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在北京市文联，作家草明的一句“老舍收了美国的版权费”，使得老舍遭到更猛烈的殴打。“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多年后草明说。
1966年8月24日晚，老舍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手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投入了太平湖中。那本诗词，一直浮在水上，但老舍，这位曾受很多人爱戴的文学家，却沉了下去。
据老舍夫人胡挈青回忆，养鱼场一老头告诉她，白天有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这老人便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投了河。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舍。
转眼间，50年过去了，关于老舍的死，仍然是众说纷纭。从“自绝于人民”到“有某种使命”，持这些观点的人都各有各的说辞。可能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这位自称为“普通的北京市民”的文学家的离开，与他在8月23日经历的种种有着直接关系。
8月23号，老舍不听夫人胡挈青的劝说，执意要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北京市文联”）学习“大道理”，却遇上了红卫兵。据当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杨沫说，老舍本来打算中午时分就走，却没想到汽车司机罢工，不肯送他回家，于是便没回去。到了下午3点，一群头上扎着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的女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北京市文联，揪出了萧军等人，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女红卫兵们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这不禁让杨沫心里一惊：这个老人受得住皮带的抽打吗？到了下午四点，老舍他们被赶上了一辆大卡车，运到了孔庙去，直到大约七点才回来。这时的老舍，头上盖着一块白帕，血迹斑斑。
在孔庙时，据当时在场的文化局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说，老舍的脑袋被打破了，血一直流。他觉得老舍不能死在这，便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口供了。”说完便问老舍知不知罪，老舍答了声“我知罪”。葛献挺叫人把老舍押回去，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救老舍的方法。
据在场的北京市文联的浩然说，老舍坐车回到文联后，又赶上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串联”，聚在文联大院，又接着被批斗了。这时，作家草明的一句“老舍收了美国的版权费”，再加上老舍因摘牌子时被弄疼，将牌子砸向红卫兵的举动，让老舍被打得更凶了。紧张的浩然为了保护他，只能借“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的理由，让派出所的人把老舍带过去。后来，便是老舍夫人胡挈青，把他接回去了。
“我很清楚，老舍之死，已不单是一个著名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自杀事件，”傅光明说：“尽管老舍自杀的太平湖早已填平，它的遗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厂，但我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小块太平湖的旧迹。”从1993起，傅光明便开始为研究“老舍之死”这沉重的命题做资料准备，随后著有《太平湖的回忆——老舍之死》《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等著作。在《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中，傅光明和郑实通过与老舍夫人胡挈青、儿子舒乙、“揭发者”草明、“8·23事件”目击者端木蕻良、林斤澜、曹菲亚以及作家冰心、学者钱理群等人的交谈，记录下了这段历史，以及他们对“老舍之死”的看法。
以下内容摘选自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采访实录》2009年版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是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他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后来我找到了这篇（《诗人》）。
当时坐在这儿（八宝山），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后来我找到了这样的话（指《诗人》），这个使命是什么就很清楚了，身殓，殉职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现在有很多思考老舍之死的东西，我觉得核心部分好像应该是这个，证明他是经过深刻思考的。
傅光明：您对他自杀怎么看？
草明：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怀疑我，因为当时斗他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我就说了那么一句，那是事实。
傅光明：有人说你当时那句话导致红卫兵对老舍的批斗，毒打更厉害，以致他投湖自杀，明年就文革30年了，您今天想起来，对当时说过的那句话有没有愧疚的心情？
草明：那是在文革初期，谁知道后来扩大成那样，谁知道他后来受不了。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当个作家、艺术家的，好事坏事都有名。
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他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他没能完成。在这之前他也写了很多配合任务的东西。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他的死是我们中国的一大损失吧。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这是“文革”中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当然，“文革”唯一的就是不愉快的东西。我特别悲痛。后来恢复我可以写东西时，我还写了他。人家找我写回忆老舍的文章，我那时还病着，只能我说一段，别人记一段，然后我给连起来，文气也还通。
在那个时期作家挨打太多了，有些更贵族化一些的，比如冰心先生。我亲眼看见冰心先生在院子里砸煤块，罚作苦役，冰心是贵族出身，解放前是驻日大使夫人。但选择自杀道路的为什么是老舍呢？别人都没选择。当时一网打尽不只老舍一个呀，多了。
我估计老舍只要拖拖拉拉地熬过十来天就没事了，别人就不理他了。为什么他要死呢？是他个性刚烈吗？不是，他绝对不是。他是北京那种挺能对付事的人，所以他自杀有一些介入的因素。“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信念，并不是个别的。老舍先生在平时这方面并没有显得比别人更突出。
从我来说，很难过，当时就有点傻，掉眼泪。一个好人，遭到这种厄运。而且这个运动搞成这样，把老舍都整死了，那还有什么好说，觉得这个国家没有法治了，乱了套了。我想我这个心情，许多人都有。谁也不敢表现，因为是犯右倾了，是吧。这是同情，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这么做就是同情了。因为文联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和老舍先生很有感情的，没有感情的也是认为老舍这种举止、行为呀是被逼死的，逼他非死不行。他这个人很刚强，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这种性格。他为人很和蔼，很谦虚，但是性格倔强，这么一个人，很不容易低头的。在这样乱无秩序的狂暴面前，让他低下高贵的头，他大概是宁死不屈。
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
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1948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老舍已经放弃了，但老舍有个最后的底线，就是安身立命的东西得守住。我觉得孔庙那场大火，烧书的情景可能对他刺激最大，这使他感到文化的毁灭。从他心里来分析，他会感到这是明显的“焚书坑儒”。而焚书坑儒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个无法抹去的记忆。我觉得，他至少感到“焚书坑儒”的时代来了。
他的死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他这种行为不是异端的行为，他的死也没有到抗争这个份儿，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他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这个因素再加上其他因素，他投湖。我是比较相信合力的作用，有时一个人稍微错过一点儿就不会死。就好比一个人被汽车撞死了，实际上有多种因素，如果之前有人跟他多说一句话，他也就躲过去了。这就是合力到一个点上了，缺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说以死抗争，那就不管什么因素都死。如果是以死抗争的话，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去死了。我觉得从个性来说，老舍也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刚烈的、宁折不弯的，他还是外圆的、外圆内方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