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件大事，不管你认为莫言有无资格获奖，也不管你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无资格为中国作家评奖。

作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受关注度也是空前的。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誉之所至,谤必随之”，莫言从此过上了“非人的生活”（阎连科语），圈内共识是“莫言现在蛮苦的”（王安忆语）[①]。这种苦，我想不单单是来自于公共场合的围追堵截，官方私人的访谈邀约，让作家疲于奔命，无暇读书、写作，还来自于文学界、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既有误读，也有诬谤。

一．正名

凡是奖项的颁发，没有不惹争议的，莫言获奖也不例外。

有说莫言没资格得奖的。诺贝尔奖虽然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奖，但它不是公器，而是由私人设立，由诺贝尔基金会管理。有无资格获奖，只能由诺贝尔基金会决定，外人无从置喙。至于说，有更好的中国作家可选，更是笑谈。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学院的18个评委选自己喜欢的作家，又不是选你喜欢的！

有质疑莫言的身份敏感的。“他参加过解放军。”君特·格拉斯还参加过党卫军呢，影响他的文学成就吗？“他是作协副主席。”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还做过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呢。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还是苏联作协理事呢。有人因此认为《静静的顿河》不伟大吗？“他是共产党员。”聂鲁达、萨拉马戈也是共产党员，前者的情诗万人传颂，后者的《失明症漫游记》当下在中国卖的正火呢。

有质疑莫言的言论向当局献媚的。问题是，文学奖管这个吗？文学奖评的是文学，不是你的言论，如果你的言论那么重要，马尔克斯还有可能获奖吗？他与卡斯特罗可是哥们儿。

有质疑莫言靠着与马悦然拉关系得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多少与各国的作家都有联系，如果仅仅因为见过几面，就怀疑有黑箱，哪就没几个诺奖得主可以幸免于这种“阴谋论”。2011年的得主特朗斯特罗姆是瑞典诗人，诺奖评委都认识他，有的还是研究特翁的专家，是不是这奖评的也不公正啊？答案是否定的，文学界都乐见他得奖，并说他早该得奖了。

资格论、身份论、言行论、关系论否定不了莫言得奖的正当性，就要从文本上下手找毛病，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首当其冲。有说代笔的。德国的王容芬称“……怀疑高密有一个班子。一个人领衔写了五十多章的题目。底下的人跟者写，有人跟着题目，有的人就没有完全跟着，内容有的跟上面的章回对不上茬，有的甚至后来跑题跑的很远。”[②]有说抄袭的。某网友称《生死疲劳》抄袭了马怀荣《对门》，还有网文直指莫言抄袭了肖洛霍夫，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类诬谤，对莫言稍有了解的人，都认为不值一哂。

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个的声音最响，反应也最强烈，就是德国的汉学家顾彬。 

二．醒脑 

自从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导出来后，顾彬就“名满天下”了，尽管这个标题扭曲了顾彬的原意，但他的澄清实在没有“垃圾论”来得响亮。即便他是在说棉棉、卫慧、虹影等人的小说是垃圾，其它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他眼里也不怎么样，除了诗人。2009年，顾彬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说：“在德国，我们把通俗文学作品称作为火腿。……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他们在中国发表的书，到了德国以后，变成了火腿。德国知识分子、文学家看到这些书以后就会觉得很反感。……所以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③]

2012年莫言的得奖自然是对顾彬文学观的挑战，他又开炮了。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时称“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④]

关于技法、思想的问题，陈晓明教授已作出了有力的响应，在此不赘述。[⑤]陈教授同时质疑顾彬“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这个质疑在顾彬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得到了证实，“他表示自己看过《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但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接着解释了自己的方式：就是不一定全部看完，但你同样可以有所判断。……随后，他又补充：最近好像还看过《酒国》。”[⑥]一直以来，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争议颇多，我以为他言之凿凿是持之有故，也源于对德国学者严谨传统的认知，但顾彬这次的答复颠覆了我对他素养的信任，陈教授的直觉很对，顾彬根本没仔细读过作品！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关于莫言作品的评论也止于其早期作品，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他根本未曾寓目。也许是由于底气不足，顾彬表示“自己需要一段时期沉默下来，细致阅读后，再发评论。……他觉得有必要明年之后，在他重新阅读莫言后，再做评议。”

顾彬说的明年自然是2013年，这一年的5月2日顾彬应许子东教授之邀在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做了《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的演讲，讲稿发表在同年八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在这篇演讲中，顾彬对高行健、，莫言及其它中国当代作家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一如其以往的风格。此后，《明报月刊》先后发表数篇文章与顾彬进行商榷，其中高、莫二人的好友刘再复先生在该年第九期《明报月刊》上的反击《驳顾彬》言辞最为激烈，引发内地学者李建军的参战。李先生是顾彬的知音，如顾彬一样“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⑦]，顾彬一时没有响应刘再复先生的驳斥，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能（顾彬中文写作能力有限），李建军先生见友军受到攻击，不免物伤其类，故此，今年2月13日在《文学报》上发表《为顾彬先生辩诬，批驳刘再复<驳顾彬>》一文作为响应，之后再无下文。期间虽有好队友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在博客上发文声援，但寥寥数语，多是泄愤之词，按下不表。9月20日，由《三联生活周刊》主办的“思想·广场”文化节上，顾彬向欧阳江河抱怨说：“80年代重要的文学家批评我，用的都是文革时候的语言。这是为什么？”他所指的文学家自然是刘再复。22日，“新浪文化”频道将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删除有关高行健的文字后以《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之名发表，再次引来坊间议论。23日，刘再复接受腾讯文化专访，就此事做出回应，他认为《驳顾彬》一文是“是被迫挺身而出为我的朋友高行健辩诬，被迫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辩护”，“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不得已’的愤怒文章”。对莫言的批评应该注重他的作家身份，多阅读他的作品，而不要纠缠于他的公共言论，“要允许作家作为艺术主体（本真角色）表现出勇敢正直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现实主体（世俗角色）表现出懦弱的一面。”“当然，我也希望莫言多一点知识分子的承担。”

笔者之所以不避琐碎，引述顾彬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言辞，尤其是关于莫言的，是想让读者朋友对其文学观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概括说来，顾彬眼中的好小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1.故事性不强，不注重情节，不塑造人物；不能“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⑧]

2.思想性强，强调心理刻画。“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像。”[⑨]“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⑩]“一个作家还需要有自己的世界观。”[11]

3.形式新颖，语言独特。“比如韩少功写的《马桥词典》，从形式来看完全是新的。当然，我还有一点怀疑他模仿过一个法国作家，但我还没有研究。如果他真的发现通过编辑词典可以发表文学作品，那么《马桥词典》就满足我对文学的要求：一个作家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一个作家还需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对我来说，好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创造的。要不然我们也可以请一个机器给我们创造出来一篇作品。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还能说出这是杨炼写的，那是Durs Grünbein（格林拜因）写的。”“他们（笔者注：80后）的语言非常简单，我看他们的作品不用查辞典。但是好的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比如语言方面的挑战。”[12]

怎样才能达到顾彬先生要求的好的文学标准呢？顾彬反复提了两条：

1.要写得慢。“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等两三年完成他的作品，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13]“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1个月到3个月之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说明他一天只能写一页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14]“莫言用了43天写出了 《生死疲劳》，中文有500多页，德文版有900多页。在德国，不可能有人敢去写900多页的书，因为那意味着你可以比肩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德国作家一年能写出100页的作品就不错了，因为一页作品，他们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来修改。”[15]

2.要懂外语。“中国当代作家一般不会外语，也不愿意学外语。”“我们不光通过外语提高自己的母语，我们通过外语学会另一种思路。”[16]

顾彬对莫言的诸多责难，后者并没有响应，但在不同场合莫言均触碰过类似问题，只不过两人没有当面锣对面鼓地交锋罢了。回答顾彬的质问，莫言的“回答”无疑是最有力的，笔者就不厌其烦地罗列一下。

1.关于文学手法的落后问题。莫言并非不懂得现代文学手法，他是有意识地“大踏步后退”（ 《檀香刑》后记）。这一点顾彬不会不了解，顾彬说“他（指莫言）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杂志和文字中，我也是这么介绍他的。”[17]那后来为什么不先锋了呢？顾彬认为“但作为先锋派作家却无法盈利。自从市场在中国完全占主导地位以来，人们想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卖得好，在西方卖得好。然后人们认识到，如果回到经典的、传统的中国叙事手法，就像过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样，就有受众。”而莫言的解释是“ 当时那个背景，我觉得不少中国先锋派作家，只是学习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风格，学习他们的语言，模仿他们的技巧，我觉得虽然比较精致，但是没有生活气息，就像塑料花一样。所以我的檀香刑用民间文学的形式，有意和这类翻译文学拉开距离。因为既名之为‘先锋派’，应该代表着潮流的方向，我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大踏步后退。但我认为，我的方向是主潮流。”[18]

2.关于思想性问题。莫言的回应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没有一点想法是不可能的。我以没有思想为荣，说的是那种‘伪思想’，不是自己的想法，是别人的想法，摆出一幅所谓思想家的架式来写小说。我觉得作家应该有思想，但是作家的思想不能凌驾于小说人物之上，不能借小说人物之口强行向读者推销作家所谓的思想。包括像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有很多深刻的思想，但像《战争与和平》里大段大段的直白流露也应该是败笔，思想应该跟形象联系在一起。真正好的小说思想是深藏不露，是大于作家的想象，最好的思想大于形象，作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具有某种新的人物性格和思想元素，但读者能够读到，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作家能这样，因为作家敏锐感觉到了，生活当中出现了新的东西，但他没有想清楚，但他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物、忠实于形象，把人物写活了，感受到了没有想清的东西，读者是可以想清楚的，历史是可以想清楚的。”[19]

3.关于讲故事的问题。莫言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对小说故事性的重要，认识是深刻的，这也是他对现代小说发展道路的一种反思。莫言说“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第一个因素是小说应该好看，小说要让读者读得下去。什么样的小说好看？小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因为所谓思想、人物性格的塑造、时代精神的开掘，所有的微言大义,都是通过故事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故事，而且应该有精彩的故事。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里，更应该有让人看了难以忘记的故事，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让人难以忘记的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典型人物，那些美丽的语言才有可能附丽。”[20]

4.关于语言问题。莫言刚开始文学道路时，是模仿孙犁、川端康成的，语言清丽，叙事平静，但后来为什么风格大变呢。这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追寻，莫言的语言，陈思和教授有个经典评价，就是“泥沙俱下”。它不是雅驯的、书面的、精准的，而是民间的、口头的、乡土的。莫言解释道“一个作家的语言有后天训练的因素，但他语言的内核、语言的精气神，恐怕还是更早时候的影响决定的。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我想，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21]

5.关于政治批评问题。顾彬曾批评莫言说“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言下之意，莫言应该在作品里直言不讳的批评体制才算有良心。关于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莫言的体认是“你想逃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不应该在写小说的时候，把小说变成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工具，还是要牢牢记住写小说是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小说离不开政治，但是好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超越政治的，作家有国籍，但是文学没有国界。小说逃离不了政治，好的小说能够大于政治。”[22]

6.关于爱与幽默感问题。顾彬批评道“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莫言小说的一个深层缺点被发现。1949年之后，幽默几乎从所有的中国文学里消失了。”[23]同样是莫言的作品，马悦然则读出了莫言的幽默，“我开始翻译的时候，是我看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书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幽默感非常强的就是《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24]可见即便同为欧洲人，同为日耳曼人，幽默感也是不同的。顾彬在这次演讲同时指出“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赎之爱，没有基督之爱，也没有儒家之爱。”顾彬是学过神学，本来打算做个牧师，所以他特别看重文本的宗教感，但莫言对此并非没有自己的考虑。莫言说“有宗教感的作家最后也会产生一种逃避，把一切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难以说清的问题，都会用宗教的方式给一个答复，包括托尔斯泰到了晚年很多东西没法弄了，就归于宗教。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用宗教的信条来解决一切人类社会难以化解的矛盾，无非就是宽容和忍让。这在中国实际上也有，我们的佛教里面忍让的精神，忍辱求生的精神，期待于来世，期待于报应，一直存在的，我觉得也不是解决的方式。包括前两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的怜悯、同情、悲悯，都是说说而已……”[25]

7.关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问题。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对女性的正常态度，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对于这个问题与莫言的创作态度、叙述角度有关，笔者一定程度上认同顾彬的判断的，莫言讲“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她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我是男人，我在写作，写作并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从来不去试图用女性的态度看男人或是其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红树林》主要是写女人，当然是用男性的态度写女人。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26]同时，也不能否认另一个问题，就是批评者将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与作者的观念等同起来的问题。莫言无奈地说道“究竟怎样看待作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把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区分开来？当然，作家的思想最终也制约他对小说素材的选择，也制约了他作品水平的高低，但完全把作家思想和小说人物的思想划等号，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的陈旧。”[27]

8.关于写作太快的问题。这还是由笔者来作答吧，因为这实在是个伪命题。写得又快又好的作家，历来不胜枚举，不独莫言一家。《茶花女》一个月就写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26天写成《赌徒》，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据称花了四周时间，凯鲁亚克30多万字的《在路上》也只写了18天，莫言用43天写完《生死疲劳》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况且据说莫言下笔前盯着稿纸发呆了40天，他是谋定而后动的人，不是边写边改那种。

9.关于学外语的问题。这个意见笔者是赞同的，莫言也苦于自己不懂外语，为自己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外语对于能否成为一个好作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对此莫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精通外语对作家确实有好处，阅读原著不但可以省略等待翻译的时间，也不会因翻译流失了语言风格和内容细节。”但他也认为，顾彬的说法还是过于绝对。“不能说不懂外文就一定当不好作家，比如沈从文就是我们这些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的‘挡箭牌’。”[28]莫言的英文版译者葛浩文就批评道：“莫言不会英语，他去欧洲和美国，随时随地都要有翻译跟着。所以现在欧美出版商都不愿意花钱请他过去。其它大部分的诺奖得主都会外语，可以出国宣传。可惜的是，莫言还不想花时间去学外语。他太愚蠢了！”[29]这就引出了顾彬的一个重要观点：葛浩文美化了莫言，莫言才得以成功。换句话说，不懂中文的诺奖评委（马悦然除外）是被葛浩文的译本蒙蔽了。葛浩文真得有这种魅力吗？

三．去魅 

莫言获奖之初，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声称“莫言有本事写出畅销小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次年，也就是顾彬回德国重读了莫言的作品后，依然坚持这个看法，他在岭南大学演讲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诺奖与翻译”的，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

葛浩文重塑莫言的说法，也非顾彬一家之言，国内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论证。笔者在此不想争辩说，葛浩文的译本是绝对忠实的这种假话。那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认定葛浩文的译本只为莫言带来的赞誉呢？不然。2004年12月8日，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版头条撰文，称，尽管葛浩文盛名在外，但他在翻译此书时，或许在信达雅之间搞了些平衡，其结果便是莫言的小说虽然易读，但行文平庸，结构松散。2005年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刊文指出，尽管葛浩文译笔出众，但读者还是能感觉到“有某种东西迷失在翻译中了”。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2005年5月9日于《纽约客》杂志发表长篇书评《苦竹》（Bitter Bamboo），其中论及葛氏所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两部中国小说。“读者尤其要怀疑翻译中的迷失。”可见，莫言并没有因为葛浩文的译本，美誉度爆棚。

既然英美的书评人可以看出葛浩文译文的忠实度有问题，为何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就看不出呢？不要忘了，他们可是终年都浸泡在文学中的饱读之士，不是诗人、作家就是语言学者，会比英美的书评人差吗？更何况，18位评委还有一位中文功底深厚的马悦然。事实上，马悦然也注意到了英文本的问题，他在接受欧阳江河访问中有讲到，“欧阳：我听说莫言小说英译版也有点问题... ... 马：嗯，莫言的有一些有问题。陈迈平的妻子翻译得非常好，她十几年翻译了15部小说，有莫言的三部小说，有三四本虹影的。”[30]

有读者也许会认死理，诺奖评委的眼光就是有问题。那好，即便如此，又何以认定评委们读的就是葛浩文的英文本呢？为什么不能是瑞典文、法文、德文呢？要知道，瑞典学院的院士每人至少懂英法德三门外语。为什么他们独独看得是英文本？有证据吗？他们读的不是英文本，我到是有证据的。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记得（莫言）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大约六部作品有英文版。而法语有十六部，所以我基本上读的都是法语版。”[31]马悦然最近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也再度澄清：“关于这个谣言可以停止了。关于莫言，我们评委除中文外，还可以阅读几乎所有欧洲大语种的译本。比如法语，在他获奖之前，莫言的法译本有18种，获奖之后，立即增加到了20种。这里边肯定有忠实、全面、精当的译本。短篇小说《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本来也在我的翻译计划中，但因为已经有精当的法译本了，所以我就没翻。法语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莫言的长篇小说是中国伟大的说书人的传统，他获奖实至名归，我们对他的阅读是很充分的。还有一点有意思的，莫言曾获得法国的骑士勋章。事实上中国的好作家有很多都获得过法国骑士勋章，比如余华、李锐、贾平凹、王安忆等。”[32]

之所以那么多读者和学者关注葛浩文英译本对莫言文本的改动，并推导出莫言是靠英文本获得了诺奖的青睐，无非是因为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但对于诺奖评委来说，通用语言不仅仅是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都是，而且更看重法语。

即便如此，可能还会有较真的读者提出一系列质疑：

“为何是法语？”

首先，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瑞典学院，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而参照法兰西学院设立的，学院的18位院士也历来倾慕法国文化。

其次，各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法国人最多，截至今年共有15位。

再者，莫言的法文译本最多，这一点也是最关键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作家综合成就的奖励，不是奖给某本书。英文的6本不足以让评委们认识莫言创作的全貌。为此，诺奖评委会还委托马悦然翻译了几个译本中短缺或者不够精当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评奖时，我主要从事他的短篇小说的翻译和审定”[33]为此，马悦然还被瑞典个别媒体污蔑有利益关系，实际上这几篇小说的翻译费是由瑞典学院付的，出版社不支付马悦然报酬。

“法文本就没有美化莫言吗？”

莫言的法文译者主要是尚德兰、杜特莱夫妇，两者都是严谨的译者，并且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并不欣赏。“新浪读书”在采访尚德兰时提到，“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考虑读者阅读习惯，不惜说服作家改动行文甚至故事结尾。尚德兰对此则眉头微微一皱，‘美国人的翻译态度跟我们不太一样’”。“ 因为读者所谓的‘兴趣’而‘改善’原文，在她看来不可思议。‘不背叛原文又要琢磨最好的法文，很难，也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局外人会觉得‘不划算’。实在是很不划算，但这也是译者的责任。’”[34]杜特莱夫妇作为高行健《灵山》的法文译者，也很严谨，为了翻译《丰乳肥臀》，用了将近两年时间。

“瑞典语就没提升文本的语言水平吗？”

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也以严谨著称，以《生死疲劳》为例，断断续续译了6年，莫言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表示“莫言的作品在被翻译成瑞典文时，确保了原汁原味，‘我们很幸运找到一个说中文的专家，他也向我们保证我们得到的翻译版本非常好。’[35]可见，诺奖评审是非常重视译本的忠实度的，在马悦然之外还要另寻中文专家以确保译本的可靠性。即便如此，瑞典语译本也只有3本长篇而已，过分强调瑞典语译本的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还有德语呢？”

德语译本对于莫言来说，重要性没那么大，诺奖评委也没提及德语译本。尽管顾彬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当代作家包括莫言在德国多么畅销，赚了多少钱。所以，我们看到莫言在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亲友团里并没有德语译者的身影，反倒是有挪威译者、意大利译者。德语本对于莫言获奖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那些极力要贬低和否定莫言的人，在葛浩文译本上大做文章，可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逻辑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诺奖评委看的是葛浩文译本吗？例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文章《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讲到“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

顾彬在评论葛浩文译本对莫言获奖的作用时还提到“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选择王安忆来翻译，也许这样的机会就给了王安忆。”[36]事实上，葛浩文“选择”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富萍》等来翻译，至于王安忆为什么没有获得这个“机会”，那是评委们的个人喜好，不能因此说评委就没有关注到王安忆的存在。葛浩文不是莫言的“御用”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华文作家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少，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毕飞宇的《推拿》、《青衣》、《玉米》，还有贾平凹、李锐、张炜、虹影、张洁等一系列优秀作家，台湾的朱氏姐妹、李昂、黄春明、白先勇等，都照顾到了，为什么是莫言得奖，原因不仅仅是葛浩文翻译了他那么简单粗暴的认定。可见，顾彬一贯的想当然，信口开河。

即便如顾彬这样极度反感葛浩文译本的人，他自己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就忠实吗？答案是否定的。“顾彬很坦诚，他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我问他:‘但是，你这样做不是已经改变了原诗的韵味了么？’他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37]一边抨击葛浩文为了市场不忠实于莫言的文本，另一边自己也干起了这种勾当！

至此，顾彬有三宗罪可以定谳了。

1.欧洲中心主义。德国作家写得慢，中国作家就不能写得快。中国作家要学外语，主要是指西方语言，会缅甸语的于坚是不算数的。

2.治学态度不严谨。在仅仅于20年前粗翻过莫言的早期小说的情况下，就信口开河，批评莫言的小说的技法、思想等如何欠缺。

3.双重标准。为了让市场接受自己推崇的诗人，变更译文可以理解，而葛浩文为了自己喜欢的小说家更易被市场接纳，改动译文就恶俗。

顾彬喜欢喝酒，也喜欢拿酒来比拟中国文学，他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38]笔者禁不住想摇摇顾彬先生的肩膀：“醒醒，别喝了！”

四．寻根

在笔者看来，顾彬之所以瞧不上莫言，“酒后乱性”的可能性不大，更深层次的是源于两人所受教育的不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文学观之间的冲突。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中，他的这种智识上的骄矜和傲慢表露无遗，“我的文学批评有其自成的背景。我成长于精英教育的环境，在西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仅有5%的人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作为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之一，接受了文学的读写教育。在娱乐性文学与精英文学（严肃文学）之间有清楚的分界。我承认，至今在我脑海里，这样的分野依然存在。我也发现，经典作品、现代作品都能满足我的文学诉求，而当代文学作品则欠奉。我不想重读我读过的任何一部当代长篇小说，一个句子也不想读。 ”

而莫言呢，大家都知道他小学肄业，尽管后来也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还读过北师大的作家研究生班，但毕竟当时都处在草创期，教学都不规范。莫言在得奖前，也不怎么提及两次受教育经历。相较之下，莫言的学历与顾彬所受的精英教育是不能比的。莫言后来的成就与他早年听书听曲的乡土经验关系更大，“故乡对作家是一种限制。这个限制首先指的是经历上的，当然这种限制我们后来可以突破。比如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经历会慢慢用完。但当我把这种情感经历变成一种情感经验，就一下和后来的生活接通了。我把在农村训练出来的思想方法感情方式，用来处理后来听到的别人的故事，用我的童年记忆处理器，它一下就把故乡生活这个封闭的记忆和现代生活打通了。”“第一从语言上第二从经历上，故乡对人是有制约的。尽管后来我看了很多西方的翻译过来的著作，也看了很多我们古典的文学作品和当代的，但为什么我的语言没变成和余华的一样，为什么我的语言和苏童叶兆言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后来的基础都差不多。我和余华是鲁院同学，听的东西都是一个老师讲的，看的书也差不多，但我们的语言风格差别是十分鲜明的。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乡下，苏童的苏州，我觉得都是故乡因素的制约在起作用。这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也是坏事，是无可奈何的存在事实。这样更多的作家才有存在的价值。”“地方小戏是民间文化中对我产生影响的很重要的艺术样式。这些东西在我过去的小说里肯定已经发生作用，《透明的红萝卜》《檀香刑》里都有，后者用小说的方式来写乡村的戏剧，这个时候作家的主观意图就比较明确了。这也很难说好还是不好。”[39]

而民间文学、传奇、曲艺对顾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里面没有他喜欢的哲学思想，没有宗教救赎，语言是粗粝的，而非雅致的。整体上是落后的，不是给他这种知识分子看的。

莫言曾总结过自己眼中的好小说，“我心中的好小说第一是语言好，第二是故事好，第三是写出来典型人物。其它的都不重要。好小说就是好看的小说。”很显然，莫言眼中的好语言与顾彬不同，而后两者在顾彬的文学观里纯粹是通俗文学的范畴。鸡同鸭讲，还要不要讲呢？莫言只能莫言。

顾彬的声音自“垃圾论”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很受关注，于是不少人认为他就是德国汉学界的代表，他的观点就代表了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认知。顾彬的自评也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这种认知的印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不屑一顾，很轻视。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40]那情况到底是不是如此呢？不然。且不说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众多，就是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像梅薏华、尹虹、高立希、马国瑞、莫芝宜佳等等。其中，德国汉学协会(DVCS)的创始主席高立希与顾彬一起获得过第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就不同意顾彬的“垃圾论”。高立希坦言:“顾彬的言论太过狭隘了，不能断然去否定一个时期的所有作家，他完全没有具体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如果按照顾彬这样的说法，那德国的文学也是垃圾了。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有好中坏之分，不能一棍子打死。”[41]高立希在圈中的声望不亚于顾彬，也是德国目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最多的一位汉学家，翻译了包括邓友梅、陆文夫、王蒙、余华、王朔、阎连科等作家的数十部小说，“印象最深的是王朔与余华！”[42]像高立希这样做持平之论的德国汉学家的言论，更应该引起中国传媒界和文学界的重视，当然，顾彬的麻辣说教也可聊备一格。因为顾彬的口无遮拦，他不但在中国饱受争议，即便在德国汉学家，也是个异数，马悦然评价道：“顾彬是个二三流的汉学家，他的中文知识太浅，喜欢胡说。关于“垃圾”，他说的其实是《上海宝贝》那一类的，之外的好的中国文学非常多，这是对的。他批评莫言不奇怪，他还批评别的诺奖获得者，后来又道歉，有点双面人的色彩。他令德国汉学界受气。莫言获奖之后，小骗子张一一造谣说有评委通过一个德国汉学家收了60万美金。有一个德国汉学家写信调侃顾彬说‘60万美金是你收的吗？哈哈’。”[43]

综上所述，莫言与顾彬在文学观念上的冲突源于两人所受教育的不同而造成的审美观念差异，以及顾彬先生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观”及精英意识。顾彬所秉持的现代主义文学观给当代文学造成的影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早就到了该反思的时候，而莫言的主动“后退”就是这种反思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