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尴尬的最后时光 以及他死后所发生的

斯大林死前,因中风而昏迷在地数小时,警卫们不敢进屋打扰。他死后,苏联当局向西方国家寻求和解,丘吉尔很有兴趣,但美国拒绝了。

 |  Sheila Fitzpatrick
独裁者之死。1953年3月,斯大林的遗体庄重地躺着。在他死后,政治局便推翻了他的政策,并开始了大范围的改革。

独裁者之死。1953年3月,斯大林的遗体庄重地躺着。在他死后,政治局便推翻了他的政策,并开始了大范围的改革。

约瑟夫·斯大林一度无所不能,但在1953年3月1日的晚上,他中风发作,此后他受到的照料可能还不如苏联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拥有最好的安保团队,却逃不掉“中风后昏倒在地数小时,无力求助,身下全尿湿了”的命运。

尽管斯大林许久没走出房间令仆人和警卫队感到不安,但他们不敢打扰他。当他的同僚致电问询时,警卫队犹豫再三,最终打电话找来一位医生——但不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在此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中,他的私人医生和一批专门为政要看病的医生已因叛国罪被逮捕。这位恐惧的医生建议“保持绝对安静,8条医疗水蛭进入他的耳朵,他的头上敷着冰袋;用镁乳给他灌肠,并取下了他的假牙”。3月5日晚,斯大林与世长辞。

斯大林并没有死于最亲近的同僚之手,尽管有很多相关的传言和推测——约书亚•鲁宾斯坦对它们进行了反驳,他做得对。不过,他们也没有尽力抢救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斯大林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量也大为减少,并且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多疑。他发起反犹运动,仅仅是因信不过犹太人,他或许已在着手准备新一轮的清洗与驱逐。拜斯大林的残酷和克俭所赐,苏联经济在战后不久就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斯大林临终前的时光颇有戏剧性,鲁宾斯坦讲得很出色,并特别关注苏联的反犹运动,作为《斯大林的秘密屠杀》(2001年)一书的作者,在这方面他是专家。接下来发生的才是真正有意思的,鲁宾斯坦将新书的一大半内容放在斯大林死后的那一年——他的老搭档,政治局委员们,包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内,迅速推出了大范围的根本性的改革计划,并试图与西方国家重修旧好,这几乎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而我去年出版的《斯大林团队:在苏联政治中的危险生活》与《斯大林的最后时光》有着相似之处。当然,我们那时还不清楚彼此在写什么。尽管我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时间的故事,但我侧重于分析苏联国内的政治情况,而鲁宾斯坦更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如果你出生在我所处的年代,经历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缔造的冷战氛围,你也许会好奇当时的情况是否真有那么糟糕。公正的鲁宾斯坦在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新一任领导层的改革速度和魄力相当惊人。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新一任政府掌门人马林科夫谈起了缓和局势,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讨论了合法性和宪法保护。短短几周内,反犹运动被叫停,“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涉案医生(主要是犹太人)被无罪释放。随后,古拉格一百万名囚犯被特赦,警察的权力被削弱,政府允诺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住房,文化管制放宽,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所改善。

尽管略有些不情愿,但鲁宾斯坦还是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的亲密同僚们并不热衷反犹运动,还在1952年采取过消极抵制行动,但鲁宾斯坦指出:“他们并非出于良知而叫停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评价一些政策时,鲁宾斯坦也作出了类似的分析,他并不觉得新任领导人真的想要改变,“他们只是为改革而改革”,那些政策的性质并不明晰,或许仅仅是“向西方靠近的信号”?

尽管苏联表明了寻求缓和冷战双方关系的态度,但美国人并不希望听到这一消息。1953年1月上台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继续奉行冷战政策,对苏联的态度并不友好。对于他们来说,苏维埃是作恶者,令人不安。《时代》杂志认为苏联的这一新变化“令人困惑、愉悦却又阴险”。杜勒斯坚持认为,即使苏联摆出和解姿态,美国也应毫不动摇。《纽约客》的作家AJ Liebling认为,对杜勒斯来说,苏联的变化实际上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威胁。

国务卿杜勒斯与总统艾森豪威尔。

当然,也有西方国家对苏联此举作出了积极回应。在英国,精明且消息灵通的苏联专家爱德华·克芮恩克肖通过《观察者》表示将有大事发生。当时,即将卸任的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机,并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当丘吉尔召开下议院会议,想要商讨后斯大林时代的对苏政策时,艾森豪威尔吓坏了。杜勒斯则明确反对与苏维埃面对面谈判,无论是以官方或是私人名义。杜勒斯有着“近乎迷信的恐惧”,也许对他来说,苏联是长角的恶魔,绝对不能给它为祸人间的机会。

在鲁宾斯坦看来,自斯大林逝世至1953年6月东柏林起义,美国错失了与苏联新任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信息不畅、建议有误:有专家告诉艾森豪威尔,斯大林的继任者比他更加危险和可怕。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希望能和真正代表苏联人民的领导人进行和谈。

鲁宾斯坦在他的介绍中指出,“出于复杂的原因,经历了多年冷战的苏联和西方政府始终无法信任彼此。”但是,“双方过失”只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说法,根据鲁宾斯坦对1953年的相关事件的分析,他的结论似乎与此有所出入。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1953年时拒绝与苏联和解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这不是一方之过,苏联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不过,根据鲁宾斯坦的说法,苏联已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只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国务卿杜勒斯始终都觉得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并在1953年5月8日表示苏联是近1000年来西方文明“最可怕、最致命的威胁”,断然拒绝苏联抛来的橄榄枝。因此,美苏关系在斯大林死后并未得到缓和似乎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翻译:沈怡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