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关键词：纣王、本雅明、阿根廷文学、女童失踪案、琴人、私密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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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史书里，纣王是暴虐和荒淫无度的象征，也是贪图美色、“任用妇人”妲己的失败者，而失败者通常不会得到历史的青睐。作家康赫的剧本《纣王》却要为其平反——这里的“平反”绝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倒不如说，怀疑和质问道德的本质才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在这部戏剧中，康赫以周人灭商为背景，颠覆了纣王昏聩无知的形象，他能够清醒地看出西伯姬昌的伪善，却宁愿服从于血液中暴烈的原始欲望，也最终自毁于此。康赫惊叹于纣王“以亵渎者骇人的蛮力，逼迫道德世界说出它的秘密”，也哀叹于商朝覆灭后，“在本该出现崭新世界的地方，一种高明的储蓄艺术诞生了，并通过反复循回，成为传统。”
康赫自称是“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曾出版长篇小说《斯巴达》《独行客》以及长达一百三十万字的《人类学》。他在声音、影像和戏剧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界面文化策划的“野生作家访谈系列”对康赫的访谈曾向读者们做出介绍。
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前军政府时期，出现了一位名叫埃莱娜的“女身机器”，她是作家马塞多尼奥的妻子。在妻子早逝后，他极力想保留她的记忆，因此将其转移到一个能讲故事的机器之中，这些故事讲述的是集权统治下的城市集体记忆，警察总是试图介入并将之捣毁，一名记者则踏上了追查机器的旅途，试图拯救和打捞市民们记忆的权利。
这是里卡多·皮格利亚的长篇小说《缺席的城市》的情节，其中既有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的神韵，又能看到博尔赫斯式的、现实与虚构混杂的叙述方式。就像书中出自马塞多尼奥之手、却走向阿根廷街头的机器一样，这种混杂的叙述也超出了小说边界，触及到我们生活的现实。皮格利亚以“机器”这一隐喻，在小说中生产着重重叠叠的历史真相，邀请读者不仅将其作为单纯的故事来读，也不妨一同加入这则穿梭于多重文本间的文学之舞。
里卡多·皮格利亚是阿根廷作家、文学评论家，曾获阿根廷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等奖项，擅长通过互文、拼贴等后现代手法来回应社会现实。
为瓦尔特·本雅明作传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这不仅由于他的猝然离世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谜，也因为这位思想家自身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性。《本雅明传》的导言如此评价他：“他有一种无肉身的灵气，向往孤独、却又追求共同体。”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则认为，虽然本雅明是一个慷慨的朋友，但是“几乎没有露过底牌”。
现在，这个谜终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解开了，霍华德·艾兰和迈克尔·詹宁斯作为本雅明研究者，在长达900页篇幅的著作中为本雅明的个人生活和学术追求提供了全景式的描述。从童年本雅明在中产家庭中徜徉于“物的海洋”，并由此萌生出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到青年时期他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人生最后时日在巴黎的困顿流亡。
两名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拆解本雅明的理论迷宫，或是为传记强加主题性的秩序，而是用散文式的书写描绘了本雅明跨时代的智性之旅，并保留了他思想中模糊、朦胧的特质，这也揭示了英文原书名“a critical life”的意图所在：本雅明的一生是充满辩证的一生，也是不断跨越自我、不断更新的一生。
1979年至1991年，日本群马县和栃木县的交界处，连续有四名女童离奇死亡，警方很快做出判定并逮捕了“凶手”菅家利和。1996年，同样的厄运却再次降临，群马县的女孩横山由佳梨失踪。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就是这本书的关键所在。2007年，日本记者清水洁注意到了案件中的异样：为何诱拐地点都是弹珠游戏厅？为何菅家的体型和目击者的叙述不一致？从这些疑点开始，清水洁进行了一年的现场调查，最终推翻冤案，促使菅家无罪释放。
清水洁以坚持彻查真相的决心和行动力著称，在前作《铜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他通过独自采访揪出了凶手，揭露了警方的怠惰和侦查黑幕，甚至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此次案件和“桶川案”极为相似，警方不愿承认办案失误，从而错失翻案机会，结果便是无辜男子投狱十七年，却给了凶手“特别恩典”，至今仍逍遥法外。在后记中，清水表示自己还会继续追查下去：“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我都会紧盯这个案子，不会让悲剧再度上演。”
历史学家若昂·德让曾在著作《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提出，巴黎是诞生于17世纪的第一座现代都市，干净整洁的林荫大道取代了狭窄的中世纪街道，上层阶级得以和普通人一样，走下马车，成为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公共”概念，就出自这一时期的巴黎。
而在公共性之高墙的另一边，对应着巴黎人住宅内部“私人性”的出现，人们开始追求舒适的家庭生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私密感。在《私密感的诞生》一书中，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追踪了这一过程，作为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加拉布隆擅长通过物质文化研究观念史，他颇具创意地使用了3000份巴黎人去世后的“死亡清单”，从中窥见私人生活是如何被构筑的。比如床曾经是家中隐私生活的核心，但是18世纪以来，巴黎家庭逐渐增加了餐厅、厕所和藏衣间，床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清单呈现出的生活详细而生动，如同微缩的移轴摄影，使读者仿佛置身彼时彼地。
阿尔弗雷德·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与他的兄长马克斯·韦伯在国内的广泛影响不同，阿尔弗雷德的著述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他曾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创立做出了理论贡献，并创立了文化社会学，提出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相结合的“历史内在结构论”。
《文化的世界史》便是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20世纪早期，欧洲经历了一战、希特勒上台等事件后，阿尔弗雷德预感到西方文化正在面临崩溃的危险，亟需从世界历史中为西方找到定位，但是他并没有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而是强调文明是“全人类的财富”，他由此提出：“我们不作为单独的一个民族，而作为由历史的潮流向前推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 正如译者姚燕在序言中所说，阿尔弗雷德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古老文化如何面对西方“理性”扩张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凸显。如何克服狭隘的文明区域观，建立命运共同体，仍然是这个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首要任务。
我们都想象过另一种生活吧，有人真正做到了。杨岚生于贵州的小县城，读初中时，他开始感到自己与旁人格格不入，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离开了沉闷的学校，来到少室山后山，向僧人学习武术、外出挖野菜、接触禅宗思想。后来在洛阳与古琴结缘并师从名家成公亮，过上了弹琴、斫琴的生活。
本书记录了杨岚独特的“跑题人生”，以及他生命中的师长、友人、曾与自己对话过的古人们。这条人生道路并非全然一帆风顺，杨岚与琴的关系也是几经磨合。在书中，杨岚记录了自己在杭州陷入抑郁、体会到欧阳修口中的“幽忧之疾”的经历，自此大量练琴，古琴这才逐渐变得立体，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在某次采访中，杨岚笑称：“现在的人半年时间能够获得的经验，我花了五年才获得。”这种令一切自然发生、不设目标的做法虽然笨拙，却正好合乎古琴之道，它构成了一种在摸索中不断接近内心的技艺与实践。
我们生活在视觉时代，唾手可得的图像不仅影响了文化领域，也影响了科学实践的发展。在上个世纪，科学理论的形成注重文本分析，图像只是文本的补充。但是在今天，人工图像和模拟技术主宰了科学，成为理论构建的组成部分。
从这一视角转换出发，宇宙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约翰·D. 巴罗选取了科学史上近200幅关键图像，并依次写下由图像引发出的故事，以此回顾各个科学领域的历史转折点。有些图像的诞生伴随着重要的实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图像本身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像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第一次看到的月球影像、托马斯·杨在双缝实验中绘制的光的干涉图，或者达尔文在笔记本里画下的生命之树草稿。这些经过再现的精巧画面不仅是一种美学享受，也能以一个新的方式唤起读者对科学的感知力，就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图片能够以瞬间的冲击力概括现实，无需刻意记忆，却使人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