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浑身乏力的青年栽到在芒果树下，地上的芒果虽然饱满却疲塌塌地布满苍蝇（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博西》）；老人和孩子坐在垃圾场里，发现了从飞机运下来的罐头和空牛奶盒，想象白人在飞机上敞开了吃（马拉维作家史蒂夫·奇默穆伯《垃圾场》）；人们用“在这座残酷的城市，你会饿死的”互相提醒，也明白许多人都在挨饿，即使挨饿至死也无人惦记（南非作家埃塞基耶尔·姆法莱勒《咖啡车女孩》）。

在译林出版社近期重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饥饿既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也作为比喻而广泛存在着。小说主角也经常是需要寻找出路的人，不管他们是小偷、妓女、穷人还是边缘人，都需要在残酷的生活中幸存。这不仅要求他们能够暂时找到充饥之物，而且需要持续地长久地为填饱肚子努力。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由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与澳大利亚学者C.L.英尼斯编选，收录了非洲现代到当代短篇小说作品，作者包括诺奖得主古尔纳、纳丁·戈迪默以及著名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 

妇女的饥饿

在饥饿遍布的非洲书写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女人与饥饿的关系。在男人以养家之名离开之后，女人成为忍饥挨饿的主体，同时也肩负起为家人寻找食物的责任。她们以自己的躯体滋养着自己生育的子女，更加深刻地体会着生命延续的意义。 

加纳小说《南方传来的消息》完全由对话构成，主要的说话者是刚刚当上外婆的妇女。她才剪完外孙的脐带，女婿就在半夜告诉她，他将要离家南下割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这次道别让她想起，在她刚刚产下女儿的时候，她的丈夫也突然告知她，他将远赴南方的战场参与别人的战争，英国人雇佣他们跟德国人打仗。他问她是否听说过战争，“我们没有听说过战争吗？买罐头鱼、煤油和布之类的东西不难吗？”她问道，妇女们整日里想的是如何充饥，找到这些东西的难度并不亚于战争。可是丈夫还是离开了，不久南方传来消息，丈夫死在了别人的战场上。如果妻子也去南方，跟政府的人证明她是未亡人，可以领到一大笔钱，但她没有去——她要的是他的人，而不是拿他的身体兑换金子。最后外婆说，上面人承诺的罐头鱼和布没有实现，他们又说将来的孩子会有很多罐头鱼和布的，但现在她要去上街把果子都换成钱，给一家人买一条最大的熏鱼。

外婆诞下女儿，女儿再产下外孙，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发生离别的时刻。外婆已经意识到这其中的轮回，怀孕、出生、死亡、疼痛接下来又是死亡，只有不再怀孕，才不会有出生与死亡。多年来，她的女儿是她唯一产出的孩子。她也以产出生命的肚子与子宫酝酿悲伤与惊讶，南方传来的消息在她干瘪的肚子上点燃了火焰，“火苗一次又一次往上冒，子宫变得干枯，”好在女儿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就像一条小河遭到干燥的热风袭击一样”，她的奶水被女儿吸干了。她凭借充实起来又干枯的肚子感知生命与时间的循环，也更理解挨饿与饱腹，她询问离家的男人为什么要去别人的战场打仗，为什么要离家挣钱，她卖掉的烂果子也能换来食物。

在另外一篇坦桑尼亚小说《寻欢之夜》里，行路的男人“光顾”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女人的孩子生病了，她祈愿他能快点好起来，做妈妈的乖乖小士兵。他疑问为什么要做士兵，她说，因为他们不挨饿也不会生病，但是他们挨枪子啊。男人说，“像这样没有名头地受着煎熬还不如死了呢。”她回应道，“利利索索地一枪打破脑袋，也比这样饿着病着慢慢拖到死要好！”行路的男人后来才知道，孩子的父亲正是当兵的，他去乌干达打仗生死未卜。男人偶入女人的房间，女人生活是由求生本能驱动的，她已经被剥夺到只剩下一具身体：她生下了孩子，又靠着身体挣钱来喂饱孩子。对她来说，只要孩子的赤裸生命没问题——不挨饿不生病就已经十分好了，可即使这样都很难实现。在这样凄楚的情境下，男子的寻欢之夜并不太欢乐。更糟糕的是，他醒来发现孩子的身体已经冰冷了，慌忙想要在放下几张票子后离去。由于不想被卷入哀悼之中，他尽量不惊动女人，因为她一醒来就会发现，孩子已经没了。

儿童的驯服 

对小说中的许多人来说，幸存的法则是适应与驯服，这包括消磨掉自身原有的好恶，清楚地认定前路渺茫。从农村到城市寻求未来的女人没有找到工作，受到诱惑成为了酒吧女郎，结果发现在这里爱和生活都是艰难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片刻荣耀》）；受过教育的新娘在满心期待举行结婚仪式时被亲戚们训诫，总有一天生活会让她栽跟头，因为她满脑袋学识却目中无人，本不适合做一个好妻子，听到亲戚这么讨厌自己，怀有六个月身孕的新娘感到大受打击（南非作家贝西·黑德《结婚快照》）。

以儿童视角写作的小说用天真的形态展现了这种被驯服的痛苦。莫桑比克小说《爸爸，蛇和我》以烈马还是温驯的马为比喻，显现了对穷人现实清醒却无可奈何的认识。父亲教导儿子，烈马会被人一枪射死，温驯的马被会人使唤，然而它们每天都在死去。在苏丹小说《一把椰枣》中，“我”跟着爷爷去看佃户马苏德收椰枣，过去这片土地都是属于马苏德的，不过之后大部分都卖给了爷爷。“我”被马苏德所说的“不要砍掉椰枣树的心”所打动，看到爷爷向佃户讨账的场景，听见了他嗓子眼的咕嘟声，“仿佛羔羊被屠宰时的粗粝嘶鸣”。儿童相信，椰枣树与人一样也能感到苦乐，而此时的佃户只能如椰枣树一样任人宰割。这令“我”想要将刚才吃下去的椰枣全部呕吐出来，同时感到对爷爷极大的憎恶。 

南非小说《狱中回想》展现了抵抗驯服的少年从少管所出狱的全过程，“我”讨厌被当作绅士口中的“社会问题”，也自认不想像那些体面人一样过活，在酒吧里大谈政治或是开着美国汽车用英语说废话，他拒绝这种充满同情的改造和空洞的教育，所能做的就是“给体面人一拳”，接着继续混迹于一群好斗的流浪汉之中。结局当然是他再次面临审讯，只要他不说话，审讯就会一直持续。在古尔纳的小说《博西》里，朋友博西担心自己的姊妹沦为妓女、乡邻成为乞丐，而不幸的是，事情确实如同他料想的那般发生了。小说里的“我”对博西诉说：

“你妹妹仅仅充当了一个注脚，没人为她流下一滴泪。你也是，你和我，我们看着邻居沦为乞丐，卖掉女儿换回鲨鱼肉，也会坐视不理，也会一笑而过。那些人专横地骑在我们头上，来教我们如何温顺。”

当然，《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也有从穷人的对立面作为切入点的作品，比如索马里小说《魔咒政府》。自称精灵附体的女人用不可思议的魔咒控制了人群，她曾想出一个点子让人们由饥饿通向驯服，这个点子竟然帮她赢得了长久的威望，以花样百出的魔法将人们控制得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