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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教育?斋藤茂男对日本社会的叩问,今日依然真切而沉重 | 说书

日本记者斋藤茂男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教育黑暗的根源所在,是没有在知识灌输与社会规训之外,鼓励孩子思索更重要的问题:“对人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怎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  徐鲁青

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填鸭式教学、高度一体化竞争、过度规训……这些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日本社会都并不鲜见。

从1975年起,日本调查记者斋藤茂男与同事奔走在教育一线采访,并将采访报告汇集成98篇稿件,以何谓教育为题连载发布。彼时,日本学校正沦为以分数取人的“学历发行所”,内卷而残酷的学业竞赛折磨着学生与家长,拒绝上学成为社会问题,青少年自杀率逐年攀升。

记录下日本教育现场图景的斋藤茂男感叹道,从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将竞争看作理所当然,而今应为这样一个时代画上句号,并从根源上改变它——“将其转换为一个每个人都能像人一样生存下去的时代。而对于这样一种蜕变,教育将是决定前路的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

从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将竞争看作理所当然,而今应为这样一个时代画上句号

教育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从斋藤茂男描绘的近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教育图景中,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参考。

01 青少年自杀的背后:单一绩优标准与低容错空间

1975年,高速发展的日本势头正猛,经济泡沫尚未露出先兆。记者斋藤注意到,学生自杀的新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他考察了一至三月发生的学生自杀案,发现大部分与学习有关。原因包括“不去上学,被父亲训斥”、疲于升学备考”或入学考试失败,甚至有孩子因弄丢了寒假作业”而自杀。

在他跟进报道的一起涉及一家三口的命案中,父母在将读初中的独子勒死之后,一同上吊自杀。案件发生前,孩子因纵火被学校惩罚、被媒体报道,人们推测是母亲因此感到羞耻难当,最终走上绝路。而孩子的纵火又与长期的学习压力有关。这位初中生在纵火检讨书中写:“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我才这样做的。妈妈非让我学到半夜十二点,我头痛心烦。如果在学校或者家附近放火的话,大家就会乱作一团,我觉得那样就可以不用学习,所以才这样做的。

《何谓教育》
[日] 斋藤茂男 著 王天然 译
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8

在五十年前的日本社会,流传着教育妈妈一词。在青少年自杀问题中,“教育妈妈”常常是第一个被舆论责怪的对象。斋藤茂男在调查这一命案时发现,母亲对孩子施加压力,并非简单出于攀比心,而是迫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她曾多次对亲人说,孩子的身体很虚弱,只有学习好,未来生活才能有保障。斋藤在书中发问:

“我们应该责怪这样的母亲吗?还是应该责怪这种将母亲们都束缚住的,名为‘幸福信仰’的现代诅咒呢? 

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幸福信仰”高度统一,即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提出的观察:人人都推崇学业成就和公司白领工作,几乎不鼓励其他类型的才能;日本的考试制度已延展为社会各阶层的标准,考不到高分,即使孩子有其他才能也会沦为他人眼中的失败者。

然而,单一化的绩优评价并不能充实孩子的心灵。在斋藤茂男调查的另一个自杀案例中,喜欢小号的男孩即便能顺利进入志愿高中,也意识到未来生活会离小号越来越远,堕入虚无之中,在期末考试的那一天刺死了自己。

学生的学业一但落后——无论是因被其他兴趣吸引,还是遭遇疾病、生活意外——都难以再有翻盘机会。傅高义观察到,日本学生没有任何犯错空间:

“除了高中毕业后的‘浪人期间,日本的教育制度不容许中断学业。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紧接着可以去高考补习学校一年或几年再参加高考,如果直接就业,日后将失去接受普通大学教育的机会。

在一个案例里,成绩优异的女生B分班考试失利,在次日补考当天上吊自杀。“虽然还有一次机会,但是她却没有信心。这种不安将她卷入死亡之中……”正如斋藤采访的一位老师所言:哪怕是好学生们,只要走错一步,也有可能被卷入悲剧中去。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可怖之处。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 傅高义 著 周晓虹 译
上海译文新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5

02 异化的学校教育:唯命是从的孩子如何被制造

搬学校供餐的时候,要整齐流畅,干净地运送。吃饭的时候,面前摆放面包,左前方摆牛奶,右前方摆小菜……要严格按照这个三角形流程吃,要练习全班同学一起开始吃,二十五分钟之后一起吃完,吃饭期间禁止说话。

以上内容,是70年代日本爱媛县某所小学的供餐标准流程。斋藤茂男由此联想到了流水线生产工厂的《标准工作纲要》,为使生产更有效率,管理者会用秒表测量每一名工人的操作。“将人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人力资本……这与教育层面所持有的人生观念本应不是同质的东西,但在以‘正常化为傲的学校里,我们随处可见这些。在考察日本多所学校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斋藤所说的“将人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人力资本”并非凭空判断。二战后,教育在日本被全然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1955年起,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辖管教育的文部省与财界、经济企划厅等联合,共同推出了适合经济发展的人才开发政策。政府认为,金字塔类型的人才市场——少数的知识精英和大量的下层劳动力——最有利于推动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划分与筛选劳动力成为学校的重要任务,老师们很早就对学生进行分类,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将不适应的孩子剔除出竞争游戏,保留懂得遵守规则,顺从权威的学生。

荷兰记者卡瑞尔·沃尔夫伦发现,纵使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有筛选功能,但日本教育的划分标准比任何国家都要无情与严格。他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指出,日本教育系统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一代有纪律的精英劳动者,“这个系统要求的是高度社会化的个人,他可以在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的、经过精密调整的组织环境中可靠地履行职责。”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著 任颂华 译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20-10

学校通过事无巨细的校纪校规塑造学生的顺从度。在斋藤茂男调查的多所学校中,玄关处的鞋子总是摆放得就像尺子量过一样;老师要求每次提问时,学生都要向前方以四十五度角仰起头;每一节课之间的“准备时间”,孩子们需要迅速上好厕所回来,把教材、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摆在桌子上,等待上课铃声。校长为斋藤茂男骄傲地描绘了学生们晨会退场的情形:年级委员走在最前列,安静地举起右手,全班同学都会集中注意力看向这只手——手放下的瞬间,所有人都踏出左脚……如果没有跟上队伍,学生们会觉得是自己笨,很丢脸。校纪校规覆盖一言一行,孩子们努力遵守着要求,不服从的孩子被看作出格者,甚至在学生内部被排斥。

斋藤记录了一名老师的经历。有一次,他为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读一个儿童故事,同伴老鼠马上要被杀害,十六只性格各异的老鼠迟迟无法做出一致的决定,最终它们以侠客之义团结在一起。老师问孩子们:“你们心中也有很有个性的人吧?”孩子回答:“这样的人就是出格的人,出格的人会被老师和朋友们讨厌的。”

与严苛的纪律准则配套的是无处不在的监视之眼。在老师与班委严苛的监视下,孩子们也开始了自我监控。一次,斋藤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奔跑的小男孩突然停下,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老师要求课堂铃响后,要花几秒钟思考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即便在无人的走廊中,小男孩也自觉遵守着老师的要求,在日本学校中这是受到鼓励的行为。

孩子们努力遵守着要求,不服从的孩子被看作出格者,甚至在学生内部被排斥。

斋藤茂男认为,这一切“正常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们能够好好适应现行体制,而不是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人,赋予力量与能力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美国学者布莱恩·麦克维(Brain J. McVeigh)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在《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话》(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as myth)一书中,他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民族的国家主义,让基础教育以缔造勤奋守纪的劳动力为目标。这主要由两条教育路径实现,一是学校极度注重考试与分数,强调封闭性知识学习,压制批判性思考能力;二是通过对规则、惩戒、监控的运用,令学生生成“不要生事”(fitting in)的性格取向,甚至将自我监控内化为惯习。学生毕业后,可以顺利地适应社会要求,成为国家需要的驯服劳动力。他总结日本基础教育造成的自我监控式社会心理学人格特征,即害怕集体压力、缺乏个性、忠诚、顺从等。

斋藤茂男描绘的一幅幅日本教育图景,对我们而言或许也并不陌生。他认为,当时教育黑暗的根源所在,是没有在知识灌输与社会规训之外,鼓励孩子思索更重要的问题:“对人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怎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如今我们回望中国社会,双减政策出台已经一年有余,在减轻孩子们课业负担后,教育是否引导他们思考了这些问题?社会能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宽容的空间,供他们有底气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斋藤面对日本社会发出的何谓教育之问,也应被我们一次次提起,并激起更长久的思考。

参考资料:

《何谓教育》[日] 斋藤茂男 著 王天然 译 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新中产阶级》[美] 傅高义 著 周晓虹 译 上海译文新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著 任颂华 译

http://www.ed.ecnu.edu.cn/?p=19789 中国教育报 阎光才:“日本高等教育神话”的警示

https://i.ifeng.com/c/82t9meU4yZY 凤凰网文化 名校情结、地狱考试、焦虑妈妈……日本教育系统内卷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