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媛

面对性别暴力，警察本应保护受害人、搜集证据、制止违法、打击犯罪。然而，由于积淀在内心深处的性别观念，加之缺乏必要的培训和规范的流程要求，本应声张正义的警察常常有意无意地二次伤害了受害人，丧失了搜集和取证的最佳机会，更忘却了自己的天职就是制止违法、打击犯罪。

合格与不合格的警察

最近，我听到两则关于警察应对性别暴力的故事。一是滴滴打车女事主被司机性侵犯，警察居然让女事主删除作为证据的照片。另一是成都一位警察主动告知家庭暴力求助者的权利，建议她去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当得知受暴者的申请没有得到法官核准时，这位警官依据《反家庭暴力法》赋予的权限，给施暴者发出了告诫书。

这两个故事中警察截然不同的作为，第一个太不合格，第二个则堪称优秀。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面对性别暴力，太不合格的警察俯拾皆是，然而合格的警察太少见，只要合格就因而显得格外优异。严重的是，警察的更多不合格之处，往往难以为人察觉。

感受来自警察的出卖

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北京的一条小巷，我在每天的必经之道上，忽然被人从背后抱住。我呼救、挣脱，跑回宿舍，报告了管理人员。后来，面对警察，我说不出任何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更无法在一叠照片中指认任何人，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也无从辨识他的其他特征。

再后来，有同楼的人含糊其辞地对我表示关怀，那态度和沉积在自己内心的某种社会观念相互作用，让我感到一种羞耻，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更让我感到一种屈辱，此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害怕夜晚独行。同时，我隐隐觉得被出卖。前前后后的经历中，给我带来更多困扰乃至伤害的，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警察和管理人员没能为我保密。

避免来自警察的二次伤害

一辆警车开到小村庄，停在某农家院子附近。有女有男，几名警官相继入内。不久，警车离去，传言在村民中间不胫而走。这家小女孩被性侵，很快成了人人皆知的传言。而且，村里还有别的小女孩也是受害者……

且不说对案情的调查进度如何、正义到来得是迟是早，先想象一下，接下来，这些女孩及其家人，会有哪些经历——他们可能面临怎样的议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会如何一落千丈，女孩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有怎样的走向？

如何避免对受害人的，哪怕是无意识的再次伤害，是警察处理性别暴力事件时的第一位原则。无论是家庭暴力，还是外人施加的骚扰或侵害，只要报警，求助者就要不止一次地诉说她的遭遇，即使那是她最不愿意的回忆，即使每一次回忆就意味着再一次的受伤。

有些地方警察接受性别意识和性别暴力相关培训后，开始思考并改变了习以为常的办案方式。比如，不再开警车穿警服直入农家，运用先进的录音、摄像设备配置，避免让当事人再三陈述受害经过。但愿有更多地方警察，能接受这样的培训，为更多的受害人及家人保守秘密，让她们少受干扰、得享尊严。

自诉转公诉的案件

几年前的李阳家暴事件曾被广为报道。受害人李金（Kim Lee）去派出所报案时，警官不知所措，甚至不知该带她到什么机构去验伤，以至于她先后去两家医院排了半天队，才知道应该到一处被司法机构认可的医院。

如今，《反家庭暴力法》已经生效实施数月，一位山西农村女教师遭遇家暴，三番五次求助派出所，警察也没有积极采取行动、搜集证据。她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一再请求警察发出家暴告诫书。警察很不耐烦，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成都那位警官能够自觉学习《反家庭暴力法》，建议求助人申请保护令，并在保护令申请未果的情况下出具告诫书，实为难得。尽管严格地说，他所做的，仅仅是他应该做的——没有再次伤害，且积极进行权利救济。

还有一位警察，做得更漂亮。那还是《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几年之前，湖南湘潭发生了一起家庭暴力事件，肇事者致使妻子轻伤后逃离当地。按常规，这类情况多半是刑事自诉案，即民不告官不究。

辖区派出所长查玉彬在接受反家暴培训后，对家庭暴力有了新的认识，他和同事搜集了有关证据后，将这起案子提交检察机关，让这起家暴成为一起公诉案件，彰显了国家干预家庭暴力的负责精神，而不是仅仅让受害人独自承担追究丈夫刑事责任的巨大压力。

面对路人甲

面对性别暴力，求助者有时可能是路人甲。

2015年，两位代人求助的年轻女性得到了警察截然不同的对待。一位在某大学校园目击男子对女友施暴，她上前劝阻，鼻梁被一拳打成骨折。警察来到后，怪她多管闲事，这位满脸是血的女性只得给警察上了一堂反家暴课。

另一位女性在某市街头看见一男子对女伴动口又动手，并要将其拖进轿车。她赶紧报警，并要求搭警察的车到现场一段距离之外，以免自己被报复。这名警察欣然同意，并且送她到更远一个路口才离开。

我们知道，行为的背后，都有更加深层的动机，其中，既有理念的问题，也有感性的因素。

警察作为执法者，能否真正做到依法行事，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法定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和相应的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和感情的影响。

警察本身从事的就是常常使用暴力的工作，更何况身处的社会文化总是把男子气概和男性中心、暴力控制混淆不清。加之性别暴力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理性上还是感性上，警察在应对性别暴力方面都面临很多自身局限。

当然，本文的重点不在分析和倡导改变警察对性别暴力的态度（认知和情感），这是更为复杂的任务。本文只涉及了这个议题的表层，即实际操作层面上，警察应该如何做。

当下，越来越多的性别暴力受害者求助警察。据一些地方的统计，家庭暴力打110的，数量上远远超出了找妇联的。这表明老百姓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家暴是侵权行为，反家暴首先是国家的责任。

如何能确保警察能履行职责，能不推诿、不拒绝、不加剧暴力处境呢？如何才能有更多的警察去做对的事情，支持求助者，让她们免于恐惧，为她们获得证据，帮助她们享有安全？

在反家暴方面，答案早已明了，按照《反家庭暴力法》对警察进行培训，让更多警察积极接警，并发出告诫书，协助执行法院颁发的人身保护令；敦促公安部早日下发编制完善的警察处理家庭暴力实际操作流程。

关于作者

冯媛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汕头大学客座教授，妇女研究中心顾问。

性别暴力知识库第十章：法律人，你责无旁贷总第75篇：警察，你应怎样做？关键词：公权力救济、规范执法、旁观者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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