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关键词：金爱烂、张新颖、百年女性回忆录、西方旅游史、德意志、美国公立医院、植物猎人、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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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近年来，随着《82年的金智英》《素食者》和今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的《诅咒兔》等作品进入中国读者视野，韩国女性作家的写作也正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作为韩国新世纪作家中的佼佼者，80后作家金爱烂非常擅长书写城市里的小人物，尤其是心思敏锐却受到生活伤害的女性，比如一名身材肥胖的女孩爱慕自己的前辈，可前辈却让她去参加大胃王比赛；或是交到男朋友的姐姐发现，在这个牙齿成为身份象征的时代，男朋友的牙却又小又黄、参差不齐。
在同名短篇小说《滔滔生活》中，一架钢琴被不合时宜地搬进妈妈的饺子店，妈妈希望“我”拥有这项高贵的乐趣，谁知家庭突然遭遇破产，“我”只得带着它住到地下廉租房，在漏雨的房间弹奏着钢琴……作家张怡微认为，金爱烂十分会写破灭的象征，小说里出现的“光”大多是幻觉，如同毫无指望的生活。金爱烂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写：“今天虚度的时间，是昨天已逝者无比渴望的明天。”虽然无法从困难中突出重围，但是只要仍在生活，就能保有一丝对灵魂的关照和抚慰。这本《滔滔生活》是日前推出的“金爱烂作品集”中的一册，这也是国内首次对其作品结集出版。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文学评论集，从布洛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卡佛和博尔赫斯等众多文学人物。何为“不任性的灵魂”？在张新颖看来，这些文学天才完全有任性和骄纵的理由，却选择以自我克制、谦逊平静的方式度过一生，从这一视角出发，天才们也得以被读者重新理解。
歌德在世人眼里代表着任性与情感上的狂热，但遭遇人生危机之时，他却选择去魏玛宫廷做了公务员，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伟人向庸人的堕落”，奥登却认为这是歌德为他人负责的方式。“如果见到美丽的白云，却不知道任何气象学知识，见到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地理知识，观察者就作茧自缚地把自己锁进主观审美的情绪里。” 这是歌德眼中同时代作家易犯的恶习，于张新颖来说，也是本书的题中之义，人们应该把自己从个人情绪中解脱出来，惟其如此，才能看到整个世界。
《山居杂忆》是一名普通女性高诵芬的百年回忆录，在1999年的初版和2016年修订版之后，于近期再度重版。高诵芬出身于乾隆时期的名门望族，一生并未有机会进入正式的学校，也无暇舞文弄墨，等晚年随儿子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才有空读书看报，自此开始动起笔来。
从杭州的殷实生活，到清末民国的战争摧残，再到文革时期被抄家绞发，虽然高诵芬的半生历经漂泊，但是在她的儿子徐家祯看来，母亲并没有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只是近半个世纪里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中的世界——出嫁的繁琐礼节、精心制作的糕饼和桂花糖，还有哄孩子如水的故事——更像是周作人提倡的“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式的散文。作家黎戈评价认为，老太太的写作“顺时不炫富，追忆不炫苦，写作不炫智”，这种淡然令人舒服，也无形中保护了她自己。
在生活空间日趋狭窄、旅行受限的现在，怎样才能让心灵自由一点？读一本西方旅行史，或许可以一浇心中块垒。这本书涵盖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旅游变迁历程。作者、历史学家马克·布瓦耶认为，旅行史也是一部“精英主义的扩散史”，西方旅行的源头可追溯至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而以游学为目的的壮游、去温泉疗养地泡澡，这些都是贵族才能享受的活动。随着社会分工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乡间度假和高山旅游掀起热潮，旅游也从宗教朝圣演变成大众性的人文旅游。
正如这一叙述脉络所显示的那样，“游客”的身份变迁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的发展，游客曾经只是闲人们的消遣，但是在卢梭、大仲马、歌德和巴尔扎克这些文豪的提倡和记录之下，旅游逐渐成为有价值的行为。在历史学家王笛看来，这本书将环境、历史、文学和科学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让我们知道了旅游是如何塑造现代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
陆大鹏是一位世界史研究者，也是英德文化译者。在翻译史书时，他发现德意志贵族有着特殊的皇帝选举制度，这使得贵族头衔、官衔比读者熟悉的英法两国复杂得多，也往往难以准确地译成中文。这些问题促使他去搜寻相关史料，并亲自游历德国，和德语世界的研究者面对面交流。经过七年的努力，陆大鹏将词汇背后的含义抽丝剥茧，带来了《德意志贵族》一书。
德意志贵族怎样应对纳粹？容克贵族阶层与普鲁士军国主义有什么联系？生活在今天共和体制下的德国“伯爵”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厘清“何为贵族”、“何为德意志”这些基本问题之后，这本书纵向回溯了从中世纪、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和现代时期的德国贵族历史，横向分析了贵族们的姻亲、职业和生活方式，对这一群体做出了百科全书式的深度描绘。对陆大鹏来说，贵族群体不仅仅是压迫者，也不是《唐顿庄园》中被理想化的样貌，他希望客观描述出这一群体的跌宕命运，而不做任何简单的道德评判。
贝尔维尤是什么地方？它是美国最早开设的公立医院，承担起社会对穷人的救助责任，它不拒绝任何一位声名狼藉的病人，这使得“送往贝尔维尤”的说法几乎和纽约市一样古老。但是在本书作者、历史学家戴维·奥辛斯基看来，它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大众文化中，贝尔维尤关着暴力犯罪者、精神病患和流浪汉，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疯人院”。
事实上，不仅那些大名鼎鼎人物——小说家欧·亨利、连环杀手“山姆之子”、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曾是这里的病人，进入新世纪后，它还治愈了纽约唯一的埃博拉患者；在飓风桑迪肆虐之际，贝尔维尤第一次关闭医院，并成功疏散了病人。奥辛斯基认为，贝尔维尤经历了三百年的经济动荡、政治变局和自然灾难，它的故事凝结了现代公共卫生史的发展，也融汇进了整个美国的历史，理应得到全面的书写。本书还原了贝尔维尤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寄托着作者为这所“穷人最后的庇护所”正名的希望。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时常被束缚在家庭与婚姻中，但也有不少例外，比如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她喜欢安全地待在家里，终日与自己的花园为伴，墙壁和栅栏保护了她的隐私，也激发了惊人的创造力。同时期的另一位女性——博物学家、植物画家玛丽安娜·诺斯，则走出家门踏上壮游的旅途，选择成为一名“植物猎人”。诺斯出生于英国一个久负盛名的家族，却不喜欢上流生活，她热爱的是探险、观察和记录植物，她去到锡兰、巴西、日本，画下少有人能亲眼看到的植物，为不断发展的植物学提供了关键信息。现在，许多植物以诺斯的名字命名，以纪念她的无畏和勤勉。
《花朵与探险》是诺斯在国内出版的首本画册，精选了她的400张画作，并以她的旅行地点和时间线重新梳理归类，追踪了这名“猎人”的足迹。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植物的形态，也描绘了植物和环境的联系——对诺斯来说，重要的远非征服和控制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深切共情。
无菌环境的牙医诊疗室、电钻和麻醉气体喷头是许多人的童年阴影，它会唤起焦虑、恐惧以及来自内心深处的战栗，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人类对牙齿疾病的认识的长足进步。毕竟，和19世纪相比，看牙医的痛苦已经大大减少了。牙科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与牙齿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在18世纪的“微笑革命”之后，露齿而笑不再是粗鄙的表现，而是感性与智慧的象征。而在“第二次微笑革命”——正畸技术崛起后，一口光洁的牙齿成为个人身份的名片，也揭示出全球贫富分化、阶层差异的病症。
这本书是“病玫瑰”系列的第三部，《微笑偷盗者》在叙述风格上延续前作，通过500余幅图像和文字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21世纪的全球牙科学发展史，其中既有医疗技术的提升，也有社会观念的变迁。除了上述内容，这本书也探讨了牙科学在法医学中的应用、女性牙医如何争取职业资格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