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体制内，这种说法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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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期主持人｜潘文捷
你有听说过“局里局气”、“厅里厅气”的男性穿搭时尚吗？这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机关干部风，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潮流时尚。今天，当人们说起“厅局”，想到的绝不是中年人的肚腩、秃顶和枸杞保温杯，而是沉稳、可靠、安全感。就算只是夹克衬衫西裤老三样，似乎也具有了别样的魅力。在这一风尚的面前，似乎什么港风复古、盐系穿搭、雅痞风机车风都显得不务正业了起来。
“厅局风”穿搭时尚的流行只是表面，其底色大概是对“体制内”的向往。有一段时间，社交网络上随处可见赞美“体制内男友”的文案。抖音@张什么阳 写道：“你现在还太年轻，喜欢狼尾和腹肌，以后你就会知道，开着大众，车里放着国旗，谈吐大方，端庄得体，工作努力的男人有多香。”小红书@小武喜欢旅行 则写道：“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拿着五险一金，工作努力，圈子感觉，举止优雅，中控台摆着国旗，后备箱放单位发的米面油的男生有多香。”
公务员属于国家公务人员，行政编制，无疑是最稳定的职业之一。近年来，年轻人考公的热情越来越高，2021年全国公务员招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是212万，创历年新高。就连不少明星、爱豆都在向体制内靠拢。2017年，SNH48成员陈逸菲考入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后，刘昊然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代表参加全国第十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消息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被誉为“高干文学照进现实”。在《梦华录》爆火后，网友发现陈晓穿着西装去开会，进而发现他竟然是文联的理事、父母都是公务员，这引发了一片赞美。体制内的工资和明星的收入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但考公考编依然成为了他们热衷的选择。
徐鲁青：“厅局风”一般是黑白配色的衬衫夹克吧。
叶青：“厅局风”还有一个特点，是一定要把衬衫或者上衣扎进裤子里，在我看来这还挺考验身材的。当然这里不是在身材羞辱或者强调说只有腹部无赘肉者才有资格这样穿，穿衣和体型是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我个人目前尚未和小肚子达成和解，不敢尝试这种穿法，也觉得他们很有自信，很棒。美国歌手Lizzo自出道以来因身材招来了不少非议，她认为每种身型都是正当的、性感的，都值得被喜爱，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信。
林子人：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是，现在人们讨论“厅局风”时似乎默认所指的是一个男性，比如我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穿短袖polo杉、系黑色皮带、脚踏黑色皮鞋的中年男性形象。就算是在婚恋市场的语境内讨论“厅局风”所代表的某种“稳稳的幸福”。目前我们看到的相关讨论多为女性视角中的“体制内男友”，为什么“体制内女友”就没能调动起男性同样强烈的憧憬呢？这值得深思。
徐鲁青：这个角度太有趣了！其实单是想“公务员”这个词，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一个男性形象。但“体制内女友”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不是“厅”和“局”，而是有编制的女教师（而且最好别是大学的），是不是因为这样不至于太有权势，风头盖过老公，又可以不愁未来小孩教育？之前豆瓣上很多人调侃山东男人的最大理想，是考上公务员娶个女教师，我感觉其实全国都这样。
尹清露：看到这股“厅局风”风刮起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国内流行的“西装热”，即使是农民工也会放弃粗糙的工服，穿着西装敞着怀神气十足地走在街上，或者直接穿西装在工地上砌墙。从视觉角度分析，西装看上去和“厅局风”的深色夹克外套挺像的，但它们承载的集体记忆其实非常不同。西装代表了那个时期对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消费的渴望，以及积极的城乡流动性，“一身城里人模样”的农民工回到家也会被父老乡亲高看两眼。同时，西装的“高贵”特质被乡村汉子们彻底平民化了，它不再仅仅代表地位和权力。这也是时尚中的常见现象，处于话语权低位的人可以通过服装来混淆阶层概念，从而解构特定服装风格原本的含义，而这些风格往往属于特权人士，他们用穿衣打扮来彰显自己的“排他性”。
但是“厅局穿搭”显示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趋势。疫情之后，农民工主要的就业来源——服务业遭受的打击太大了，撑不下去的人只能选择留乡或者返乡；毕业生对工作的要求也变成了“不会随时被炒、公司不会突然倒闭”，会倾向于寻求更稳定的生活，以为模仿领导的穿衣风格就能向权力靠拢，从而，服装只剩下被顶礼膜拜的“排他性”，而没有了“僭越感”和阶层之间的互动，这可能是比较值得警惕的。
不过好在，所谓厅局风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调侃，而不是人人都会尝试的穿衣实践，那些引起好评的“体制内男友风”也得有颜值或者时髦的发型撑着（比如刘昊然）。还有人吐槽说，吹捧这类穿搭的人只是在瞎胡闹，其实根本不了解体制内的穿衣规则，所以大家更多还是用这种调侃来表达焦虑的心情吧。
徐鲁青：公务员考试是1999年开始的，但那时竞争并不怎么激烈，反而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体制内“铁饭碗”，去外企谋一份工作。之前读到过一篇关于上海最早一批外企的文章，1993年，一个外企中层管理能拿四千多的月薪，当时上海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71元。
职业潮流是很能反映时代变迁的。十来年前房地产行业很吃香，当时有学长投万科的简历，说要面试八轮，在第六轮被筛下来了；我不知道现在万科什么情况了，但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专业的录取分一年比一年低。到我本科毕业那会儿，进互联网大厂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尽管上厕所也有电子计时器，但大家每日免费吃肉吃虾，零食无数，未来似乎还有指望，升不了管理层，35岁被裁了也可以回老家买房。
记者现在的工资是很低的，但曾经也是高薪职业。我刚入职的时候听说，十多年前记者一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北京一平方米的房（有待考证），那时的新闻行业似乎理想主义和面包兼得。但这十多年来，记者薪资一直没涨过。
林子人：当经济环境趋于恶劣的时候，人们在求职时会将稳定性放在考量首位，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中国。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日本外务省的公务员，她告诉我，日本在进入“就业冰河期”后，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出现了显著上升。而且在日本，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是挺不同的两种职业路径，从私营部门跳到公共部门的人比从公共部门“下海”进入私营部门的人要少得多，她自己就是一个少见的在企业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成为公务员的例子。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求稳的职业选择当然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吧，因为它说明社会的活力、创新和冒险意识在走低。
想想还是会感叹时移世易。我上大学的时候，BAT的吸引力还不敌外企，学长学姐回校传授快消品公司管培生的面试经验，台下的我们都对他们成熟又business-savvy的职场精英模样艳羡不已。等我开始工作的前两年，不仅本土互联网大厂超越外企成为香饽饽（我记得我曾采访过一位大学毕业生，他说不想去外企，因为“外企是养老的地方”），而且创业潮如火如荼地展开，回到大学和学弟学妹聊天，发现校园里都涌动着创业的野心。接着就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然后我们就到了年轻人一心“考公上岸”的当下。真是世事无常。
林子人：这两天，我在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米努什·沙菲克（Michouche Shafik）的《新社会契约》，她在书中以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重要民生问题为切入口，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重构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关系，建设一个更包容的、人人都有希望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社会。在关于就业的章节里，沙菲克指出，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各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水平都在下降。
在发达国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导致了一个意外结果：雇主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越来越倚重零工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工作外包给非正式员工。于是形成了一个两级劳动力市场：受监管程度较高且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与受监管程度较低且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情况则是，多数劳动力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国家为了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充分，为少数就职于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扩大劳动力市场监管范围，但此举同样带来了一个两级劳动力市场——“只有正规部门的劳动者能得到保障，正规部门外的劳动者（通常是年轻人和穷人）得不到保障。”
我在想，“宇宙的尽头是体制内”这个说法所反映的，是不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两级劳动力市场：更灵活也因此更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的私营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对有更稳定预期的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在理想条件下，每个劳动者应该享有充分自由，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志向选择进入哪个市场，但当人们对其中一个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偏好，特别是对风险出现了显著憎恶，那一定说明这个“两级劳动力市场”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