化——从一个热火朝天的工业港口转向一个静寂的旅游城市——反映了全岛某种观光化的发展趋势，你认为这是“政策制定者放弃独立而深刻的思考，全然绕着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打转”的结果。能再展开谈一谈么？
魏明毅：基隆的转变和目前很多全球大城市的转变可能是相似的。疫情出现时很多国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观光业和服务业，原因就在于国家代理人或地方社会，齐一将国家与城市扁平、单一地朝向了观光化。观光不是问题，但当它成为唯一的路，就会造成问题，这个扁平化的结果一定会造成驱离。
以基隆为例，今天大家到基隆，出了公共运输系统，离开火车站或客运站，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座海洋广场，那是我的很多报道人以前会去垂钓的地方。所谓的观光化，就是让空间从表面上看是洁净的，他们预设了某些场景、某一种人或打扮才是适合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而当一座城市为了打造成观光大城，把整个空间的设计都迎合观光客，原住民的生活空间和需要很容易在不经意之间被排除、漠视。
我想用威尼斯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威尼斯变成了一个观光客乐园，但当地居民无法继续在此生活，因为很多基础设施都停止了，每一块土地都寸土寸金，需要面向观光客开发，当地居民没有办法负担越来越高的生活费用，在日常或工作之余能停留的地方被极度限缩，这样的驱逐对当地居民来讲就是生活空间的塌缩。
我们不要小看这种空间的塌缩，回到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在1960年代-1990年代，码头工人下班后可以去茶店、去卡拉OK、和同事去海洋广场垂钓、去温泉泡澡，他们的生活厚度才因此被拉开。但想象一下，这些地方一点点消失了，这些工人除了上班的地方，能去的地方只有家里，这对人的心理健康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但这不是一个容易被看见的问题，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是否光鲜亮丽很容易被标记出来，但不容易被看见的是，原先在那片土地上活动的人被赶到哪里去了。
所以观光化意味的不只是某个群体的谋生手段的改变，还意味着某个群体因为失去的公共空间被抛弃了。一座观光城市，如果我们只看它的建设，不看这个建设是为了谁，被取代的人是谁，我们就会忽视很多观光带来的代价与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人不被当人，而当作可以随处驱赶的人，你不难想象这里会发生怎样的苦难。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还提到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这些码头工人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在于，他们的男性情谊也难以维系了。
魏明毅：关系的转变和政治经济环境有关系。早期还是由工会管理码头的时候，如果有机器或器材坏了，工会会从工人的公积金里划款赔偿。但民营化之后，老板不再是工会干部，而是资本主，资本主没有公积金平均分散风险的概念，如果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弄坏了东西，老板就会指定你来负责，这和早期大家平均分担风险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我要单独承担风险的话，我就会想哪个岗位比较容易出问题，哪个岗位比较轻松。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互相分担的关系，而是竞争和小心翼翼的关系。
第二个改变是，资本主要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人力资本最小化。劳工在上工的时候就面临没有余裕，必须像上了发条一样快速工作，那人和人之间的交谈、互相给予安抚的部分就会消失。人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劳动的物件。彼此间的情感联系难以发展与维系。所以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影响下，人被影响的不只是薪资，还有人际关系——整个社会的关系变得非常单薄、短暂和脆弱。
另外，劳工收入在人力资本最小化的前提之下，码头工人的经济余裕就变得很有限。我问过一个报道人，你会不会想念以前和同事一起出去吃饭的情景，他说想念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出去也只能吃小吃，要各自付钱，这很丢脸，我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请客了。这是一个听上去很悲伤的情况，他们不是不想了，而是没有办法了，他们还紧紧地被男子气概这件事箍得死死的。
界面文化：在我们关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批评中，你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能带来哪些启示？
魏明毅：《静寂工人》描写的是地方社会和全球化的摩擦结果。看上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横行无阻，可以超越所有地理疆界，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地方社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承接者角色。
全球化会来，但在政策上我们可以把劳工的位置恢复为人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应该跳出资本主义的逻辑，胜利和失败不是一个真理的分法，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法。当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告诉你，人生就是分成胜利组和失败组，有钱的和没钱的，厚的经济资本和薄的经济资本，你可以跳出这样的假设和分类。当我们跳出这样的分类的时候，才会思考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而不是依照它唯一的逻辑和给出的路径去追逐它要求的所谓成功，避免它所谓的失败。当你能冷眼去看资本主义对强者和弱者的分类的时候，人就能越过这样的分类——跳过以经济资本的粗浅分类，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而站得稳。你站得稳，就不怕别人的评价。
资本主义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我们可以拉开与它的距离，一旦拉开距离，国际生产线或全球市场逻辑来来去去，对你的影响是有的，但不至于那么核心地让人怀疑自己的价值。我讲的不是去找一个东西来代替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而是去拉开距离，余裕就在距离中产生。你会经历困难，会需要去适应，但不会失去底气，一旦人还有底气，就还有很多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基隆的案例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我自己也因为有这样的田野之后，在人生态度上发生了改变。
界面文化：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白领）中产阶级也将在不远的未来陷入同今日的工人阶级一样的结构性失业的困境，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魏明毅：完全同意。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他们是我们”。如果所有的人都被当作劳工，那每个人的际遇都会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不再是人了，而只是劳动物件，既然是劳动物件，就是可抛弃的。很多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幸好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这些人的确是处境堪忧，但这些人就是以后的我们。大家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一旦人没有被当成人看，而是被当成劳动物件的时候，所有的悲剧都会再度上演，只是在不同人的身上而已。我们不太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看待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