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住我们的不是算法，而是外包关系。
文 | 雪豹财经社 元页石
在大厂们严密而高速运作的庞大机器内，外包员工是不可或缺的“螺丝钉”，是富于性价比的“燃料”，也是疏离在局外的棋码，被区别对待，遵从与正式员工不同的行事法则。寄望于概率很低的转正机会，是外包人独特的职业困境。
尽管豆瓣和知乎上关于大厂外包现象的负面评论铺天盖地，但仍有大批甘愿困在这座围城里的人。受限于学历、背景、能力水平、生计压力等因素，外包岗位成了他们退求其次的好去处。外包人的境遇，也让他们有了强大的耐挫力，以及看待工作的不同视角。
外包岗位在资本大环境恶劣的2021年，在大厂自身遭遇困难收缩时，作为缩减固定成本和控制风险的产物，成为首当其冲的“优化”重灾区。在多家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外包人这个群体，感受最强烈的是来自安全感缺失的压力。
新发展趋势是，外包领域的动向，对每家企业和每个劳动者来说，都已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戚戚相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这意味着有更多企业倾向于扩大灵活用工的规模。而据头豹研究院《2021年中国人力资源外包行业研究》，企业灵活用工是中国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行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虎年春节前后，雪豹财经社访谈了多位不同公司、不同行业的外包从业人员。他们中既有上演生死疲劳的审核员、程序员，也有整个行业被重锤的培训机构教师，还有同算法赛跑的外卖员，以及大型央企里的“合同工”。透过他们的故事，或可一窥当下的外包人之困。
以下为他们的自述（经雪豹财经社编辑）：
崔晨晨 26岁 外包去向：字节跳动
毕业院校：西安翻译学院
前两年，随着短视频平台兴起，以及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管理细则，要求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节目、评论、弹幕等内容，必须先审后发，让对内容做人工审核。一时间，许多平台的审核岗开始大张旗鼓地扩招，张一鸣也喊出“一万审核员”的计划。
在这前后，我成为了字节跳动的外包人员。入职那些天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HR说：“以你现在的学历出身、业务水平和行业资历，从外包岗位进入字节很幸运，好好干，以后业务熟练了公司必然会给你提拔成正式工。”
主管也说：“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外包，大家都是自己人，希望你们不要见外，咱们不分三六九等，凭实力说话。”
我们是视频审核岗，负责最基础、最不容易造成风险的娱乐视频的审核，难度低，不过话语权少，重复性强，可替代性高，远离核心技术，很难积累能力。
这是一种极为耗人的流水线工作，机械枯燥，每天的KPI是审核3500条短视频，这很难不让人心生厌倦。看多了色情暴力的内容，也常会心情压抑。但却需要时刻警醒，保持近似机器般的敏锐度和准确性。一旦出现错漏，放出违规视频，被骂是躲不过的，造成恶劣影响的，个人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管具体工作的组长清楚我们的软肋，他骂人时脱口就说：“你干出业绩，离职找下份工作可以写进简历里。”在他看来，外包人是随时可以走人的。
审核岗一般有ABCD四个班次，公司默认将夜班分配给外包，这样公司也不必支付正式工所享有的通宵大夜班这种差班次的补贴。虽然基本薪资和正式员工差别不大，但没有加班费、打车费，公积金、社保也是外包公司按最低档次缴纳。
这种工作强度显然需要身体支撑，但外包员工群体不被重视，身体健康频繁亮起红灯。很多大厂员工过劳猝死的案例，不少都是在外包人员身上发生的。
刚开始，我还很自豪地满世界跟人说我在字节工作，夸耀大厂光鲜的工作环境，系统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人都在用的产品，夸耀公司有多牛。后来才真切体会到，我只是假装归属于这里，然后就一度很抗拒别人问自己在哪里工作，无论怎么回答都得繁赘地解释一番。
在劳务派遣关系下，外包人在大多时候，只是厂里的二等公民。
马轩 29岁 外包去向：华为
毕业院校：宝鸡文理学院
从学校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一时找不着工作，在亲戚的鼓动下，家里花了几万块送我在西安某培训机构学编程。我成了一名会写CRUD（针对软件系统的基本操作）的程序员，并以外包形式阴差阳错地进入华为。
四年所学无用武之地，几个月的技能培训，竟让我踏足大厂。初入华为的那几天，我踌躇满志、热情高涨，觉得个人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但很快，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给我这个初入职场的新人泼了个透心凉。
从领到颜色不同的工牌、区域不同的工位开始，各种和正式员工的不对等，已逐渐显现。黄色挂带的工牌，除了无法进入一些门禁和电梯，也仿佛是在时刻提醒和暗示，你作为外包人的身份。
工位的区隔造成一种显性隔阂，工作氛围也完全不同。我初期更难以忍受的，是那种隐性的“阶级”差距。和正式员工交往，身上外包人的标志，会让公司从同事到保安、食堂阿姨在内的所有人，对这种差异心领神会，然后在不经意间眼神流露。
工作也和想象中有不少出入，虽然强度很大，但长期只能参与项目周期中的一个特定部分。常态加班必不可少，没有深度的额外工作会被安排很多。需要赶进度的项目，在deadline（最后期限）前必须加班加点完成。繁复的工作，占据了一天大多数时间，我下班后常常头脑昏沉、倒头就睡。
公司不可能给外包人提供正式员工那种学习提升的机会，导致我们和正式员工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学不到编写程序的底层逻辑和核心理论。即使工作中表现再优秀，也会被正式员工习惯性看低。为数不多比较有人情味的领导或同事，有意对我们一视同仁时，反而使我一下不适应。
强调狼性和奋斗文化的华为，其背后支撑是财富利益的共享。华为今年发了350亿的分红，12万多员工平均每人能获得近30万。但这与外包人无关，我们只有眼馋心热的份。每到发年终奖的时候，离职的念头就会异常强烈。
鲜见的转正案例，是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一个我接触到的大哥，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长期跟着项目奔波，最后在正式员工不愿意去的外地项目上，得到甲方信任，先后转了地位更高的OD和正职。
他的理念是，“我不会想着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也不会自己把自己当外人，这是大众化的思维陷阱，外包人要从售卖自己的工作时间，通过“偷师”转变成售卖技能，外包工作就成了你的跳板”。
张瑜 32岁 外包去向：某央企
毕业院校：吉林外国语大学
虽然我没在互联网企业，但这家央企的体量，是当之无愧的大厂。
因编制名额限制，其使用外包的历史更早，对外包的需求更迫切。外包在这里，也有另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叫法：临时工。
从私企进入国企，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权力和阶层意识更加显著，而外包人则处于最底端。我的职位名为文案，实则大多是负责把公文传达到科室环节的流程性工作，经常做一些合同盖章、材料归档、跑腿报销的事情，乃至帮部门领导拿快递。
因央企的特殊性质，外包员工难以被信任，无法访问公司内网的OA系统，导致信息不畅，好多事情我需要找正式员工帮忙转达，工作效率因之变低。
实际有价值的工作不多，在央企虽然没有加班，但也没有晋升路径。就像处于温水里，泡得人心思涣散，工作热情也在消磨。久居其中，已经习惯了安逸闲适的的工作节奏，难以适应外面世界的内卷和残酷竞争。因为我是女的，家里人倒也鼓励我留在这里。
央企工资一般，但福利待遇很好，常有各种节日礼包。免费的食堂伙食丰盛，厨师每顿变着花样做各种好吃的。我十分受用，正式员工很多都不吃，她们忧虑的是肥胖。
想要在央企转正，学历达标、技术过关只是基本要素，重要的是必须和领导关系过硬，这就意味着人际关系的不对等，巴结、逢迎、仰人鼻息、隐忍，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体现。
在这里五年了，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情很复杂，更多的是感谢，外包让很久都找不到工作的我留在了北京，而不是彻底被淘汰出局。我也感谢领导，去年帮我们家申请到一套月租极低的公租房。
就像在一趟轰隆前行的列车上，明知下车是必然的，但还是难以摆脱其惯性，只能默然接受这场异化，没有勇气跳下去。看到央企正式员工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我时常会自问，如果自己的学历高一点，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个过客。
王梦娜 26岁 外包去向：好未来
毕业院校：重庆文理学院
2021年，“双减”成为十大年度关键词，这背后是一众教培公司市场价值的雪崩，是各个机构的接连裁员，也是教培大厂外包人的提心吊胆。
在这场动荡中，等待教培公司外包人的，是N种被辞退的手段。
因为和公司牵连并不紧密，很多“识趣”的外包，察觉到公司经营这么困难，有可能发不出来工资来，就第一时间主动离开了。而剩下的，则面临各种花式清退：业绩下滑被辞退、不接受调岗被辞退、校区关停被辞退……
我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是想着把这一学期的课程带完，给学生们一个交代。但周围同事陆续消失，几十个人的办公区域走了大半，我也越来越恐慌，满是将被抛弃的危机感。
辞退正式员工，大厂往往需要给出N+1的补偿方案，像字节跳动比较阔绰的公司，在旗下大力教育裁员时，给出N+2的优厚条件。离开的员工，也不会抱怨公司。
而辞退外包人，往往没有丝毫申辩和挽回的余地，法律上也不存在赔偿，公司裁掉我们没有顾忌，不留情面。而且辞退当天，就会清空我们的工位和存在过的所有痕迹。
在大厂、外包员工和外包公司的三角关系里，大厂承担的责任极其有限。外包人的使用权和归属权被分离，也意味着权利和保障的部分缺失。
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从一个小领导口中得知，自己应有的薪资是1.5万元左右，但外包公司从中抽走了约4000元。他留下一句劝告：“外包公司就是赚差价的中间商，它存在的目的是盘剥、抽成。你教学水平还可以，以后找工作可别找外包公司了。”
与最初的期待不同，再找工作时，大厂的经历并没有给我的履历镀金。走出大厂，“外包人”的标签依然不受待见，不少HR对这段工作经历冷眼相看或干脆直接筛掉，竞争力未见得到多少提升，甚至会成为简历上的污点。
肖虎 36岁 外包去向：美团
初中毕业
我很早就不念书了，家在陕西一个偏远农村，靠种种苹果树挣钱。近两年，行情越来越差，收成很难覆盖农药、化肥、套袋这些成本，辛苦干一年还会赔本，男人就都跑出来打工。
2019年，我听一个同乡人说他做外卖员，一个月挣一万多。当时我还在南方的电子厂里，工钱差不多是他的一半，就跑过来投奔他，成了美团的外卖员。
美团现在有470多万名骑手，基本都无法和美团正式签约，只是通过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来合作。
送外卖这个工作，我觉得挺满意的，挣得多，而且比之前在厂子里自由。亲戚给我转过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我看了也没什么感觉，觉得付出是应该的。
只是送外卖的确是在和时间赛跑，会有很多风险。一旦有劳动纠纷、终止或解除合同，甚至是出了安全事故，都只能由外包公司在中间协调解决。我觉得困住外卖员的不是算法，外卖员最大的困境来自劳动关系、法律关系，社会保障等基本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满足，外卖员就成为风险系数很高的工种。
京东也高度依赖快递员，他们的老板刘强东曾经说，京东如果通过劳务外包找快递员，一年至少可以多赚50亿人民币。他说克扣员工五险一金，压榨员工60岁以后的保命钱，是可耻的。可京东现在也招了很多外包的物流员工，说明这些厂子目前还离不开外包。
我觉得外包这种灵活用工的形式很好，给了我们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让我们能养家糊口，但是这方面的法律规范还应根据情况特别制定，国家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情况，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