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一年一度的妇女节，来源于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件，包括争取同工同酬、同等教育，要求赋予女性选举权等。如今，妇女节纪念活动已成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对政治经济事务参与的集结令。今天，我们希望用近几年出版的7本书，串联起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的反思和祝愿。

在过去，女性不结婚生子被视为是异类，但实际上，女性可以过单身的生活（《单身女性的时代》）；即便走进婚姻也不完全是幸福美满的happy ending，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渗入家庭内部，婚姻的框架无法保护甚至伤害了一部分作为妻子的女性（《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女性可以选择不做母亲（《最好的决定》），也可以成为一位妈妈（《初为人母》），而那些当母亲的力不从心、焦虑与自责并不是某一位妈妈所独有。在职业道路上，女性可以从事文科（《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也可以走上科学道路（《成为一颗星》），还可以影响全球政治运作（《香蕉、沙滩与基地》）。女性的人生有多种可能，女性可以成为任何人。

【单身或者结婚】

《单身女性的时代》《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

难道书中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长大就结婚吗？在很小的时候，美国新闻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文学作品里，无论是《绿山墙的安妮》里叛逆的安妮·雪莉，还是《简·爱》里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简，最后都逃不过结婚的宿命。而那些终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身选择还是生活不经意的安排，她们或者一辈子守着那件无法穿上的婚纱，或者变成神经质的老太太，还时常被贴上标签、遭人唾弃。这似乎和波伏瓦的观点不谋而合，她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分为四种：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可是，世界正悄然发生变化。到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的比例已经降至50％以下，初婚的平均年龄也上升到了27岁，大城市中到35岁还单身的女性比比皆是，过去受人贬损的“老处女”如今转变成了“独身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可以不用担心没有婚姻的未来会如何，女性的选择权大大增加。在过去，不论拥有什么样理想抱负、不论结婚对象是否合适，女性都必须生儿育女，而现在，丽贝卡告诉我们：女性可以通过无数的办法在这个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如此，很多人对单身女性依然抱有巨大的成见，认为她们不愿意为建立家庭而妥协是自私自利；认为没生过孩子、没照顾过婴儿的女性，称不上真正的成年人；认为一个女人没有结婚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没人珍视……单身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其中大龄单身女性更是时常被冠以贬义色彩十足的“剩女”一词：被剩下的女人。演员俞飞鸿2016年参加《锵锵三人行》的视频截图曾经一度风靡网络，她和窦文涛、冯唐关于单身问题的讨论堪称关于女性单身偏见的集大成——俞飞鸿在节目中甚至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觉得老一个人呆着精神正常吗？”

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中，丽贝卡聚焦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群体，从近百个访谈中遴选出大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展现了美国当代单身女性的生活群像，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族裔，也有着不同的单身经历。丽贝卡提醒读者注意，“单身时代”的确十分美好，而独立往往也要付出代价。在女性单身已经成为一种解放、不用生孩子的自由改变着世界的同时，许多单身女性生活贫困，甚至难以为继。在美国330万最低收入人群中，有近50%是单身的女性，她们并不认为自己身处于一个全新的、以单身人士为主导的世界中。恰恰相反，她们觉得受人排斥、压力重重，还要承担家人和身边人的不满，她们的处境是单身社会的另一面向。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结婚既可能成就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可能造就一个个“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日本记者小林美希在有关劳动雇佣和育儿问题的采访中，目睹了一直轻声细语说着“我丈夫”“我老公”的采访对象，一旦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就会突然在某个瞬间怒气冲冲称自己的丈夫为“那混蛋”，虽然程度不同，但受访者无一例外有过希望丈夫“去死”的念头。

这些念头的缘起并不难理解，比如丈夫在妻子忙碌照料家庭的时候在外出轨，或是在妻子切除子宫的时候对她说“切除了子宫，你还是女人吗”。恨意也可能是由琐碎之事慢慢堆积而成的：不照顾怀孕的妻子而照常去喝酒、不愿给孩子换尿布、借口加班不去接孩子、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假装看不见……丈夫们做甩手掌柜的时刻，也时常成为妻子们心生杀意的瞬间。但事情也有转变的机会——对很多日本家庭来说，丈夫一旦到了60岁，就会渐渐变得像是“粘在鞋底上甩不掉的潮湿落叶”，和妻子发生角色的调转，需要家庭照顾。于是有很多妻子选择在这一阶段“报仇”，倾泻其积压多年的怨恨。

既然恨意至此，为什么不离婚？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女性想离婚却离不了。小林美希认为，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了妻子们希望丈夫去死，其中的核心就是就业问题。全职太太觉得自己靠着丈夫的收入生活，所以选择忍气吞声，但实际上，她们每天做的家务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经济学上的“无偿劳动”。受“丈夫喂养自己”的观念束缚，很多主妇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功劳。即使是在双薪家庭中，性别角色也导致了在职场和家庭环境下的不同待遇——应由妻子休育儿假的观念至今很难改变；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更是问题的根源，导致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极低；职业女性休产假期间转变为全职主妇模式，丈夫对妻子的这种角色很快习以为常，一旦妻子产假结束、回归职场，做家务和育儿的工作依然常常由妻子继续承担。

【生育或者不生】

《初为人母》《最好的决定》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一直认为，当母亲是女人的天职，拥有两个孩子让她感到十分喜悦。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就很快被洗尿布等烦心事罩上了阴霾，她发现，哪怕之前把工作和家务分得再清楚，在生完孩子之后，自己也自然地变成了家庭主妇。奥克利沮丧、压抑且疲惫，并且感到与世隔绝，她恨自己的丈夫为何可以如此自由自在，而自己的人生仿佛到了头。接着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上个世纪70年代，她采访了66位女性，探究了当母亲的历程。借由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奥克利呈现了怀孕分娩为女性生活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改变：放弃工作、待业在家、与世隔绝或是结交新朋友，婚姻及母子关系，以及生产时的医疗管理带来的影响等等。她发现，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某个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体女性历史上的里程碑。

生育不是童话故事。很多女性在访谈时说，自己受到了误导，以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铺满玫瑰的幸福温床，而八成女性曾在产后第二天至第八天哭泣，在面对哭闹的婴儿时感到力不从心、焦虑与自责。产后抑郁正在获得更多关注，但还远远不够。奥克利认为，焦虑甚至绝望是初为人母的正常现象；没有变成社会期待的完美母亲，对养育感到不安、甚至患上精神疾病都不可耻。“如果是男人刚经历完一场大手术，就被告知要立即接受一份从未受过相关培训且工作环境同样苛刻的新工作，他也会表现出负面情绪。”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也可以通过对生育风险的提前和全面了解，更明智地做出决定。

在爱情领域，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龄为特征的，因为她们的时间框架更受限制，所以比男性对婚姻和承诺的兴趣更高。

大部分人最终都会为人父母，但《最好的决定》一书编者梅根·多姆却越来越怀疑，大部分人生养的原因——“仅存的那些理由”——大多数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生物规则有关。“很多人生孩子的理由之一，不过是人生来就有生养的功能而已。”尽管如此，生育还是成为了一道枷锁，重重地压在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上。

作家劳拉·吉普尼斯的《母性》一文收录于《最好的决定》中，她试图戳穿母性的神话。“如果让大自然来决定的话，女性就该为人类繁衍奉献自我，顺从而被动地担当生养的工具，无怨无悔地满足所有社会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对自然感恩戴德。何况，女性也往往并不仅是怀孕和生养的人，还常常注定是养育者。她指出，当妈还是当职业女性的问题，根本不是两难，而恰恰是“伪装成自然性的社会性选择，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如果人类拥有政治意愿来发动创意，寻找合理组织社会生育繁殖的方法，这个问题便是可以解决的。

有时候，女性不生孩子，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孩子。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相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可思议地努力工作，再加上不可思议的运气，你或许才能让人生的一个美梦成真。想要得到一切——那是太危险、太难成全的白日梦。”早在16岁时，珍妮·赛佛就有同样的看法，她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决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好像女人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后来，她把自己的决定写成书，公之于众。没想到自己的妈妈非但没有反对，反而很高兴。她写道：“原来她一直希望我成为作家，这种期冀甚至胜于她想要我为人母的渴望。”

不生孩子，就无法通过孩子来寄托自己的未来，这意味着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存在。在散文作家、漫画家蒂姆·科瑞德看来，没有孩子的人剥除了自己在后代身上延续的幻想，投入于另一个更为严苛的幻想：“我们的生命本身自有其意义，也可以通过艺术、思考或正直的行为，通过教育、帮助他人或改变世界，来确保让自己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不朽。”他说，没有孩子的人被迫直面存在本质的问题，他们必须每天都向自己证实：灭绝不会否定生命的意义。

【从事文学科学或影响国际政治】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成为一颗星》《香蕉、沙滩与基地》

女性可以成为作家……吗？ 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一书中，美国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揭示了各种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并使之边缘化的模式。

首先人们可以说：“她没有写。”因为人们认定女人不会写作，那一定是其他人（男人）写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纽卡斯尔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被指责雇男性学者为她写作，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也面临了“相同的指控”。“除了这种明确剥夺作者身份的做法（不是她写的，是他写的）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手段。一种是：它自己写的。”一些评论家发明了更加微妙的说法：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这看上去是把作品归属权还给了女性作者，实际上却强调一定有某个“他”在写作。玛丽·埃尔曼归纳了这种现象的特点，“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谬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人的一半和另一半分开，通过二分裂法创作。所以玛丽·麦卡锡得到赞扬的……是她的‘男性头脑’。”而剥夺作者身份最为彻底也是最微妙的形式是，这本书不是女人写的，因为写这本书的女人不仅仅是个女人。狄更斯对已故的妻妹玛丽·荷加斯的最高褒奖是，“在她的一生中，她远远超越了其性别和年龄所带来的弱点和虚荣，就像她现在身处天堂一样。”你以为“她没有写”就是抑制女性写作的唯一方式吗？还有其他更诡计多端的方式呢——

“她写了，可是她不该写。”

“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

“她写了，可是她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这不是真正严肃的作品/文类不正确/不是真正的艺术。”

 “她写了，可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作品。”

“她写了，但作品只是因为某个勉强服人的原因才显得有趣/被选入正典。”

“她写了，但她只有很少的存在感。”

拉斯发现，无论是文选还是大学的阅读书目，“总有足够的女作家凑足那个5%，却又永远不会多到超过8%”。女作家在选集中经常是孤立的，而且只有少数最杰出的女作家被收录其中——即使是她们，也沦为了文选中装点门面的角色。本书出版于1983年，作者所描述的那个文学世界，似乎和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天壤之别。

女性可以成为宇航员。如今，世界上只有15%的活跃宇航员是女性，萨曼莎就是其中一位。四岁的萨曼莎在电视上看到了“哥伦比亚”号的发射，从此种下了太空梦；日本动画片《魔神》让她钟情于巨大的机械；科幻小说引发了她对科学的热情；十七岁时看《星际迷航》，其中的女性人物珍妮薇舰长更是让她坚定了成为宇航员的梦想。

萨曼莎原本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她一路过关斩将通过欧洲航天局的层层选拔，最终成为了一名宇航学员。在《成为一颗星: 宇航学员日记》中，她讲述了飞往太空前后需要经受的各种考验与磨练：被火箭送上太空，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失重初体验，在太空吃喝拉撒、体育锻炼、科学实验……成为宇航员飞上太空、驻守空间站的丰富细节，展现出了这位女性宇航员的智力、耐力以及敬业精神。

“在职业领域，我们当然向往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但在建立良好的意愿和提高自我意识的同时，要明白这只是一种理想，”萨曼莎说。她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宇航员，面对着外界的很多关注，以及经常出现的轻率提问、人们吃惊而又欣赏的表情，这些常常让她失去现实感。后来，为了鼓励女孩进入科学领域，打破职业限制，欧洲航天局与芭比娃娃的制作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宇航员萨曼莎娃娃。

国际政治似乎一直以来都是男人的游戏。但当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三位女性被任命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外交职位之一（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时，她们产生了性别影响。一些男性政府首脑开始任命女性为驻华盛顿大使，尤其是在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2009—2013）。当时，莫桑比克驻美国大使阿米莉亚·马托斯·萨姆巴纳（Amelia Matos Sumbana）说：“希拉里·克林顿是如此引人注目……她让元首们更倾向于为华盛顿挑选一名女大使。”

其实，从事国际政治事务的女性人数远多于通常所宣扬的那些杰出女性人数，但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数百万女性，大部分并不是在扮演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中，女性的身影无处不在，她们可能是男外交官们没有报酬却在付出劳动的妻子、空中小姐和选美皇后、民族主义运动中被忽视的女性需求、在军事基地生活的各类女性……辛西娅·恩洛在《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一书中看到，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武器，而且依赖于控制那些作为象征、消费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妇女。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都是消费者，都是参与全球政治的行为体。

也正如旅游业所显示的，公司和政府结盟推销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消费品”的东西：热带沙滩、女性的性魅力、空姐的服务。恩洛意识到，父权制的延续需要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大量的思考和调整，让特定形式的男性气概显得“现代”甚至“前沿”，同时让大多数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他们不仅使用恐吓和直接胁迫，还使用了更现代的表达（“我们穿制服的儿女”）、象征艺术（二十名内阁中有两名女性）和选举技巧（给消费者提供低廉的服装，这样他们对孟加拉国工厂女工的工作条件就会漠不关心）等方式。

国际决策层有时看起来可能像是男性俱乐部，但作为一个整体，国际政治要求女性以某种方式行事。在国际政治中，女性常常被用在“妇女和儿童”中，当作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可是，妇女绝不仅仅是权力的对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傀儡或不会思考的受害者。作者看到，当足够多的妇女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行事时，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改变。

在前言中，作者也交待了从女性主义出发的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女性主义对各种女性的关注并非源于英雄崇拜，认真对待所有女性的生活动机不只是要赞美她们，而正是为了探究这个世界究竟如何运作的，我们才更要发出“女性何在？”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