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关键词：王安忆、古尔纳、朱利安·巴恩斯、林徽音、科学哲学、鸦片、粒子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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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将小命运置于时代大背景是王安忆一贯的写作风格。在她的小说中，人物不仅跟随着时代脉搏而动，也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在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小说《五湖四海》中，一并发生的还有人物的创业史。
故事发生在长三角的工业园区，张建设和修国妹这对夫妻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抓住际遇成为了“富一代”。从水上人家的二人世界，到拆船上岸成功创业，他们的生活虽有坎坷却大体顺利，“日子过得快且满”。到了小说后半部分，叙事从奋斗中抽离出来，转而处理要面临的现实难题——修国妹在事业上与丈夫齐心协力，却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生活也变得一地鸡毛，她无奈感叹道“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无论是以长三角为背景的水乡人家，还是打拼半生后看到生活苦楚的患难夫妻，这些情节会让熟悉王安忆的读者感到亲切，而《五湖四海》虽然时间跨度长达40年，核心并不复杂，归根结底，还是王安忆最为看重的“讲出一个好故事”。
在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古尔纳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出生于非洲桑给巴尔，在18岁时逃离政治压迫定居英国，古尔纳是一个离散于故乡和英国之间的人，几乎每部作品都聚焦于成长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经历。
日前，古尔纳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首度整体引入中文世界，小说《海边》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主角是一名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的政治难民萨利赫·奥马尔，他虽被允许入境，却受到了移民官员的指责，被认为寻求庇护不是因为生命安全，只是出于贪婪。在被允许入境之后，官员还偷走了奥马尔唯一有价值的财产：一个装着稀有香的红木盒子，它也成为了打开记忆的潘多拉魔盒，从香的起源开始，小说向后追溯起奥马尔的家族恩怨和殖民的历史真相，直至印度洋的“海边”与 陌生英国的“海边”逐渐交叠在一起。
在过往的采访中，古尔纳提到：“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能解释或定义他要做什么，”而“一个更简单的历史正在抹杀已经发生的事情”。在描写奥马尔的难民境遇时，古尔纳没有流于简单的文化认同立场，而是仔细倾听流亡者的叙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塑他们的故土记忆。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作家，与同时代的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等人并称为“黄金一代的英国小说家”。1980年代，他以《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并于2011年以《终结的感觉》赢得该奖。巴恩斯热衷于文体实验，其作品时常跨越虚构与自传的边界。
巴恩斯对于小说如何运作的关注，也体现在这本文学评论集中，就像序言中写的那样，它们“关涉小说的体裁，也探究小说的机杼、成因以及弊端”。《透过窗户》收录了巴恩斯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卫报》等媒体发表的文学评论和一则短篇小说，包括17个绝佳的研究样本（确切来说是15个，关于福特作品的章节竟有3篇之多），并抛出了许多问题：戴维斯翻译的《包法利夫人》令人满意，但她对原作却没什么共鸣，这是可能的吗？奥威尔到底有没有射杀那头大象，如果没有，那他不就变成自己笔下那些歪曲事实的政客了吗？在令人会心一笑的反问中，巴恩斯处处暗藏机锋，同时也在提醒读者，要勤于在小说中发现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当做现成的答案接受下来。
马里奥·邦格是出生于阿根廷的科学哲学家，他一生写就了120本书和500余篇论文，以八卷《基础哲学论》最为著名。邦格发展出了一种全面的科学观，他致力于研究物理学和认识论问题，拒绝接受没有科学证据的真理，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出于这样的理念，邦格希望重新审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并不赞同现象学或后现代主义等当今流行的哲学理念，也批判了福柯的“科学是另一种政治”，他更希望恢复科学研究的经典观点，去探索原始的真理。不过，这并不代表着邦格要回到传统的科学观，把科学视作永恒不变的数据宝库。邦格非常关注哲学母题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诸如合理性和实在论，它们有时是正向的，有时也会对科学发展造成阻碍。就像书评网站《马克思与哲学》所评价的那样，“邦格主张，一切知识领域都需要采纳适当形式的形而上学，”而邦格的工作便是厘清哪些形而上学需要被小心地清理、哪些又是值得支持的。
我们对鸦片并不陌生，与此相关的著作也并不少见，但是为中文世界读者所知的，多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贸易之中的近代史研究。而在《天堂之奶》中，历史学家露西·英格里斯基于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五千年来鸦片从诞生到今天的故事。
自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发现了罂粟，地缘政治就被永远地改变了。它成为最早进入东西方贸易的商品之一，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航海路线；19世纪后，当吗啡被提取出来并用于医疗，它既有效地消灭了病痛，也化身为海洛因，使得人们重新陷入成瘾痛苦之中；在鸦片历史的最新进程中，它让美国锈带地区的穷人们流离失所、大量人死于药物过量。“天堂之奶”——罂粟花的乳汁既带来了愉悦又带来了危险，揭示出人类最深的欲求和弱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言，《天堂之奶》讲述的不仅仅是鸦片的故事，还讲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
无论是情感纠葛还是文学成就，关于林徽音的话题总是层出不穷。2019年，林徽音115年诞辰之际，一张AI修复的老照片更是引起热议，似乎“美貌” “民国才女”是她怎么也绕不过去的标签。可真正的林徽音是怎样的？在其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她的追求和理想又是什么？
在《林徽音先生年谱》中，师从梁思成的建筑史学家曹汛爬梳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年谱的形式整理出林徽音对中国建筑学的贡献。作为近代外交家林长民之女，林徽音在与父亲去英国考察期间，对建筑这门学科一见倾心，认为建筑事业可以用于报效祖国，并与丈夫梁思成一起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为弘扬中国传统建筑做出了卓绝的努力。那么，为什么标题采用了“林徽音”这一本名，而非沿用大众熟知的“林徽因”呢？曹汛在书中写到其中的原委：“年初，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多产无聊写家林微音名字相混，甘冒不孝的罪名，忍痛改名徽因。”在后世还原林徽音的名字，也就意味着去伪存真、补足她作为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的真实生平，而这恰恰是本书的题中之义。
1988年，粒子物理学家利昂·莱德曼因发现μ子中微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这一重大发现到获奖，中间相隔了遥远的27年，莱德曼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犹豫了这么久，是因为不知道该奖励我哪一项成果。”从这则轶事中，读者既可以看出莱德曼的成就之丰富——他毕生从事高能物理实验，做出过许多开创性工作，又能瞥见他乐观的人生态度——除了物理学家，莱德曼还是一名文风幽默的科普作家。而这两方面在这本物理趣史《上帝粒子》中都得到了体现。
在书中，莱德曼提出了一个看似颠倒的疑问：“如果宇宙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长久以来，物理学家们都想要追寻那个终极的宇宙问题：什么是物质的最小构成单位？在本书中，莱德曼追溯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到量子理论的诞生，一直到希格斯玻色子，即“上帝粒子”的发现和证实，这段旅程被讲述得毫不枯燥、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