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尧东

中国现代银行业真正发展的时间并不太长，与欧美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经营收入中非息收入占比较高不同，中国银行业是实行分业经营，一直以来非息收入在总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相对低很多，社会各界也由此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业务结构不完善，为经营收入中非利息收入占比偏低有些担心，甚至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竞争力不足的依据。对于正在实施业务转型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确实是各家银行经营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同时更是提高市场竞争力所必须的措施。从国内银行业最近几年的业务拓展情况看，各银行针对金融创新、增强业务收入能力、拓宽业务结构的改革一直在有序进行中，这从最近几年各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的数据中可见一斑。那么欧美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对金融改革和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又有什么启示，本文将试予探讨。

一、美国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分析及相应监管制度

（一）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演变

银行业的营业收入可概括地分为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更多地与投资银行、私人银行、保险等非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相关。因此，传统商业银行大多以利息收入为主，综合性银行则是在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方面并举。美国联邦存款公司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经历了非利息收入占比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1934—1954年，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从近40%降至18%，降幅约一半。在此后的30年里，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明显变化；但从19世纪80年代起，非息收入占比从20%开始上升，到20世纪初达到40%。其中，花旗、JP摩根、富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本轮危机发生前，更是达到惊人的60%。

美国的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其证券投资规模的大小与非息收入的增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根据统计数据：最近30年以来，美国银行业投资证券的规模持续增长，2010年证券投资的市值高达2.3万亿美元，较1984年增长6.2倍，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20%。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的上升对其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均稳步提升，分别从80年代的平均0.65%和10.7%上升至2006年的平均1.23%和13.09%，提升幅度分别高达89%和22%。

（二）美国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分析

通过对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及税前利润等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美国银行业尽管已实现综合化经营，但净利息收入依然是美国银行业主要的收入来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呈上升势，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这一比例为37.91%，处于三个时期的最高水平，但业务结构中净利息收入的占比仍超过60%，说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中间业务收入的作用属于被极度夸大；2.非利息收入比净利息收入更稳定的说法不成立。三个历史时期非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分别为1.55、0.69和0.11，均大于同期净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1.31、0.52和0.10，表明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比净利息收入的波动性高出很多。

（三）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变化的监管制度

美国银行业走过了从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然后再重新回到混业经营的历程。美国政府为了避免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悲剧的重演，在1933年出台了实施分业经营指导意见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银行业由混业经营走向分业经营，迫使银行机构退出投资银行业务。到上世纪80年代，日益加剧的金融脱媒和全球化竞争迫使美国银行业通过金融创新，即借助创办金融控股公司来规避分业经营的限制。为此，美国又在1999年推出《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由此正式终结了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历史。

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开展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向美联储申领执照、对集团公司及子公司实施行政管理。对应金融控股公司这种伞状结构，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监管者职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并与财政部一起认定哪些业务属于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类分支机构和非银行分支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为了弥补美国监管体制在本轮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美国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美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变革，直接导致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波动。从数据看，实施混业经营时期，非利息收入的占比高于分业经营时期。

二、德国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分析及相应监管制度

（一）德国银行业收入结构演变

从1983年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德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一直呈现震荡上行的趋势，先是从1983的占比20%攀升至2000年的50%，之后出现较大波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德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重新降回11%，创下30年来的新低。

德国银行业由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等机构组成，大型商业银行在综合化经营方面发展迅速，中小银行综合经营程度相对较低，但整个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仍保持较快的增速。在1983—2006年间，德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从58.11亿欧元飚升至335.90亿欧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9%；同期净利息收入从256.62亿欧元上升至816.77亿欧元，年复合增长率为5.1%。可见，其非利息收入的增速明显快于净利息收入的增速。

德国是推行银行全能制经营模式的国家，但银行主导型的融资模式对整个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相对不利，通过相关数据分析的结果：1.德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占比明显低于美国银行业，表明其综合化经营的体制对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结构影响有限。数据显示，1980—2009年，德国银行业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2.38%，而同期美国银行业这一数据为34.56%。按常理，实行银行全能制经营模式的国家，其银行业应该拥有更高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才对，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对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1999年才开始实行银行综合化经营，但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却明显高于德国。2.德国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稳定性要明显高于非利息收入的稳定性，1980—2009年间，德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40，非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57，前者明显低于后者，表明依赖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非利息收入，在风险控制上比传统的净利息收入业务更为困难一些。

（二）德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制度分析

现代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最早就是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家，尤其德国是混业经营的典型代表。德国银行业实施混业经营中呈现的特征：1.德国的全能制银行（与之并存的还有专业银行）没有业务范围限制，可以全面经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业务；2.德国没有独立的投资银行，证券市场相对落后；3.银行与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对企业具有压倒性影响力。二战后，在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地区，原本混业经营的德国银行被迫实施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德国才重新走回混业经营的道路。两德统一后，东德的银行业也被新德国政府改组为全能制银行。在2002年之前，德国的金融监管是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分别由联邦银行监管局、有价证券交易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对其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进行监管；2002年后，这三大监管机构合并为联邦金融监管局，然后对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管。德国银行业除受政府监管外，每年还要接受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其审计报告要作为联邦金融监管局的重要监管依据。本轮金融危机中，德国银行业运行稳健，充分表明德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长期坚定实施混业经营的运营模式为德国银行业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提供了好的发展条件。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德国大型全能制银行通过全球化配置资产，克服了德国自身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的缺陷，使其在非利息收入占比方面遥遥领先于英、美的大型银行。但德国国内规模较小的专业银行，因无法实现国际化经营，难以增加非利息收入，所以德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德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总规模仍无法与美国银行业相比。

三、中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变化

（一）中国银行业最近几年发展概括

目前，16家上市银行的存贷款总额占整个行业的比重约70%，所以上市银行的总体上基本可以代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根据统计数据，自2004年以来，中国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15年创下25.99%的历史新高，非利息收入从2004年的341.39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9470.22亿元，增幅是27.74倍，净利息收入则从4498.34亿元上升至26964.83亿元，增幅是5.99倍，表明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速明显快于净利息收入的增速，但银行业80%的收入来源仍是净利息收入。由于中国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及净利息收入数据的时间序列较短，这几年正处于明显上升的趋势状态下，所以不适合进行稳定性分析。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这十几年来发展的常态，我们以最近四年的情况为例，看中国银行业主要指标的增减变化情况：

总体上总资产规模大幅增长，净利润快速上升，但利息收入一直是中国银行业利润的主要来源。2015年四大行非利息收入的平均占比为25.19%，这与国际大型银行普遍40%的非息收入占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非利息收入结构看，传统的结算与清算手续费、代理业务手续费、银行卡手续费依然是主要的非利息收入来源，新兴业务如顾问和咨询费、理财产品业务收入目前对非利息收入的贡献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国内四大行的情况来看，综合经营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各行非利息收入的贡献有限。

(二)中国银行业收入结构总体分析

2015年度，国内银行业在非利息收入占比排行榜中排名靠前的是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均超30%，按年报数据统计前四名排名，民生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为38.96%，平安银行占比为31.26%，招商银行占比为30.92%，中国银行占比为30.71%，分别比上年度占比上升6.97%,3.53%,2.75%和1.08%。如果纵向对比非息收入占比提升的增速，民生银行提升最明显,四大国有银行里中国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最高，非息收入稳定性最高。扣除近两年部分股份制银行投资收益的平均30%以上年增幅，以及中国银行受进出口减缓等因素影响，结算与清算、外汇买卖、咨询顾问等手续费收入同比减少，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主动减免客户服务收费因素，2013年前中国银行在上市银行中长期处于最高的位置。

中国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能长期稳定位居国内银行业的前列，主要是：1.中行是国内银行中综合化经营程度最高的银行，尽管中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经营模式，但中国银行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包括中银基金、中银国际证券、中银香港、中银集团人寿、中银航空租赁、中银保险、中银消费金融等子公司，使其业务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主要金融业务，其较高程度的综合化经营模式使其自身在非利息收入业务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尤其是2010年其非利息收入首次超过资产规模远大于自己的工商银行，直接原因就是其投资收益为工商银行的4倍。2.中国银行是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中国银行在外汇结算等国际业务和海外机构布局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使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行利用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同时依托海外市场设立了多元化的综合经营平台，开展了包括投行业务、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租赁业务等各项综合金融服务，其结果就是其非息收入的水平稳定性明显高于其他商业银行。

民生银行在代理业务、托管及受托业务、投资业务、子公司租赁以及传统银行卡服务方面多点快速发展，各项目201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64.74%、32.42%、145.48%、119.52%及24.72%，总体远远高于其它商业银行。特别在资产托管业务方面，民生银行抓住当前大投行、大资管、大财富的发展机遇，以“托管+” 服务平台为依托，在保持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托管、保险资金托管、银行理财托管等传统托管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积极探索和推进产品及服务模式创新，率先推出网络交易平台资金托管系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取得领先优势，实现托管业务稳健有序发展。截至2015年末，托管资产规模余额46690亿元，实现托管业务收入33.21亿元，被《金融理财》杂志评为“2015年度金牌创新力托管银行”，创新能力获得行业认可。民生银行也是唯一一家以非息收入占比38.96%最接近欧美银行平均40%非息收入的国内商业银行。

非利息收入的结构，除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外，还有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收益等，各家银行有各自大优势，这是衡量银行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四、收入结构影响因素及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启示

欧美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这在提高非息收入占比上拥有先天优势，因此，尽管目前中国银行业在收入结构上确实不如欧美银行，但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相反在业务多元化及收入来源渠道的拓展上、奋起直追，并且收效也逐年改观，这是让我们感到欣喜的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决定非息收入占比的主要有以下3个因素：1.监管因素和经营模式是关键因素。 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80年代以后放松利率管制及允许银行跨洲经营的规定，以及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都成为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2.市场因素。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市场环境下，美国商业银行不再以依靠存贷利差作为唯一的经营模式，而是通过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发达的资本市场也为美国银行业推行贷款证券化、贷款分销业务创造了推动条件。3.信息科技因素。 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强了美国银行业对风险的管理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发达的网络技术降低了美国银行业的运营成本，拓宽且增强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增加了商业银行获取中间业务收入的手段。

通过美国银行业最近几十年以来业务结构转型的效果看，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启示如下：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是应对金融市场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在利率市场化及金融脱媒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通过提升非利息业务收入来降低利差收窄、利息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减少的冲击。收入结构调整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能迅速完成的蜕变，银行的收入结构是由业务结构决定的，业务结构又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情况、金融市场环境以及监管政策等很多因素。

商业银行要适应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主动调整业务结构，进而优化收入结构。增加综合经营的业务营收能力是中国银行业共同的结构优化发展方向，由此改变以往过多依靠存贷款利差为主的单一经营模式。加大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扩大非利息收入占比，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是所有银行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的变化历程看，经营模式是关键推动因素，如美国银行业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大幅下降，及90年代重新实行混业经营后的迅速提升，以及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从分业经营前的20%迅速提升至混业经营后的超过70%。提升非息收入的占比，需要在证券投资及相关收益上下功夫。

德意志银行1984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5%，收入结构还几乎全部是佣金和管理费收入，而到了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经跃升至75%，这其中通过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占40%，而其资产构成中，交易类资产和借入证券占比也高达55%，贷款余额占比仅为15%，而2002年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中直接来自投资收益的比重仅为20%。所以投资收益的高低对非息收入的影响极大，所以银行业可以通过投资规模扩张实现非利息收入增长。国外银行业非息收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给予了很明确的启示：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空间巨大，但需要对监管体制、利率政策及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积极改革。

目前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约为20%左右，虽然与2004年相比提高了近2倍，但与美国、德国银行业相比差距仍非常明显。但这也预示着中国银行业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潜力巨大。从富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历史经验看，要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及非息收入的总规模，只靠传统的手续费和佣金显然不够，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创新才行，但这需要综合化经营的体制和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来做支持。当然由于中美、中德银行业的经营机制不同，如果一味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将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至国际大型银行的水平并不现实。

另外，按照传统观点认为银行业中间业务得到有效发展后，就可以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也不现实的。不管是美国还是德国，其银行业的非息收入离散数据都证明非利息收入的稳定性远不如净利息收入，也就是说增加非利息收入占比可以提升银行的业绩，但并不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其原因是非利息收入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非常大，而净利息收入主要是受实体经济变化的左右，金融市场的波动会远大于实体经济的波动性，所以非息收入对银行的意义是拓宽营收渠道、改善银行业绩，而不是借此降低银行业的经营风险。非息收入提升的同时，还面临复杂的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所以这对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发展中间业务的同时，必须对提升风险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以便实现非利息收入的稳健增长，这对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