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近年来，关于禁止强制加班、推翻“996”价值观的呼声不断。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建议检察机关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督，为相关劳动者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她表示，“有些岗位由于特殊原因，在8小时工作制上适当延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企业置员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于不顾，实行‘996’工作制，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数千名罢工者要求“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可为我们自由支配”，拉开8小时工作制斗争的序幕。这一事件因国际劳动节（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的设立而永载史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8小时工作制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为此，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在1930年乐观地预测，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能轻松地满足，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小时。

然而时至今日，超长的工作时间依然困扰着全球各地的劳动者。“996”在美国的对应说法是“全天候工作”（round-the-clock work），在美国明德学院社会学教授杰米·K.麦卡伦（Jamie K. McCallum）看来，过劳“正在毁掉美国梦”。更让人伤感的是，过度工作的回归其实是美国历史上的例外：麦卡伦基于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计算出，1975年美国工作者平均工作1664小时，这一数字到2016年上升至1883小时，涨幅达13%，相当于一年多工作五周左右。1997年，吉米·卡特总统曾提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一周四天，当时《华尔街日报》宣称，我们与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似乎不可避免的休闲社会“近在咫尺”。但讽刺的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人生的定义不是丰富的闲暇时间，而是对工作孜孜不倦的承诺。”

在《过劳悲歌》一书中，作者麦卡伦指出，这个变化趋势源自一种自1970年代起形成的全新工作伦理，自那时起，人们从渴望闲暇变为鄙视懒惰，甚至社会精英将“工作越多越好”视作优越感的证明。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有意义的工作”中加班：重塑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

工业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在形塑人类的工作伦理。工厂改变了以家庭、车间和自雇劳动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将独立劳动者转变为受薪劳动者，“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出卖你的劳动”开始成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法则。（劳动）时间开始成为雇主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斗争的目标。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地运用时间去大规模协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新教伦理”则帮助人们摆脱轻易就能满足的“天性”，学会贯彻自律精神，努力工作一生——工作被认为一种“天职”，一种向善的途径，一种生存的绝对要求。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重塑的工作伦理（工作即天职，勤劳即美德），到了19世纪下半叶被证明极大地压迫了劳工阶层，反抗随之而来。20世纪上半叶，在工会压力和政治干预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逐步减少，与此同时，二战后的经济大发展也为劳动者薪水稳步提升创造了客观条件。但自1970年代起，又一种新的工作信条开始让人们相信：“努力工作使得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加充实，即使我们的薪水并没有因此增长。”麦卡伦认为，这种被称为“有意义的工作”的文化转变是当时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中不满情绪共同发酵产生的结果——一方面，白领觉得办公室变得越来越像工厂，渴望更有趣、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蓝领厌烦于无休止的重复劳动，要求在减少工作时间和降低生产率的同时不削减工资。

面对劳动者的呼声，管理者和监督者的回应是收编和挪用“有意义的工作”这一概念另作他用。比如一些早期的硅谷企业家开始尝试巧妙地把休闲、创新、自由等典型的加州文化精神融入办公室文化中，打造一种“更酷的资本主义”。自那时起，科技公司鼓吹努力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是对自己的一种回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说的那句话：“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情。”麦卡伦的调查发现，“做你喜欢的事”在硅谷已深入人心，且科技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提供非金钱待遇来吸引新员工。直至今日，FAANGs（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科技巨头创造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系，促使其他公司敦促自己的员工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

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有意义的工作”这个短语在英文图书中出现的频率自1970年代起直线飙升，人们开始相信，自己需要且应该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获得成就感。“一个人应该寻找工作来实现自我，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将我们置于新自由主义的坐标中，”麦卡伦写道，“旧职业道德的最主要的矛盾是在休闲与就业、自我认可与自我否定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新职业道德的崇高承诺使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紧张关系，工作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工作性质的转变助推了这一文化转型。麦卡伦援引一项研究指出，过去40年里，工作总体上需要更多的人类决策和认知投入，他认为增加工作自由裁量权（即工作者在工作中的主观投入程度）有助于产生“有意义的工作”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有意义的工作”话语恰恰发端于劳动者的经济回报开始下降之时——自1970年代以来，生产力提高的潜在收益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成比例地落到顶层精英手里。麦卡伦援引一项2019年的研究指出，1989-2019年前1%的美国家庭总净值增加了21万亿美元，同期处于社会下层的美国家庭则经历了9000亿美元的净资产损失。与此同时，人们的工作时间在不断延长。我们很难不认为，“有意义的工作”这一信条不过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事情的真相是，工作条件越糟，报酬越少，你就越会被告知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正如乔布斯的例子所展现的，“有意义的工作”话语流行开来很多情况下是自上而下灌输的结果。“懒惰和闲暇曾经是成功的标志，今天的富人则是通过炫耀他们对工作的极端献身精神而获得威望。”麦卡伦指出，当前收入前20%的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超长的工作时间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社会精英对自己获得巨额财富的正当性辩护。当然，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超额工作的回报本身就很丰厚（拜重视忠诚度的职场文化和绩效工资计划所赐），这也推动了精英群体对加班文化的推崇。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一项调查发现，73%的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对成功至关重要，这一信念的强度远超其他国家。70%的低收入美国人也相信工作具有提升的力量，比几乎所有调研国家的富人都更相信这一点。

在“努力工作”带来的经济回报有显著的阶级差异时，相信自己从事的是“有意义的工作”可能是维系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心理学家胡静（音译）和雅各布·赫什（Jacob Hirsh）的一项研究发现，希望在工作中找到意义的人愿意接受比“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报酬低大约2万美元的工资。Better Up实验室一项2018年的研究也发现，超过90%的员工会为了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放弃部分收入，且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员工往往更少请假。一份工作有意义甚至会被当作低工资的理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2015-2016年，近20%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同时从事其他工作，这一比例甚至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数据。美国教师从事兼职工作的概率是美国普通全职工作者的五倍左右。

一些普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有意义的工作”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承诺。长期报道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在《夹缝生存》一书中指出，“做你热爱的事情”一直以来力劝中产阶级成员以追求梦想为生，然而许多公司利用这句口号来更好地剥削雇员，以至于它已经沦为一句空话。部分高学历劳动者发现，许多以往体面的职业仍未从经济衰退导致的就业机会萎缩中恢复过来（如法律、建筑、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图书出版、人力资源、金融等），“做你热爱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和社会平等和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越来越难以企及。

鄙夷懒汉：工作伦理与福利理念的矛盾

工作伦理的范式变化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面向，它的另一面向就是包括缩短工时在内的福利理念难以为继。麦卡伦发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福利和工作是相互对立的，值得获得福利的人（曾经工作过的人）和社会寄生虫（没有工作过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事实上，工作伦理与公共福利理念的矛盾一直都存在，人们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哪一方更高的关注，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兴衰。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相信工作伦理的人认为“以工作谋生”才是生活的正常状态，但由于一个社会很难为所有人提供长期就业，为了保护和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社会有义务帮助那些暂时落后的人。但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虔信者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一权利不应当被“是否对公共财富做出贡献”加以限定。

从根本上来说，提供公共福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再生产”，保障一个国家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合格劳动力，但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两个变化对福利理念产生了冲击：第一，随着消费者社会将劳动者打造为消费者，以不断动员消费者欲望的方式实现资本扩张，劳动者永不满足、一直有待提高的生活预期迟早会引发“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和人员流动让企业得以规避“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地方，去其他成本更低的地点获得新鲜劳动力。

鲍曼指出，在资本全球化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同时，福利仍在以国家为单位提供，这给坚持福利政策的国家带来了双重压力：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一无所有者蜂拥而入，渴望降低成本的资本蜂拥而出。因此，对工作伦理的强调旨在解决这一难题，即“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鼓吹“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

1969年，尼克松提出用一全新的福利计划“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取代美国当时最大的福利计划“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该计划的预设前提是，如果一个人/家庭从福利计划中获得的钱比从事低收入工作获得的薪酬更多，会让他们失去工作动力，而这对在工作的穷人是不公平的。因此，福利计划应当以鼓励个人/家庭找工作或参加就业培训为出发点。虽然“家庭援助计划”未能在国会通过，但它标志着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扩大社会福利趋势出现扭转。至1990年代，“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成为两党共识，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共和党支持的法案《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RWORA），该法案取消了罗斯福新政时代推出的AFDC，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而代之。该法案被誉为“美国职业道德的重申”，将严格的工作要求作为援助条件。

鲍曼认为，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社会自此分裂为“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导致前者越来越鄙视后者，也越来越不愿意为公共福祉做出努力。诸如“福利女王”之类的负面宣传切中了主流社会群体对“不公平”和“被剥夺感”的恐惧，拿福利的穷人被认为是反抗工作伦理的、不愿辛勤劳动的人，引发人们的愤怒与厌恶。鲍曼告诫我们，是工作伦理污名化了“依赖”这个概念，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赖性，侵蚀了职业道德——而这也成为了削减福利政策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麦卡伦指出，1990年代至今，美国福利支出和领取福利金的人数大幅下降，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越来越难以满足福利计划严苛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工作时间更长、日常安排更不可预测、薪酬更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因此难以真正获得社会援助。福利改革对消灭贫困的作用微乎其微，几十年来美国官方的贫困率一直保持在13%左右。虽然儿童贫困有所减轻，但失业者和贫困在职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了，极端贫困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数量自1996年以来翻了一倍。

崇尚加班，鄙夷懒汉——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工作伦理与福利理念由此陷入了某种相互强化的向下螺旋中。如今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职场环境恶化的后果。但我们若想从根本上推翻过度工作的信条，倡导一种更人性化的职场价值观，必须重新强调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克服“相互指责”的冲动，把缩短工作时间视作一种集体利益。

参考资料：

【美】杰米·K.麦卡伦.《过劳悲歌：996正在毁掉美国梦》.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

【美】阿莉莎·夸特.《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海南出版社.2021.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FamiliesSucceed: President Nixon’s Family Assistance Plan”, 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June 23, 2014.

https://www.nixonfoundation.org/2014/06/family-assistance-plan-families-can-succ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