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过分关注教师排名，而对于如何设计他们身处的工作环境——更宏观的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关注却少之又少。
按：在韩国，人们把教师称为“立国者”；在芬兰，男人和女人都把教师放到配偶最理想职业的前三名。然而，美国却有句老话——“无能者才会教别人”，意思是只有当不了医生和律师的平庸大学生才会选择教师工作，公立学校老师是一边享受丰厚养老金与医保、一边有体罚和酗酒等问题的人。
记者达娜·戈德斯坦观察到，无论参加什么政府会议，政策决议者们似乎都在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无能和“铁饭碗”感到愤愤不平，却少有人关注教师群体的困境。在《好老师，坏老师》一书中，她考察了美国公立学校教师面临的问题：薪酬过低、聊胜于无的任期保护机制、严苛的考察评分体系、教学计划由管理人员决定、任教科目时刻有人审查……
戈德斯认为，政策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解雇教师上，而对于如何设计他们身处的工作环境——更宏观的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关注却少之又少。正如教育学家杜威所说：“教师并不是军队里的士兵，只能选择服从；也不是轮盘上的锯齿，唯有应付和传递外界能量；教师必须是一位智慧的行为媒介。”当教学成为引人入胜、富有挑战的工作，有头脑、创造力与抱负的人们自然会被吸引到教育行业里。她也相信，教师们值得比现在更好的待遇与尊重。
撰文 | [美]达娜·戈德斯坦 翻译 | 陈丽丽
为糟糕的教育质量感到担忧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所做的工作既有其个人意义，又有其政治意义。他们照料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孩子，而孩子是我们寄予热烈而又忠诚的爱的对象。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公民和工人，而这些人的智慧和技术水平将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既然教师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那么美国政客们对于他们的缺点如此敏感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首先要承认一点：美国教师的学术背景大多都很平庸，这是事实。大部分人的SAT（学习能力测验）分数都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都毕业于普通学院和大学。最新数据显示，教师的学历正在提高，但是，由于在经济衰退期中，私营企业招聘人数减少，因此这会是持续发展趋势还是短期趋势还未可知。
的确，人们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小学课堂中进行了一次大型实践考察，发现许多孩子——其中大多数是穷孩子——“在无所事事地看教师处理他们的行为问题，参加做习题和拼写测验等无聊而又机械的教学活动”。另外一个以千个市区公立学校课堂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只有1/3的教师的课堂组织方式达到了超越机械学习的“知识深度”。
在奥巴马时代，应对这些真真切切的问题的主要政策只有一个：削弱教师的任期保护机制，然后使用“学生学习评价标准”——这是对孩子们在一连串设计仓促的测试中取得的成绩的委婉说法——来识别并解雇差劲的教师。科罗拉多的一位教师（用夸张的说法）告诉我，人们过分关注如何惩罚糟糕的教师，这让她觉得“选择了一个在人们的眼中比卖淫还不如的职业”。愤怒的教师们通过在线视频和博客文章向公众宣布辞职，这种现象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我没办法再配合这种测试体制了，我觉得这会扼杀课堂的创造力和创新性。”罗恩·马贾诺说，他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位高中社会学科教师，还曾两次获得全国教学大奖。在伊利诺伊州，艾莉·鲁宾斯坦通过YouTube提交了她的辞职信。她解释道：“教学中那些令我热爱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课程都是强制执行的。任教科目的每一分钟都有人审查。教学计划由管理人员决定。再也没有人信任课堂中的教师，或者说，教师要教什么、什么时候教、怎么教，都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够掌控的了。”奥利维亚·布兰查德选择从她在亚特兰大的“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机构的实习岗位上离开： 当地给管理人员和教师发了上万美元的绩效工资，让他们造假，涂改并更正学生们在标准化测试中的答案，然后再提交上去打分。在遭遇了一轮指控之后，那些还待在该地区的教师都变得萎靡不振、惶惶不可终日。当布兰查德发出辞职电邮的时候，她“全身心都解脱了”，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描述道。
布兰查德、马贾诺和鲁宾斯坦代表了一种更大的趋势。民意测验显示，相比于美国的其他职业，教师更富有激情、更具有使命感。但是，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MetLife）一项针对教师的调查发现，在2008至2012年间，声称自己对于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的教师比例从62%暴跌至39%，达近1/4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曾经以为这场教学之战是新生事物，是被“大萧条”的恐慌引发的。毕竟，美国孩子中有1/5出身贫寒——儿童贫困率是英国和韩国的两倍。年轻人们遭遇了17%的失业率，而德国和瑞士的失业率还不到8%。刚毕业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都处于无业状态，或者做着和他们的教育水平不相称的工作。漏洞百出的社会保障网、胡作非为的银行体系、懒散的监管者、制造业的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信用卡债和短视思维让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如果没有更好的教师来拉我们一把，那我们就完蛋了。“伟大的教师每天都在创造奇迹，”教育部长阿恩·邓肯于2009年如是说，“有影响力的教师呢？他们能在水面上行走。”这番华丽的辞藻仿佛一记鞭响。我们有多执着于批判那些糟糕透顶的教师，就有多崇拜那些理想化的、寥寥无几的“超人”教师。
这种天壤之别令人困惑，我不禁要想：为什么美国教师既心怀怨恨又头顶理想的光环，而其他国家的教师却普遍更受人尊重？在韩国，人们把教师称为“立国者”。在芬兰，男人和女人都把教师放到配偶的最理想职业的前三名。然而，美国有句老话——“无能者才去教别人”，这种说法还在继续产生回响，这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于教育者这一职业居高临下的态度。
我以为，要了解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对于把公共教育作为英才教育媒介抱有超高的期望，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不愿大力投资其中涉及的公共组织、教师和学校——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许与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有一定的关系。200年以来，美国公众一直要求教师消弭困扰社会的隔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移民和美国主流人群、黑人与白人以及贫富之间的差距。然而，每一个教育改革的新时代都是以人们从政治和媒体角度对当时的教师发起斗争为标志的。可我们正是要靠这些教师来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这往往是在稳定的工作和经济的住房、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等等方面对家庭的支持缺失、无法令面向孩子的教学更有效果的情况下进行的。
19世纪的公立学校改革者们曾这样描述男教师——19世纪的教工中有90%是男性——他们都是嗜虐成性、只知道挥舞教鞭的酒鬼，应该由更善良、更纯洁（薪水更低）的女性代替他们。在进步主义时期，工薪阶层的女教师们因为课堂缺乏男性的“硬气”，无法管理由过去的童工组成的60人以上的班级而饱受抨击。在民权运动时期的南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黑人学童因种族隔离法律而被剥夺入学权利，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案的判决终止了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因为本案迈进一大步。从根本上激起了成千上万的黑人老师的怒火，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却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就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巅峰时期，白人教师因无法接受学生父母对学校的控制和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中心的教学理论而受到了指责。
教师要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左翼和右翼政客、慈善家、知识分子、商业领袖、社会科学家、活动家、父母，甚至他们内部还要互相对峙。（我们应该看到，有些批评是公正的，但有些批评则不那么公正。）美国人一直在就谁应该在公立学校中担任教职，应该教什么内容，应该如何教育、培训、雇用教师，支付教师薪酬，评价和解雇教师等话题辩论。虽然这些问题已经争论了两个世纪，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未能达成共识。
许多出类拔萃的男性和女性都曾在公立学校工作，并且从基层的视角提出了关于如何改善美国教育的有力观点。亨利·大卫·梭罗、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曾任教职的美国名人有许多，这里提到的不过是寥寥数人。他们都反对将教育者幻想成圣人或拯救者的观点。而且他们深知，在教育事业中，孩子们的智力进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潜力虽然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受限于培训不足、薪酬过低、供给不足、管理无能和学生贫穷的家境等现实因素。这些教师的故事和那些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教师故事都在推动着这段历史向前发展，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教职会变成这样一个既饱受抨击又受人敬仰的特殊职业。
而且，可能除了高中水平的数学老师之外，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更好的学生就能成为更好的老师。某些国家，例如芬兰，建立了完全由尖子生组成的教师队伍。但是其他地方，例如上海，人们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教师候选人群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调整；他们是通过调整教师工作日，让教师单独面对孩子们的时间变少，并且把更多时间用在备课和观摩其他教师工作情况、分享教学实践和课堂管理的最佳做法上。据研究世界各地学校的统计学家安德烈亚斯·施莱歇称，上海“善于吸引中等人才并挖掘他们身上的巨大生产力”。美国教育的未来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正如约翰·杜威在1895年指出的那样，“教育一直都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将来也是如此。”
我深信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者们应当吸取前车之鉴。我们要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给教师排名和解雇教师上，要更多地关注如何令每天的教学变成引人入胜、富有挑战的工作，把有头脑、有创造力、有抱负的人们吸引过来。我们要平息教师斗争并支持普通教师提高他们的技能，也就是研究教师素质的经济学家乔纳·罗考夫所说的“推动”这一行业中的“中间层大队伍”。虽然历史上模范教师们的创造力和毅力令人鼓舞，但是您将在本书中读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上的非理性行为；人们过分关注教师排名，而对于如何设计他们身处的工作环境——更宏观的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关注却少之又少。
为了了解这些体制，我们将从19世纪上半叶的马萨诸塞州开始历史之旅。全民普及教育的支持者，又称公立学校倡导者，受到了反课税激进分子的挑战。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缓解令美国教职又被重新定义为由女性担任的低收入（或者甚至是义务）的传教工作，这种情况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两个世纪——与此同时，奴隶和移民们的孩子都涌入了教室；我们为解除学校种族隔离而斗争，然后又放弃；我们从19世纪末开始面对这样的未来： 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依靠学校和教师帮助他们获得中产阶级的生活。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好老师，坏老师：美国的公共教育改革》序言，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