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离不开了。”
文|每日人物社
“提桶人”三个字，对富士康来说，具有符号化的意义。
在疫情来临之前，“提桶跑路”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轻人们把铺盖、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很多，世界也很畅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对很多原来的“提桶人”来说，这样的潇洒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发现，跨城市的迁徙正越来越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一些“提桶人”放弃了一年四季往返于各个工厂的高收益，为了求稳，把自己转成了富士康正式工。就连称呼也变了，他们现在管富士康叫做“发财康”，认为这里虽然辛苦，但好歹工资会照常发放。还有很多劳务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
文|饶桐语
编辑|易方兴
运营|月弥
一些东西在富士康消失了。
27岁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发现，放在货架上的工件变少了——走到车间的尽头，有一个2米高的5层货架，每一层都摞着透明收纳盒，工人们需要打磨的工件就放在里面，经过他们的加工，这些工件将会成为标准的模具，复制出无数的手机零件。
疫情以来，车间的订单量下滑明显，货架上的收纳盒也总是摆得稀稀拉拉，显得空空的，“真是没活干了”，林康说。他是湖北人，已经在这里待了5.9年（5.9乘以365天）了。每一个富士康工人都习惯把工龄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因为“工龄就是钱”。他现在变得不习惯，因为曾经做不完的工件，突然成为了需要争夺的资源。林康记得，前几年，架子上的收纳盒放得层层叠叠的，速度一慢，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装不下，又堆满旁边的电脑桌。
没活干儿了，很多工人凑不满工时，气氛变得微妙起来。那些好做的、容易凑满工作时长的工件，成为“香饽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它。
尽管不习惯，但林康也很快加入到了这场“争夺”当中。为了比所有人都早点儿到，林康把起床闹钟提前了20分钟。7点30分，他第一个抵达车间，第一件事是站到货架前，把好做的全部挑出来，放到自己的工作台。
类似的“消失”也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他车间。从2016年算起，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来这里6年了。像他一样的广西年轻人，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当成工作的尽头。他发现，这两年，除了稳定供应的口罩，按惯例发到工人们手上的东西都没了——绩效奖金、原本一年一发的工服，甚至洗手液。
洗手液是用来洗掉机油和钨钢粉的。和林康一样，韦大强的工作也需要操作机台，一天活干下来，手全是黑的，只有洗手液才能洗干净。以前，洗手液会批量发放到工人们手里，但现在，洗手液的供应断断续续，韦大强只好用抹布擦手，还要使大劲搓，一周时间，白毛巾就会彻底变成黑毛巾。
▲ 韦大强用来擦手的毛巾，一周就会变成黑色。图 / 受访者提供
毛巾粗糙，搓久了手疼，韦大强和工友们觉得还是洗手液好。于是，再发下来的洗手液，他们都舍不得用完了，偷偷倒出来一些，装进矿泉水瓶子，再藏到自己的柜子里，下班的时候省着倒点儿，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或者，有胆子大的，会去整层楼尽头公用的卫生间，趁没人的时候，把洗手台上的洗手液偷拿回来用。
在工厂里，洗手液是消耗品，没有人舍得自己花钱买，尤其是在绩效奖金一起消失之后。韦大强记得，今年的4月7号，是固定的富士康发工资日，自己只收到了68元的绩效工资，有一个工友，收到了1元钱，看着银行卡的数额，大家都沉默了。
相较于这些具体的事物，被河南姑娘吴小菲注意到的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她的休息时间消失了。吴小菲在郑州富士康，做的是流水线上最普通的工作，不需要一点创造力。她和3个工友，只需要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用小镊子在手机侧面的定位柱上贴上电池垫片，加固后再放回流水线就好，整个流程不超过30秒。每天，她们可以重复这样的动作7000次。
但正是无数这样的重复枯燥劳动，支撑着iPhone的量产，支撑着富士康，也支撑着郑州。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组装都出自郑州，而郑州GDP的8.7%是靠富士康空港厂区完成（2020年）。但吴小菲不懂这些，她不知道自己流水线上是哪一代产品，也不觉得iPhone有什么伟大的，她觉得自己的国产手机完全够用了。
工作是枯燥的，她的快乐在别处。对吴小菲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只有下班前的半个小时——如果手上的动作足够快，她们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量，然后搬个小板凳，聚坐在车间门口，玩得好的几个人，围在一起喝喝水，聊聊天，等着18点30分一到，准时打卡下班。
但是，疫情改变了流水线的生物钟。每天下午3点，线长走出来，大喊一声，“停线——”，整个车间的流水线就戛然而止，接近300名工人站起来，到楼下排队做核酸。
时间在排队中流逝，生产时长当然也被压缩了，“回去之后，肯定要把这半个小时的量赶回来”，吴小菲再也没办法提前下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虑，如果手稍微慢一点儿，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手机就会堆积，吴小菲心里开始着急：“我看到堆积了，速度也加快了，但我明明一直在贴、一直在贴，怎么还是做不完？”
吴小菲怀念消失的半个小时。这是宝贵的休息时间，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五花八门的聊天话题让所有人变得生动起来。谁和家人闹矛盾了，谁周末出去吃烧烤了，还有隔壁那条流水线的男孩，上班的时候摔伤了手臂，手都抬不起来，吴小菲想到了自己正在读大学的弟弟，像姐姐一样叮嘱他：走路不要玩手机。
工人们观察到的“消失”，在富士康面前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在全国各地，北到辽宁营口，西至云南昆明，分布着40多个富士康厂区，每个厂区被划分成几栋大楼，又被切分成无数个车间、无数条流水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塞进这些格子。
在这个巨型工厂里，即使工件少了、福利待遇差了、休息时间没了，也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制度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会了工人们如何成为一台永动机。
最直接的是工资计算方式。在富士康，员工的基本薪资不高，大部分都来自于加班工资。6年前，林康从湖北来到深圳观澜富士康，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基础工资4000多元，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再算上加班加满拿到的3000多元，到手能有接近7000块。对大专毕业的林康来说，这已经是不低的收入，而其中，加班工资占了大头。
没有加班甚至可以变成一种“惩罚”。而今年，由于订单量下滑，车间效益下降，领导们对工时和加班的管理也变得严格起来。林康记得，有个复杂工件，以前做完起码能算5个工时，但这一次，他用电脑一查，上面显示的工时数是1。
疫情冲刷着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员工杨束新眼里，“卡加班”和“卡工时”已经是这两年的常态，“就是想方设法把你给逼走，申请自动离职”。
杨束新在河南济源富士康做机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台机器，标准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以前，只要有活干，不管产出多少，都会在周末报加班。2020年的时候，变成2台机器一天需要产出16个小时才有资格加班，后来，这个数字慢慢变成20个、23个……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时已经是26个小时。
但杨束新不愿意走。他快30岁了，前两年刚结婚，买了房，有个1岁零2个月的宝宝，每个月要还1500元的房贷。
没有加班之后，基本工资不能再少了，杨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着，自己已经半年没有见过孩子，结婚之后，杨束新和妻子两地分居，自己在济源，妻子带着孩子在老家村里。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也不能随意回家——疫情一开始，富士康就规定，回来就是隔离14天，老家这边又得隔离7天，那就是接近一个月没有收入，“打工的，隔离了，钱也挣不到了，你说你干啥？”
在流水线上贴垫片的河南女孩吴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一。2020年3月，吴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临时工，之后的时间里，她保持着每年进3次富士康的频率——返费高的时候进，做满3个月就出来，到今年，吴小菲已经7进7出富士康。
吴小菲觉得，能加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为疫情停摆，一些订单也转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订单一下子变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个小时的班，算上返费，一个月能赚上7000多块。
疫情之后，订单更加频繁地在全国各地的富士康中间转移。山西太原厂区的一位“提桶人”张力波说，今年5月，厂区也有一段时间订单增加，是因为河南郑州又遭遇了疫情，订单转移到了他所在的厂区。和吴小菲一样，那段时间，张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资。
显然，疫情难以撼动庞大的富士康，只要让订单在各个厂区流动起来，流水线就可以一直不停摆。但身处其中的富士康工人们，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更多的，是独自摇摆在加班、不加班，极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来的停工之中。
7进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吴小菲，已经记不清自己每一次的工作内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进富士康，也不会有任何困难——每一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贴电池垫片，刚开始时，别人一天贴1000个，吴小菲也能贴上600个，只需要一天时间，吴小菲就可以熟练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简单和枯燥，几乎是一对同义词。人的身体是强大的——贴垫片贴久了，吴小菲的眼睛能适应看很小的东西，长时间盯着定位柱也不会眼花。更难调节的是精神，吴小菲还是用了“压抑”两个字来形容在车间的感觉，因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个人都长得一样：一样的口罩，一样的白色静电衣，唯一的一点色彩是线长，他们穿的静电衣是蓝色。
也正因为如此，吴小菲更适应富士康临时工的节奏，她的丈夫陈伟也在富士康，这3年，夫妻两人一起进富士康，在厂里干3个月就出来，做1个月零工调节一下。陈伟会开车，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里需要日结司机，吴小菲则去做电话销售，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上班可以随身带手机，也没什么规矩”。这1个月也是属于夫妻二人的休息时间，陈伟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个月4000块，但会感觉“舒服、自由一点”。
但疫情还是缩小了夫妻二人的选择余地。去年5月，吴小菲和陈伟结束了又一个工期，然而，所有的餐馆、KTV、电影院都关门了，哪里都不需要用工，陈伟不得不又续了3个月的工期。6个月结束，一个选择摆在夫妻二人面前：在富士康，临时工最多只能做6个月，到期之后，要么转正成为正式工，要么离职。
此时的城市里，很多街道、商场封控起来，哪哪都找不到工作，坐滴滴的人也变少了。无处可去的吴小菲和陈伟，思来想去，“还是得稳定一点”，两个人坐在床上商量，决定让陈伟转正做正式工，吴小菲身体差些，要一直在富士康工作的话，怕吃不消，就还做临时工，这样，家里起码能有一份稳定收入来源。
到现在，陈伟已经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吴小菲还是心疼——郑州的疫情管控没有放松，厂区每天都要查核酸检测报告，但陈伟上着夜班，下班的时候是早上7点，他要在外面等着，直到做核酸检测点开始上班了，再做完核酸、回来休息。有的时候，8点就能做完，有时候人多，要排队到10点多。
做了正式工，就没有返费了，“全靠加班”，陈伟每天都希望加班能多些，工资能高一点，而上夜班，会有8块钱的夜宵津贴，1个月下来，工资会多 100 来块。
显然，在工人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离开富士康的，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有很多富士康工人，过着疫情时代的流水线生活，他们把富士康叫做“发财康”，认为这里虽然辛苦，但好歹工资会照例发放。还有很多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
那个山西太原的临时工张力波，就有这样的想法。
张力波已经37岁了，疫情这3年，他进了3回富士康。之前，他是厨师，在各大餐馆里辗转，有次感冒之后，突然就粉尘过敏了，再也碰不了面粉，厨师生涯宣告结束。除了做菜，啥也不会，张力波就进了工厂，“那里工作简单，什么都好学”，今年这一回，他在流水线上负责测试手机——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放上架子，把线插上。
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疫情以后，很多餐馆都倒闭了，他听说，很多之前的厨师同行，都失业了，反倒是自己，还找到了富士康这条路。今年4月，山西疫情加重，张力波在家里隔离了半个月，他说，这期间，富士康还发了800块基础工资，“算可以了”。
唯一的不舒服是上夜班，他年级大了，车间里都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的小孩，一趟夜班上下来，“特别困”。但是，有夜班，还是会去上。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年纪大，算点儿优势，因为车间工作枯燥，年轻的工人们贪玩，干几个小时就没耐心了，想早早下班，但自己不会，“我这个年龄段，什么都能熬住”，因为“就主要想挣钱”。
这群离不开富士康的人，都有不大不小的经济压力，也对某种程度的稳定有要求。张力波去年刚买了房，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再租房不太好了，狠狠心，买了一套40万的二手房，找亲戚借了16万。今年，房价降了点，妻子老唠叨，不该急着买，算下来，要是现在再买，又能便宜3万块。
张力波的妻子，也打零工，在物业公司里做保洁员。买房的时候，夫妻二人唯一的考虑就是“坚决不能找银行贷款买房”，两个人都担心，如果疫情一来，生产停止了，家里就彻底断了收入来源，没法还上。
安全的富士康，带来了稳定，也带来了屏蔽外界的隔膜。相较于临时工们，这种情绪，在正式工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去年5月，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试图离开富士康，重新找工作，他想换个“工作环境好点的”，或者“不用上夜班的”。韦大强面试了好几家，2家过了，但进程都终结在突然到来的疫情里，“哪里都时不时就冒出2个病例，再不敢出门了”。躺在宿舍床上，犹豫了一阵子，韦大强还是觉得富士康好，工资虽然不会加，但也不会降，“比较安逸”。
有的时候，富士康是“收容所”，收纳了那些在疫情中无处可去的人；也有很多时候，富士康削去了工人们走向外界的勇气，把他们变成了无处可去的人。
加入“货架争夺战”的林康，陷入了一种职业焦虑。
他有无法忍受的时刻。去年9月，林康有个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下班了，就打算放到第二天处理。结果，线长生气了，问为什么不加班处理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顶撞了几句——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反抗线长，在这之前，“没有反驳过什么东西，反正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呗”。
▲ 林康所在的车间，穿过车间就是货架。图 / 受访者提供
再然后，今年4月，一个无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园区，去参加了一个短视频公司的面试，面试岗位是小游戏编导，并且面试成功。很快，他提出离职。在此之前，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投简历，觉得“外面的世界特别可怕”，自己也一定处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问题。
显然，对于林康个人而言，他对富士康的职位依赖程度正在降低。他像一条从鱼缸挣扎跳进河流的鱼，但这样的人是少数。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汪和建，在研究富士康员工的不同“保护性行动”时，假设了几个选择：离职、忠诚（驯服、责任）、呼吁（申诉、抗议）等等。而影响因素是工人的职位依赖强度，和组织能否改善的预期。如果工人不再依赖这个岗位，则会选择离职。反之，则会选择留下。
事实上，一线工人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地工作中，产生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不仅林康，韦大强、杨束新也都在说，他们没办法离开富士康了，而他们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
还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员工，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变得安于现状。面对疫情和裁员的议题，他变得敏感、尖锐，甚至不断贬低自己，反复问我：“我拿2000来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该吃该喝，我关心这些有用吗？”至于是否担心疫情会影响自己之后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又那么懒，在富士康起码还有2000多块，还想往哪里跑？越跑越穷啦。”
一份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出示的报告显示，只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时长会超过一年。汪和建对这个数据的理解是，1年工龄以内的工人，退出成本低，也难以看到企业改善的期望，就会选择离职。但随着时间推移，付出越多，依赖程度也会加剧。
在如今的富士康，无处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渐变得依赖富士康。
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么幸运。去年曾经找工作、又被疫情横插一脚的韦大强，已经彻底放弃了辞职——这是他最后一次迈出富士康的尝试。韦大强说，他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在当初刚进富士康的时候出去找工作”。如果再让自己选择一次，他会学点东西，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而这，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意义。
杨束新用“晕晕腾腾”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现在，他还是和妻儿两地分居，唯一的沟通时间是晚上的视频聊天。6月1日，是儿童节，前几天的时候，妻子说了好几遍，儿子喜欢玩积木，他也答应了要买来作为儿童节礼物，结果事情在脑子里转了几圈，还是忘了。杨束新反复自省：“天天过得晕晕腾腾的，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啊！”
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纠结。订单少了，工资降了，厂区会不会倒闭？自己要不要辞职？刚在济源买了房，就在富士康厂区附近，如果没了工作，是不是得把房子也处理了？要不要南下去打工？打工的话，孩子是跟着自己还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这些问题就暂时都不存在了。
你怎么看待疫情后的富士康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