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认为，“陷入困境的下层阶级内部正在滋生法西斯主义的萌芽，这绝非危言耸听。”
来源：视觉中国
按：排外主义言论在社交网络上甚嚣尘上、右翼政党从年轻人那里获得了不少选票……种种现状给我们留下了日本年轻人正在变得“保守排外”的印象。事实真是如此吗？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在《新型日本阶级社会》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过种种调查，他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桥本健二指出，和年龄层相比，党派倾向是决定一个日本人是否排外更重要的因素。更确切而言，自民党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持“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立场。自1955年日本各保守派整合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以来，该党除了少部分时间段以外长期执政，是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代表。自民党的支持者显示出的典型形象，是容忍差距扩大，立足于自我责任论的立场，反对收入再分配。
党派立场之外，阶级差异也在影响排外程度。桥本健二认为，经典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早已不适用于分析日本现状。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本由资本家阶级自行管理的部分业务被委托给了工人阶级当中的部分成员，“新中产阶级”随之出现，他们即是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战后日本观察到的“工薪族”（salary men），虽然他们就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这一点与工人阶级无异，但其地位高于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分化，在被雇佣的文员、销售、服务及其他体力劳动者之外，还出现了由非正规工人构成的“下层阶级”，再加上由自营业者及家庭从业者构成的“旧中产阶级”，桥本健二提出日本的“新型阶级社会”由上述五个阶级构成。
进一步观察阶级差异我们会发现，阶级立场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扭曲”。下层阶级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桥本健二认为这种“扭曲”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揭示了以往的左右翼政治框架已经崩溃，传统左翼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在经典日本左翼思想中，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往往在呼吁平等和缩小差距的同时热爱和平，否定军备，要求承担亚太战争中侵略海外的责任，与曾经侵略过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但从调查结果来看，现实情况却是，“他们对差距的不满与对缩小差距的要求不是与对和平的要求相结合，而总是与排外主义相结合。”这一洞察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今日本社会政治光谱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揭开全球民粹主义风潮中的部分迷思。
撰文 | 桥本健二 翻译 | 张启新
进入21世纪伊始，“年轻人的保守化”一词开始盛行。它源于以下一系列事件：一开始引起热议的是，在小泉纯一郎首相领导下的自民党在2005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所谓的“邮政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在这中间，许多年轻人都投了自民党的票。其后，在2014年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以右翼言行著称的田母神俊雄又从年轻人处获得了不少选票。还有，据报道，在每次投票结束时在出口处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大都投了执政党的票。
除此以外，在互联网的公告板、博客等上面日积月累日益扩大的右翼性、排外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而发出这些言论的博主、键盘侠们被称为“网络右翼”。据说，这批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是没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的年轻人。针对这一传言，樋口直人作了如下阐述。
在涉及到网络右翼的论题时，某种如标配般的说辞必定如影随形。即在这些网络右翼中必有挣扎谋生于社会的边缘或底层的，充满疏离感与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的人们。这些人大都是男性，他们在网络上发泄着累积的不满，将一腔怨气撒到韩国、中国以及“在日外国人”等“敌对者”的身上。（樋口直人《日本型排外主义》)
樋口曾就此问题采访过排外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其调查结果显示，排外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当中大学毕业生居多，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正规就业的白领。这一事实否定了上述说辞。同样以“网络右翼”自居、在互联网上拥有众多粉丝的古谷经衡也曾在网上做过独立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与自己有交流的人(如推特或脸书上的好友)，其结果也显示，大多数“网络右翼”分子都是三四十多岁的白领与自营业者，大学毕业生超过六成，收入也较高（《网络右翼的逆袭》)。由此可见，排外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或活跃于网上的“网络右翼”是底层年轻人的说法纯属违背事实的无稽之谈。
那么，并不活跃的一般年轻人是否越来越保守呢？我们用数据来证明吧。
图表6-1显示的是不同的年龄层，从1985年到2015年为止的30年间对自民党的支持率的变化。1995年所有的年龄层对自民党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新党的成立导致对政党的支持的结构发生了暂时性的巨大变化，我们从观察长期变化的角度，将其忽略。除此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趋势。
首先，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从1985年到2005年为止，所有的年龄层都下降很多。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40岁以上的人群，40岁以下下降幅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40岁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本来就很低，从比率上来看减少了三成或四成，差别不大。但是，到了2015年，50岁以上的人群的支持率持续下降，40—49岁的人的支持率横向徘徊，相比之下，40岁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由此，由不同年龄层显示出的支持率的差距缩小了。即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自民党的支持率并没有显著上升，只不过其支持率没有继续下降罢了，另一方面，50岁以上的支持率下降了，相较之下，年轻人的亲“自民色”浓厚了一些。所以，仅此而言，说年轻人趋于保守也无不可。
那么，就此是否就可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对“网络右翼”所表现出来的排外主义，或者说是国家主义的主张有共鸣呢？在2016年的首都圈调查中，曾就此问题专门设计列出了一组通常的舆论调查不会涉及的问题。将表现“右翼心态”的主张直接提了出来，询问受访者赞同与否。问题内容与部分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区外国人越来越多”
非常赞同1.1%
有些赞同36.1%
不太赞同40.2%
根本不赞同7.1%
不知道6.5%
“最好能够修改日本国宪法、拥有军队”
赞同2.6%
不好说28.8%
不赞同49.4%
不知道9.1%
“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赞同15.0%
不好说33.5%
不赞同41.2%
不知道0.3%
对于“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区外国人越来越多”一题，赞同与反对基本上各占一半。本国宪法、拥有军队”一题，其结果与大多数舆论调查一样，反对的人大大超过了赞成的人。尤其是女性，反对的人高达56.5%。但是，如果将“无所谓”视为接受派，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赞成”+“接受”与“反对”是处于对立的观点。其后的“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问题是这一调查中最怕看到结果的一道题目。结果，反对大大超过了赞成。但是，与上一题一样，若将“无所谓”视为接受派，那么，“赞同”+“接受”还稍微超出了“反对”一些。
那么，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来看一看这些答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如图表6-2所示，结果简单明了。年轻人与其他年龄层的人相比，并没有明确支持“军备重视”的主张。确实，对“军备重视”这一题，20多岁的年轻人回答“赞同”和“无所谓”的比率略高一点，而“根本不赞同”的比率低一点，但也不能说与其他年龄层的人有很大的差异。其次，就“排外主义”而言，高年龄层的人反而支持力度更强，20多岁的低年龄层当中，“排外主义”倾向是最弱的。
那么认为低学历低收入的底层年轻人正趋于保守化的主张是否正确呢？我们用同样的统计数据，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对象，按不同的学历、不同的收入等不同的阶级重新进行分析以后，并未得出底层年轻人具有很强的“排外主义” “军备重视”的倾向的结果。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以所有年龄层为对象的统计结果。在阶级分类中，如果追加了兼职主妇。最明显不过的是男女差别，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这主要是由一批学历为中学毕业的受访者的较低比率的“非常赞同”和“有些赞同”和较高比率的“不知道”的回答所导致的结果，而总体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在阶级类别中，新中产阶级、正规工人及下层阶级之间并无差别，只有资本家阶级排外主义倾向越来越强。而排外主义倾向最弱的是兼职主妇。
但是，更详细地分析下去的话，不可否认下层阶级的人与排外主义之间有某种联系。
支持“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的人非常倾向于否认差距扩大的事实，反对收入再分配。但是，在做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来确认一下“排外主义”“重视军备”与政党支持的关系。
图表6-8是按支持的政党显示的支持“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的倾向。关于“排外主义”，2个回答都是“非常赞同”的情况下得6分，2个回答都是“根本不赞同”得0分，此外关于“重视军备”也是如此，2个回答都是“赞同”得4分，2个回答都是“不赞同”得0分，如此这般将回答变换成分数，然后再根据得分大小，分成四个阶段，以将回答者可以均衡地分类，然后再进行统计。
结果一目了然，两者与支持的政党的关系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自民党的支持者支持排外主义的倾向强烈。而支持“重视军备”的倾向之强烈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政党支持者及无党派人士。除了自民党支持者，公明党支持者支持排外主义的倾向特别弱，此外，民进党支持者支持“重视军备”的倾向特别弱。尽管如此，民进党的支持者、公明党的支持者、共产党的支持者，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而自民党的支持者与他们的异质性更为显著。让人觉得自民党的支持者就好像是狂热地支持“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的邪教团体似的。
那么，“排外主义”“重视军备”及其对差距的认识的关系是如何呢？根据上述结果，自民党的支持者显示出的典型形象，是些容忍差距扩大，立足于自我责任论的立场，反对收入再分配的人，可以想象，他们同时也会支持“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从数据来看，也的确有这个倾向。但是，也并非那么简单。因为，“排外主义”和“重视军备”及其对差距的认识的关系还会因所属阶级而不同。图表6-9即通过统计量解释了这一层关系。所谓统计量即显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方向与强弱程度的相关系数。
首先来看一下不分阶级进行总体统计的情况。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与排外主义的相关系数为-0.067，与重视军备的相关系数为-0.166，两者皆为负数，这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它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样，都是支持排外主义的，此外，还表明总体上没有采取支持重视军备的立场。诚如预料的结果。
然而，相关系数的值以及正负的符号也因阶级而不同。尤其是排外主义更为明晰。收入再分配与排外主义的相关系数在资本家阶级与新中产阶级那里，分别为-0.200和-0.176等两个极大的负值，其绝对值大大超过在总体上看到的相关系数（-0.067）。它意味着，在资本家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中，支持排外主义的倾向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倾向那样强烈。对这两个阶级的人来说，支持收入再分配与支持排外主义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
然而，在正规工人、兼职主妇和旧中产阶级中，相关系数的值较小，看不到两者间的关联。而下层阶级在支持收入再分配与支持排外主义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248这一个相当大的正值。它意味着下层阶级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
支持收入再分配与支持重视军备的关系如何呢？新中产阶级、兼职主妇、旧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相关系数为极大的负值。它意味着，这些阶级中的人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样支持重现军备重视。而其他的阶级、资本家阶级、正规工人、下层阶级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小，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即和平主义者未必会支持收入再分配。
下层阶级与其他阶级相比并不一定更支持排外主义。但是，下层阶级有着其他阶级所没有的特征：即这一阶级当中对旨在缩小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倾向与排外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再来看看下面的统计吧。
上面，我们将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倾向与排外主义的倾向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了统计，现在我们将其进一步简化成两个阶段，将这两种统计方法组合成图表6-10。根据这张图表，“关于收入再分配与排外主义的认识”被区分成四个类型。这四个类型与所属阶级的关系如图表6-11所示。
资本家阶级、新中产阶级、正规工人中，采取对收入再分配持消极态度但是排外主义倾向强烈的“容忍差距排外主义”立场的人最多，分别占到40.6%、37.8%和36.9%。其次是对收入再分配持消极态度但不支持排外主义的“容忍差距多文化主义”立场，分别占到25.7%、26.2%和26.3%。
然而在下层阶级中，持积极支持收入再分配且排外主义倾向强烈的“纠正差距排外主义”立场的人达到最高的36.2%。兼职主妇中“容忍差距多文化主义”稍多，对纠正差距持中间立场，但是，排外主义倾向比较弱。旧中产阶级接近于兼职主妇的倾向，四个类型基本上都是对立的。
在战后的和平运动、左翼运动中，对平等的诉求常与对和平的诉求相结合。参加这些运动或对这些运动抱有共鸣的人也是在谋求平等的同时谋求和平。相反，右派则在否定对平等的诉求，认为是在谋取“恶性平等”“无视效率”的同时，谋求军备扩张。同样是对平等的诉求，前者在追究亚太战争中的战争责任时，将其与对日本曾经侵略过的国家的人民的赎罪意识结合起来。而右派则在否定对平等的诉求的同时，公然否认侵略的事实，或将战争合理化，对追索战争责任的中国和韩国，以及左派的主张一直激烈地反对。所以，从政治立场来看，纠正差距—和平主义—多文化主义的立场与容忍差距—重视军备—排外主义的立场可以说一直被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左派与右派的立场。
再看分析的结果，这种结构看似已经崩溃。确实，如图表6-9所示，从总体的情况来看，这种结构看似已经很脆弱，然而它还是存在着的，对平等的诉求与对和平的诉求在新中产阶级、兼职主妇、旧中产阶级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对平等的诉求与多文化主义在资本家阶级与新中产阶级那里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将上述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新中产阶级，而下层阶级则特别将对平等的诉求与排外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前面已经确认，下层阶级总体上并不都是排外主义的。只不过对纠正差距的诉求与排外主义紧密结合的情况仅发生在下层阶级而已。贫困的人一方面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纠正差距，另一方面对外国人的流入持有戒心，并非常排斥中国人和韩国人追究战争责任的主张。下层阶级中持这一立场的好像大有人在。陷于困境的下层阶级内部正在滋生法西斯主义的萌芽，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2017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人们的目光都聚焦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希望之党”，从上述的统计结果来看，希望之党的政策中有着意味深长的亮点。希望之党要求希望成为公认候补的候选人签署一份政策协议，这份政策协议中包含了接受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制、反对授予外国人参政权等内容。然后在选举中公开承诺对宪法第九条的改正进行探讨。完全是排外主义、重视军备的主张。
然而，在承诺的同时，该党的政策纲领中还包括了促进正规就业、引进基本收入等缩小差距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即把排外主义、重视军备与收入再分配结合到了一起。或许并没有很多的掌权者注意到这一点，结果没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作为新政党今后的态度，可以说她已经给出了一个先例。
前文提出了对排外主义、军备扩张的认识，对差距的认识，以及支持的政党等，并分析了它们与所属阶级的关系。这些认识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之为政治意识。
所属阶级、对差距的认识、政治意识等相互之间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很复杂，并不能够轻易把握。但是，留下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对阶级、差距认识、政治意识之间理应有着非常单纯的关系这一点深信不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关于阶级与差距，然后是政治的关系，以往在日本传统的左翼势力间有一种人们深信不疑的有力的假设。也堪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假设”的这一假设内容如下。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会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资本家阶级手里，工人阶级越来越穷。最后工人阶级就会谋求消灭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以及让自己深陷穷困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这样工人阶级通过直接的行动或通过议会的手段掌握政权，废除或大幅度修正资本主义，以实现差距的缩小。这是左翼运动的基本协议。
然后根据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与悲惨的战败经验，日本的左翼运动又增加了其他的要素。这就是在上一节已经提到的，和平主义与对军备的否定，以及对亚太战争中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和日本对曾经侵略过的国家的人民的赎罪意识。由这些要素形成的有关阶级、差距、政治的一体化图式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左翼运动以及对此抱有同情心的人们的心里。从这一立场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阶级即工人阶级在谋求纠正差距以脱离贫困状态的同时，理应热爱和平，否定军备，承担亚太战争中侵略海外的责任，与曾经侵略过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
这一典型的想法可以从1946年5月1日举行的恢复五一劳动节（第17个劳动节）的大会宣言的以下一段文字中看到。
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携起手来，在紧密团结的基础上向着再次在世界上播撒战争种子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开火。
只有这样，我们工人大众才能摆脱饥饿和贫困，世界才能充满和平和荣光。（摘自《日本劳动年鉴》第二十二集）
过于乐观的展望，但是作为一个假设也无不可。只是现实实在是相去甚远。
阶级结构越来越复杂。原来被设想为单一阶级的雇员＝工人阶级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向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分裂，现在连工人阶级也在向正规工人与下层阶级进一步分裂。这三者之间已如第三章阐明的那样，差距已经很大了，互相之间也仍有差异。所以本书将这三者分别列为三个阶级。
这三个阶级在现代日本社会差距已然扩大，而且贫困阶层增加的事实也已众所周知。对事实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但是，承认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三个阶级对纠正差距持积极的态度。
首先，已有很多人接受了将差距与贫困合理化的自我责任论。此外，即使认同差距过大的通论，但是对“政府哪怕采取增加富人税金的措施，也应该充实对穷人的福利”“不管生活困难的原由为何，国家也应该照顾生活有困难的人”等具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表示支持的人未必会很多。支持的人多是收入最低的下层阶级，新中产阶级与正规工人对贫困阶层反而更冷漠，甚至被认为对下层阶级抱有敌意。
那么下层阶级是否体现出了左翼运动一直描绘的那种古典的工人阶级的形象呢？受到残酷的剥削陷于穷困的状态，被迫从事异化的劳动，对现状抱有强烈的不满，这些就是用于形容古典的工人阶级的条件。但是，除此以外，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他们没有社会资本的积累，相互之间缺少通力合作的机会。不少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差距的不满与对缩小差距的要求不是与对和平的要求相结合，而总是与排外主义相结合。
从这种现状来看，要实现缩小差距与消除贫困的政治路线着实让人费解。有利的阶级的人们容易安于差距扩大的现状，而不利的下层阶级对缩小差距的诉求又朝着错误的方向误打误撞。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新型日本阶级社会》第六章，内容有删节，标题编辑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