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城市不应只有宏大叙事，还要考虑到颗粒度微小的鲜活个体的感受。在数字化表达日益兴起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看到人的尺度？在虚拟和现实日益模糊的时代，我们如何发现附近、重建附近？在对人文城市的呼唤里，我们所期许的是什么？2021-2022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主题，试图关注数字化影响下更为广阔的城市，尝试以虚拟世界的数据描述真实城市的人文状况，帮助理解一个完整的人的需求。

在日前举办的人文城市光谱论坛上，项飙、何志森、王笛等来自建筑与人文领域的八位专业人士围绕着“边界”展开分享，思考在数字技术与现实空间交融的当下，人作为城市空间的主体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

看见边界，打破边界

城市里充斥着有形和无形的边界，我们如何打破它们，重建附近？人类学家项飙在分享中提出，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些边界和差异，现实结构隐蔽了无处不在的边界，“只有在深夜的时候，在没有人的地方，不平等才显现出来。”他以城市各处可见的身着制服的清洁工为例，制服看似可以突显专业化，实际上更多是在划出边界，提醒着清洁工不一样的身份，大家往往对这样的差异视而不见，有时还会因此改变与之交往的态度。

项飙还批评了如今的社区建设——政府投入的网格化管理、商家发明的“最后500米”，都让社区成为了安全舒适却没有社会生活的空间，封闭性形成的安全感把人们从世界中隔离出来，无法与之形成更紧密的联系，“中国有这么大量的保安在非常普通的小区门口站岗，这在世界层面都是独特的。”

针对这些观察，项飙在论坛中提出了“最初500米”的概念，并认为可以从此处入手打破边界。“最初500米”的说法对应的是由电子商务公司、平台、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的“最后500米”，一个由上至下、从权力中心往下延伸到每人每户的定义。“最初500米”则与之正好相反，不以权力或资本为中心，而是从个体出发，促发人们关注身边的、连接更大世界的“附近”，比如了解电梯里的邻居、小区门口的保安、早点铺里打工的人……“‘最初500米’不是说要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温馨，实际上是要把生活变得稍微不愉快一点。”项飙说，“不注意‘最初500米’，吃饭靠外卖，出去打滴滴，上下楼坐电梯看手机，根本不管身边的人是谁，这样的生活是最舒适最高效的。”

与项飙的视角有所不同，一直关注城市边界的建筑师何志森发现，除了隔阂，边界也蕴含着多样的可能性，更可能是关系、互动与联结密集生发的场所。比如河旁的墩子本来是一种边界设计，提醒人们不要靠近，老人们却利用起来下象棋，边界发展为了人们聚会的场所；菜市场与地铁之间的围栏边界看似隔开了两个空间，但也规定出了地铁乘客的固定行走路线，于是菜贩们总是把菜摆在围栏下，边界就这样成为了售卖空间。很多时候，空间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让边界生发出更多可能。

何志森还提到了在厦门集美孙厝村做的博士论文研究，他最开始希望推动有关部门把集美大学和孙厝村之间的围墙拆除，方便附近村民享受学校资源，更无需在为学生提供盒饭时偷翻围墙，贿赂保安，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附近居民的愤怒反对，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没有了围墙我们怎么做生意”和“我们要围墙，不要草地”。

原来，围墙更像是小商贩们的保护遮挡物，而非建筑师简单理解的障碍。一旦围墙变成了敞亮的绿地，周边居民的盒饭小生意将很容易暴露，要继续经营下去，就不得不申请营业执照、寻找正规的店面、交更多的租金。“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围墙对城市边缘人群的积极意义，”何志森说。他在博士论文里提到了“加厚的边界”概念——“边界不是一条绝缘的细线，而是一处蠢蠢欲动的‘状况’，弥漫了连接、关系、延伸和无限的可能性。” 

在数字时代重建城市公共空间与生态性

赛博化的虚拟现实更加提醒人们注意“在场”的不可替代性。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成都人、历史学家王笛从微观史学的视角出发，将城市社会放到街头、茶馆等维度中观察。他认为，研究城市就一定要提到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人们能够公平地进入和分享的地方，承载着人们的公共生活、信息交流和感情联络。在19-20世纪初，茶馆在成都扮演着公共空间的角色，市民们可以在茶馆里发生互动和联结。

如今，王笛的兴趣从历史延伸至当下，他好奇虚拟空间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公共空间与生活，“现在我们面临的转折，是实体空间（physical space）转变到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后人与人如何交往的问题。”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形式，人的互动跨越了距离，交往不再需要面对面，这固然会扩大交往的范围，但也产生了更多问题，最突出的一点是有效沟通的减少。

王笛指出，虚拟空间绝不能代替现实的公共空间，人需要面对面交流和接触，而每个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更友好的公共空间。王笛提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城市规划模式：一种来自柯布西耶，即国家由上至下管理城市场所设计，展示出绝对现代主义的理念，比如交通的目的是为最高效地输送大量人口。而另一种是雅各布斯式的规划模式，与高效的观念相反，雅各布斯的理念相信，好的街道让人慢下来，让行人愿意停留驻足、站在一起聊天，形成公共交往，且在走路范围之内就能实现日常生活里的各种需要。“我们在建造现代城市的时候应该有两种理念，但都要取决于同样一种目标，就是怎样让人们走出家门、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王笛说。

项飙也观察到，在虚拟与现实边界日渐模糊的当下，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悖论：人人都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了广泛联系，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线上空间假消息泛滥，而很多年轻人在线上才最能展示真实的自己；年轻一代能够快速地知晓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又对世界情况的判断非常简单化，“我们的观点如此断裂，以至于不能形成沟通。”

项飙认为，这些现象与城市的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相关。他解释道，今天的城市可以轻易地完成功能性的任务，比如外卖总是能快速地送到家门口，然而和功能性相对的生态性却非常缺乏——“一只小鸟唱歌并不是它有什么东西要诉说，老鹰在天空上飞并不是要证明什么，老虎在地上跑也并不是有什么直接的目的，生态性是多样的东西走在一起，有的时候是相克，更多的时候是相生，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他认为，没有生态性的城市如同网格信息分布的节点，事情可以办得非常有效率，但是不知道在彼此之间形成有机的社会意义上的关系。只有当城市具有生态性，才能容纳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