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时，上海纽约大学教学楼礼堂举行过一场题为“科技与职场”的高峰论坛。台下是180多名来自名校的大学生听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全美排名前30的大学、英国排名前10的大学以及国内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及其他财经类院校。

这个论坛是学生们参加的“The Career Academy”夏季集训营中的第一个环节。台上是《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杂志主编吴晨在做开幕致辞，他提出的观点是“未来是科技与人的角力”。他认为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掀起的灵活办公浪潮虽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但也带来了工作稳定性下降和传统社保体系瓦解的问题；而当人工智能和机器换人的条件日益成熟，人们需要正视被替代的威胁和道德伦理的考量——这可能是台下听众所要面临的未来。

The Career Academy（后简称TCA）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定制化职场社交和体验式教育帮助在校大学生与在华雇主建立联系的项目。其首届线下集训营由《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杂志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中国校友联合会（MHS）共同发起，上海纽约大学承办。

集训营营员或多或少都和这几所大学有关，这些大学也为入选的自家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集训营需要缴纳基本的讲师费和教材费）。入选营员在经历简历筛选和电话面试后从近千名申请学生中脱颖而出——按照TCA的说法，挑选学生的标准和方式和顶尖投行、咨询公司的校招流程一致，真实反映了热门行业的人才选拔标准。

联合发起TCA的多位校友会成员曾就职于世界顶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科技企业等，他们想通过两天的集训为学生们提供一个非常像投行或咨询公司新分析师入职培训的体验。在第一天上午的高峰论坛结束后，金融、咨询、快消和科技创投4个行业的业内资深人士为学生们带来行业入门讲座，然后学生们上了一堂简历写作课，系统学习简历的书写标准和职场人介绍自己的语言方式。当晚，学生们除了要提交修改过的简历以外，还要准备第二天早晨的案例比赛。

案例比赛是这一“浓缩分析师培训体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赛涉及的案例是个类似于滴滴优步合并的并购案，融合了金融、咨询、快消500强和科技创投等行业的知识，要求学生组成10人左右的小组，模拟行业内有一定话语权的参与者，尝试运用战略性眼光去分析兼并收购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思考如何为自己的公司争取最大利益。

第二天下午，学生们获得了与五六十家雇主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每半小时轮换一次场地，学生们在不同的房间走动，与自己心仪企业的代表交谈，部分进行现场简历投递与直接面试。在集训营的最后一个晚上，学生们在自助晚餐的轻松气氛中学习了着装、礼仪、餐桌文化等职场社交知识。

TCA希望帮助到的，是每年上百万的“泛海归”人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本科及研究生教育、或是在大学期间进行海外交流，其中相当比例在留学后选择回国发展。留学人员归国潮是近年来越来越引人瞩目的现象，而在欧美等国工作签证限制加强、归国人数即将超过留学人数的当下，毕业后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了泛海归学生们最关注的事情。集训营中，甚至有不少准大学生的身影。发起TCA的一位校友会代表贺一鸣注意到，现在的留学生非常焦虑，思考回国就业的年龄和她留学的时候相比大大提前了。

他们焦虑的原因，与其说是零工经济、人工智能大趋势带来的挑战，不如说是一些更实际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怎么选择行业、怎样进入一个行业。

徐婉婷就觉得高峰论坛之后的环节对她来说“干货”更多。她是香港大学即将升入大三的学生，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当交换生。徐婉婷大一时的专业是会计和金融，在发现自己不喜欢会计后转到工商管理专业研究创新创业。在进入哈佛大学的交换生项目后，她又意识到如果自己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是不可能创业成功的，而做学术钻研经济学理论很有意思，所以她又转到了经济学系。

关于毕业后的打算，徐婉婷同样也兜兜转转地设想过很多种可能。她想过攻读博士学位、去世界银行、WTO或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而现在又在投行和咨询这两个行业之间犹豫，因为“觉得对一个职场菜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做这两个行业可以广泛了解非常多的行业，能学会很多技能”。

虽然参加过不少类似的“精英学生夏令营”，但徐婉婷还是决定来TCA看一看，她知道周围的同学都“削尖了脑袋想进投行”，自己对金融行业也很感兴趣，但却对这个行业的工作细节几乎一无所知，“我应该申请行业里具体哪个分支？还有它看中我的什么东西？”

集训营第一天下午的行业入门讲座就令徐婉婷大开眼界，在嘉宾讲解了行业世界观、基本知识和术语、细分市场、岗位间的分工与配合、新晋职场人典型的一天后，她觉得自己第一次如此系统地了解了金融和咨询行业。

两天下来，徐婉婷最大的感触是“安排得特别紧，内容特别多，简直没有时间睡觉”。在整理和消化白天接收到的新信息的同时，她还要完成课后练习、和小组一起做案例，时间不够用只好熬夜，这让她亲身体会到了投行人的工作状态，“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强度这么高，压力这么大，后来知道是为了让我们切身感受进入这些行业（比如投行）后的工作状态，提前让我们在体验后决定是不是真的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

参加TCA的额外收获，是徐婉婷看到了除了自己此前纠结的两个行业之外新的可能性。她发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风投其实是个非常有趣且对社会贡献很大的行业，“你可以发现一些在种子阶段非常有潜力的、可以造福社会的项目，让他们成长起来”，又在和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学长交流时了解到了新能源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TCA更多帮助我确定了长期目标。”徐婉婷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三学生姚旭雯坦言，自己在参加集训营之前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但这位三年就基本修完应用数学主修专业和统计学辅修专业所有课程的“学霸”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毫无想法的人。

因为物理成绩好，姚旭雯最初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但她发现自己不喜欢“不跟人打交道的事情”，而在旁听过应用数学系的课后发现这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强的系拥有强大的教学资源和最好的学生，争强好胜的她毫不犹豫地转了系，按她的说法是，“我很容易被人影响，想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人文环境”。

课余时间里，姚旭雯也不是个按部就班的人。大一的暑假，她在家乡无锡当托福讲师，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力更生赚钱的感觉。大二的暑假她萌发了对银行业的好奇心，申请到宁波银行的实习在个人条线做业务，然后发现去银行工作这条路也非自己所好。

但那时的她还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职业发展的事，因为那年暑假开始，喜欢画画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她和一位在苏州上大学的朋友一起合伙创建了一个旗袍品牌。她们找了苏州的裁缝，自主设计营销了4款旗袍，在上线三天之内全部售罄，还因为这个创业项目接受过新浪网、《无锡日报》等媒体的报道。

姚旭雯一直在做的，是带着好奇心观察世界，探索自我能力的边界。她觉得，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她至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不断尝试、不断了解新事物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给自己做减法。她参加TCA，就是想了解金融、咨询、快消和科技创投这4个行业，接触业内观点，和自己的兴趣联系起来，探索更多可能性。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4个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提到了，专业背景和从事的职业并不一定直接挂钩，无论走哪条路，只要好好走，都不会浪费。”姚旭雯说，这消除了她对自己“没有职业规划”的几分忐忑。在集训营中，她与来自真格基金、贝塔斯曼亚洲基金和麦肯锡的代表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发现在这些业内顶级公司虽然“压力山大”，但能够在开明的氛围中与有趣好玩且能力卓越的同事共事，又着实令人斗志满满。集训营结束后，她获得了真格基金的实习机会。

在诸多拥有商科或金融背景的营员之中，上海纽约大学的大四学生陈梓青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是名“hardcore”文科生，主修性别政治，辅修全球中国研究——这样特别的专业组合在上纽大并不多见，让上纽大学术事务部副主任Diane Geng对他印象深刻，但许多家长可能光是听到这两个专业名就要皱眉头了，“这样的专业要找什么工作？”

在参加TCA集训营之前，陈梓青的确对金融、咨询这样的行业不甚了解。此前他的实习经历都在非盈利组织，一个是组织LGBT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一个是做藏区教育与社会企业项目的妈吉。他对未来的设想，也是去非盈利组织或政府机构工作。

大三一整年的时间里，陈梓青一边在巴黎和华盛顿当交换学生，一边暗暗焦虑毕业后求职的问题：“不是焦虑找不到工作，而是焦虑找不到好工作。我本身的兴趣也比较杂，觉得自己应该在可塑性强的时候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成长的平台，而不是被单一的工作定义。我会为了找不到这样的平台而焦虑。”

在集训营中，陈梓青发现自己的文科北京背景并不是他理解商业问题、进入商业领域的障碍。在行业讲座中学习了行业词汇后，他发现只要在面试前能搞懂一些关键概念，申请人本身学术背景的相关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而在做案例比赛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案例分析更多时候用到的是常识和分析问题抓重点的能力——作为一名文科生，这正是他一直在培养且擅长的东西。

集训营后，陈梓青萌发了对咨询行业的兴趣，觉得这个行业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自己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信息，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以后的深造也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TCA发起者认为，这三位同学的经历和想法，正体现了参加TCA集训营的泛海归学生的特殊之处。他们注意到，国内学生一般比较实际，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想找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具体到某一家公司；而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生常常不确定毕业后要做什么，而是宽泛地想“我想了解一下金融行业”，“我想看看审计是做什么的”——国外大学在专业设置上多强调宽泛的文理教育，这让学生在探索未来职业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选择和衡量。

而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更多问题和困惑，“对国内学生来说，TCA集训营是一个帮助他们把可能性打开的机会；而对泛海归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引导他们把想法由宽变窄、慢慢缩小问题面、找到职业方向的过程。”

对哈佛大学经济和统计专业的张同学来说，即将毕业、考虑进入银行业的他缺乏的不是对行业的认知，而是对公司的深入了解。“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和公司代表面对面交流，这次参加TCA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去和公司代表进行有内容的对话、提出实质性的问题并得到解答。”他说。在学生雇主面对面交流环节中，他总共见了6家公司的代表，了解了这些公司的具体招聘情况，“我喜欢问切实的问题，比如你们公司今年大概招多少人，中国办公室招多少人，大概会招什么背景的人”。

能与雇主直接对话的确是学生们获得职场社交和职场一手资料的宝贵机会。大学里没有人教这件事，上网查也好，问学长学姐也好，所有的信息基本都要靠学生自己一点点收集拼接，然而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拼凑得来的资讯，有时候是非常无助、低效的。TCA正是希望能够为学生们提供这一职场教育，弥补信息空白。

除了对行业和求职的具体注意事项缺乏认知以外，TCA发起者看到留学生回国求职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就是“不接地气”：欧美大学教的东西偏于理论、偏于通识，学生往往会有一种错误的不想学具体实践知识的思维模式。贺一鸣对此就深有体会，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大三实习面试中看到一本金融术语手册时心中浮现的不屑之情，暗想自己学了那么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能力又强，为什么还要去背诵枯燥的金融术语？“但这种心态就是非常错误的。”她总结道。

吴晨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表示，“接地气”有三个重点，第一是对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理解，第二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第三是对正在形成当中的中国企业文化的理解。而毕业生一窝蜂地投身金融、咨询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不接地气”。“大家眼中光线的工作职位是有限的，投行和咨询公司就这么多，但还有更多挑战性的职位需要优秀的人才。

吴晨指出，考量未来中国的发展，泛海归们最好的工作机会有三类：第一类是不断国际化的中国本土大型企业，这些企业需要有海外工作学习经验的高端人才；第二类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大背景下的服务业；第三类是创新创业领域。“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深圳都有创新创业的点。怎么去抓住创新创业的脉搏——不一定你本人是创新创业者，而是加入这样的团队——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好的机会。”

然而伴随着归国潮这一现象出现的，是人们对“海归经历贬值”的担忧。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海归在做基层工作，担任高层管理的人数不到4.7%；1/4海归的税后收入不到5000元。

吴晨并不认同“海归经历贬值”的说法。他认为，中国还处于缺乏人才的阶段，人们有了“海归也不容易找工作”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求职者和雇主双方的匹配不佳，“如果一个人有开放的心态，努力去把握现实，他会看到很多机会。用人单位也是一样的，很多公司都很年轻，年轻公司的坏处是没有一个特别成型的年度招人培训机制，但好处在于更不拘一格。关键在于什么是合适的”。

在集训营中，每一位营员平均接触了十多位雇主，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TCA会持续向营员们推送雇主招聘信息，并跟踪他们的发展。据了解，TCA将根据营员的履历为他们提供一对一的匹配，把营员用内推渠道推荐给用人单位。

这自然会是这些名校学生在未来求职市场中的手里的额外砝码。但他们也将发现，能不能找到心仪的工作，首先取决于他们是否认识自己，认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