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熊猫可能是最常被当作吉祥物的形象了，这与大熊猫的文化意涵息息相关。
来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继玲娜贝儿之后，又一萌物近日以惊人的速度走红，那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吉祥物冰墩墩。早在2019年9月，冰墩墩的形象就问世了，直到冬奥会开幕前夕，是抵达北京的外国运动员和外国记者对它的痴迷让这个形象迅速深入人心。日本电视台特派记者辻岗义堂在冬奥会报道中不遗余力地安利冰墩墩的各色周边产品，其憨直搞笑得近乎无厘头的报道视频在中文互联网内迅速流传开来，也为冰墩墩的热度狠狠地添了一把火。如今，从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到上海体育学院交流中心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专卖店，到处“一墩难求”，二手转卖市场上冰墩墩的价格居高不下。
冰墩墩是一只熊猫。据设计团队介绍，冬奥会吉祥物最初的构想是冰糖葫芦——冰糖葫芦是一种北方特色小吃，冰糖又暗合冰雪的概念。这个创意最终只保留了“冰晶外壳”，内核变成了国宝大熊猫。
在中国，大熊猫可能是最经常用作吉祥物的形象了，无论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盼盼、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晶晶，还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都是熊猫这种憨态可掬又罕见独有的国宝。其实，这与大熊猫的文化意涵息息相关——它既是备受中国人喜爱的动物，也以其无威胁的外表柔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环境史学者宋雅兰（E. Elena Songster）在《熊猫之国》（Panda Nation）一书中梳理了大熊猫的发现史并提出了上述观点。在她看来，大熊猫的国家偶像身份其实是现代中国定义民族身份的重要环节。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际，我们特此重发2019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刊发的《大熊猫是如何成为“国宝”的？》一文，回顾大熊猫是如何从一种默默无闻的野生动物晋升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的。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在中国，大熊猫是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人们为新生的熊猫欢呼雀跃，被熊猫直播频道中憨态可掬的熊猫宝宝融化心脏，对熊猫俘获外国友人的心而倍感自豪……然而，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如今享有“国宝”地位的大熊猫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默默无闻——我们既不能在古代金属或陶瓷器物上找到它，也难以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对它的描述——其文化地位远远不如龙、凤、麒麟这些中华“神奇动物”，甚至与蝉和蟋蟀都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这一胖乎乎毛茸茸、“只能拍黑白照”的动物，是如何登上“国宝”宝座的呢？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环境史学者宋雅兰（E. Elena Songster）看来，大熊猫的国宝地位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2018年出版的《熊猫之国》（Panda Nation）一书中指出，大熊猫的国家偶像身份部分是因为它的可爱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中国定义民族身份的一个环节。大熊猫悠久的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和缺乏传统文化意义的事实，实际上正符合20世纪中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需求，“作为官方指导科学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目标，大熊猫的崛起与这一现象相伴相生，即中国戏剧性地崛起为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国家。”
1955年，北京动物园迎来了三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平平”“兴兴”和“碛碛”。对首只进京的大熊猫“平平”，媒体给予了极大关注。《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30日刊发了一组题为“平平日记”的图片，报道了大熊猫“平平”的一天。宋雅兰发现，从1940年代的《良友画报》到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媒体不无巨细地在新闻报道中描述大熊猫的外貌特征、栖息地等基本信息，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对于全国大多数民众来说，大熊猫是一种陌生的动物。这也意味着，直到20世纪中叶，大熊猫才开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原本默默无闻的动物最初是由前往中国的西方科学探索者发现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学分类中引起的争议而广为人知。186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大卫（Père Abbé Armand David）首次将大熊猫介绍给西方世界，他将自己在中国发现的特色动植物标本送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大熊猫也位列其中。当时，四川当地人将大熊猫称为“白熊”，而阿尔芒·大卫将其描述为“著名的黑白相间的熊”。
阿尔芒·大卫敏锐地觉察到大熊猫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动物，但他没想到大熊猫可能并不是一种“熊”。在给大熊猫标本做过牙齿和骨骼检查后，法国动物学家阿方索·米奈-爱德华（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1900）认为，大熊猫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很多特征都与19世纪早些时候动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小熊猫（当时它被称为“熊猫”）非常相似。为此，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熊猫属”，将上述两种动物在名称上做出了区分，前者称为“大熊猫”，后者称为“小熊猫”。
米奈-爱德华对熊猫的重新分类不仅确立了大熊猫的拉丁名和通俗名，也让“大熊猫”取代四川方言中的“白熊”和“花熊”，成为这一黑白相间的动物的正式中文名称。不过，“大熊猫”这个名字还是反映了它的分类学争议：它到底属于熊科（ursidae）还是浣熊科（procyonidae）？直至今日，即使科学家已经掌握了DNA分析技术，这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熊猫在历史上的栖息地比目前（主要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山区）要广阔得多，更新世时期（又称冰川世，2580000年到11700年前）的熊猫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南至如今的越南，北至北京。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范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份，成为国家宝藏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文资料基本都隐去了早在1915年越南和缅甸就出土过大熊猫化石的事实，宋雅兰认为，“这一令人费解的疏忽，反映了中国出版商的民族主义顾虑，即中国应该是大熊猫唯一的起源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本中对大熊猫是“活化石”的不断强调。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缺乏进化变异，同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存活至现代的原始动物。大熊猫能够捱过冰河时代的严酷自然环境，被宣传为一个奇迹，这进一步增加了大熊猫的神话色彩。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大熊猫是“活化石”的相关讨论中往往还跟随着“国宝”“珍稀动物”这类的描述——大熊猫的悠久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让它愈发珍贵。
与此同时，宋雅兰指出，大熊猫缺乏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它成为国宝的前提条件之一。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的关注对象，甚至与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意义——然而，意义缺失也使它成为了现代中国一个更合格的偶像。“因为大熊猫不具备明显的或广泛接受的传统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需担心它是否会引起人们对帝制时代中国文化的负面联想，并能够享有熊猫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中国的关联，”她写道，“这些积极正面的、强化民族概念的含义，再加上熊猫的富有吸引力的外表，让这一动物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备受欢迎的符号。”
196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规定须保护两类动物，第一类是珍贵稀有特产鸟兽，第二类是经济价值高、数量稀少或目前虽有一定数量但为中国特产的鸟兽。在第一类共计19种珍贵稀有特产鸟兽中，大熊猫被列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62年的这一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复苏的明显目的，然而提出系统性地保护在经济发展上并无助益的“珍贵稀有”动物，亦说明了国家层面对以大熊猫为首的少数动物所具备的象征性意义的重视。
同年，四川省林业厅指示平武县为成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做好准备——在19种珍贵稀有动物中，有9种是四川特产，这引起了四川省对环境保护的特别重视。经过相关专家的仔细考察求证，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四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的特殊地位，也因此被确立起来。
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不久，中国进入了动荡的十年。也是在这一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宣传。“它成为一种革新传统艺术形式、赞颂国家的知名且广为接受的方式，它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珍稀动物，而是作为国宝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是关于熊猫的科学研究还是熊猫形象在工业和美术界的广泛应用，都帮助推动了这一转变。”宋雅兰写道。
在科学家发现熊猫是一个政治安全的研究课题的同时，艺术家和制造商发现，把熊猫的形象融入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与“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基调并行不悖。宋雅兰指出，到了1960年代中叶，大熊猫已然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代名词。研究大熊猫、描绘大熊猫、大规模生产大熊猫的形象，都是赞颂这一中国珍贵所有物，乃至赞颂中国的无可指摘的方式。这些行为不仅确立了中国对大熊猫的所有权，也唤起了民众的国家自豪感。
将大熊猫作为创作对象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在20世纪以前，大熊猫几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迹可寻，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不会携带帝制时代封建社会的糟糕联想，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绝佳创作题材。1963年——就在国务院将大熊猫列为应该受到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的第二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大熊猫主题邮票，票面上出现的是知名画家吴作人的水墨画作品，一只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捧着竹子津津有味地吃着。熊猫邮票的发行不仅证明了大熊猫的国家形象地位，也明确了大熊猫是被认可的国画主题。
同一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国外也开始广为流传。1961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采用大熊猫作为会徽。大熊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被送到国外，开始得到西方社会的喜爱。尽管当时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没有针对大熊猫保护的项目，但相关负责人还是认为大熊猫象征着基金会的愿景。宋雅兰同时指出，1960年代是彩色打印非常昂贵的时代，大熊猫的黑白双色、简洁线条有助于帮助这个年轻的非政府组织降低传播成本。
在中国的工艺美术界，大熊猫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整个“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不断宣传将大熊猫作为一种新的设计要素融入传统艺术和工艺品的创作中。1972年8月，媒体报道了湖北省某纺织企业推出熊猫吃竹的新图案，取代了花鸟虫鱼等传统图案。同年，景德镇一家瓷器厂因推出绘有大熊猫和乒乓球图案的瓷器而得到媒体的认可，《人民日报》在《积极发展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一文中赞扬了该厂的现实主义创作。1973年，《人民日报》又在《传统工艺开新话》一文中报道了广西省某面料厂推出“熊猫翠竹”这一全新的织锦图案。
另外，大熊猫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品牌设计中，成为宣扬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具。首个广为人知的熊猫品牌是南京无线电厂推出的熊猫牌收音机。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参观了收音机生产线，看到国产收音机非常高兴，并鼓励其再攀技术高峰。为了给国庆十周年献礼，南京无线电厂研制了一款体现十年发展新水平的电子音响产品，将之命名为熊猫1501型特级收音机，此后该厂延续了“熊猫”品牌，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熊猫牌收音机。
这一时期，熊猫成为了一个备受追捧的商业符号。1960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内蒙古一家奶制品企业推出熊猫牌炼乳和黄油制品——大熊猫和奶制品及内蒙古都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经营者使用这一商标来开拓全国市场，并将内蒙古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1962年，《人民日报》在《有趣的塑料玩具》一文中报道了某塑料制品厂推出一款塑料熊猫玩具的消息，称熊猫胖乎乎的身体、又黑又圆的大眼睛让它成为了孩子的理想玩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也是中国推出的首部彩色科教纪录片的主题。这部题为《熊猫》的纪录片描绘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生物，展示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最新成果。《熊猫》得到官方支持，被送至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电影节展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伊朗、伊拉克等国。
“大熊猫不仅没有被政治联想沾染，且在‘文革’中毫发无伤。‘文革’期间，大熊猫从一种民族主义表达转变为一种公认的国家象征。然而当人们反思‘文革’和‘文革’创伤时，他们不会想起大熊猫……大熊猫的政治性在于，它具有散发出非政治化气息的内在能力。”宋雅兰写道。
在十年动荡接近尾声的时候，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府，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一度封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宋雅兰指出，“大熊猫一度是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象征，如今又帮助中国打开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
随着中国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熊猫外交”在1972年正式开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其中一站是北京动物园，她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园内的大熊猫，并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人工繁育大熊猫的技术。在尼克松夫妇离开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做出了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的决定。为了向美国方面解释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官员提出了“国宝”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则回赠了一对麝香牛。当运输大熊猫的美国空军军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玲玲”和“兴兴”受到了宛如国家元首访美一般的礼遇，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1000多位政要名人出席了美国国家动物园的欢迎仪式。大熊猫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兴趣，平均每小时就有1000人入园参观大熊猫。
在消化了尼克松访华的这一事实后，日本当局感到打破冷战桎梏，与中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时机终于到了。1972年9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向日方提出中国愿意向日本赠送一对大熊猫。当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抵达东京时，日本社会对它们展现出来的狂热欢迎与美国如出一辙。
鉴于赠送大熊猫在美日两国引起的正面反响，中国政府放心地开展“熊猫外交”，以此举重新界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宋雅兰指出，从1971年到1976年，中国的政府间组织成员数从1迅速上升至21，而熊猫国礼则是中国国际关系策略转变的一个鲜明标志。截至1982年，共有9个国家获赠大熊猫，包括苏联（1950年代）、朝鲜（1960年代）、美国（1972）、日本（1972）、法国（1973）、英国（1974）、西德（1974）、墨西哥（1975）和西班牙（1978）。大熊猫在国外迅速俘获当地民众的心，这反过来也提升了中国人投射到大熊猫身上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对大熊猫的重视，也让向外国政府赠送大熊猫的行为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质疑在1980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中达到顶峰。1983年，四川境内出现了竹子开花的现象，让人们立刻联想到1976年竹子开花继而大面积枯萎、导致大熊猫非正常死亡数量攀升的惨痛过往。
政府吸取了上一次类似事件准备不足的教训，迅速行动，动员人们参与到拯救大熊猫的行动当中。媒体不断报道四川当地民众，特别是贫困的农民，为了拯救大熊猫而做出物质牺牲的无私之举；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纷纷参与募捐，为拯救大熊猫贡献绵薄之力。1980年代，“国宝”一词被广泛引用于拯救大熊猫的宣传动员中，很快地，这个名词被视作大熊猫的同义词。
事后看来，1980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恐怕是有些小题大做、言过其实了。1988年，一篇中外动物学家联合撰稿的论文指出，王朗自然保护区内没有一只大熊猫是直接饿死的，作者分析了从1981年到1985年（竹子大面积枯死的两年后）收集的数据并得出了这一结论。生物学家潘文石经过考证认为，根据1989年大熊猫调研的数据，1000只现存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意味着每年的自然死亡数应该在50只左右，鉴于1983年的大熊猫死亡数量在正常范围之内，当年的恐慌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危机。
尽管如此，熊猫灭绝恐慌的确神化了大熊猫的国宝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大熊猫罕见稀有、需要细心呵护、失去任何一只都是重大损失的印象。也是从1983年开始，中国政府决定停止赠送大熊猫，改为租赁。1984年，中国将北京动物园的两头大熊猫“永永”和“迎新”借给洛杉矶动物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展，洛杉矶动物园因为这对大熊猫的到来赚得盆满钵满，这也引发了全球各大城市向中国租借大熊猫的热潮。然而，许多动物学家对短期租赁计划提出质疑，指出此举将打破大熊猫的自然繁殖周期，对大熊猫的心理健康有害。另外，短期租赁计划无异于将大熊猫当做现金牛来利用，严重违反了《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来自动物权益保护者的反对声越来越响，经过慎重考虑，中国政府于2007年正式终止了大熊猫短期租赁计划，宣布此后的租赁计划将全部都是大熊猫长期国际合作繁育研究项目。提出合作请求的外国动物园必须保证租期为十年以上，每年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将租赁费用定得那么高是为了让动物园难以利用大熊猫展览牟利），在租赁期若有熊猫幼崽诞生，需要向中国支付额外费用，且在几年之后（通常为三年）将新生熊猫归还中国。大熊猫长期租赁也因此成为当下我们最为熟悉的“熊猫外交”形式，接受大熊猫的外国动物园通常会为这些尊贵的客人准备宽敞奢华的独立场馆，负责照料大熊猫的工作人员也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2019年4月，大熊猫“星二”和“毛二”入驻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开始了为期15年的大熊猫科研保护国际合作。为此，哥本哈根动物园特地建设了一座以太极八卦图为灵感设计的、造价高达1.5亿丹麦克朗（约合2200万美元，或1.57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场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为熊猫馆揭幕。
在大熊猫欢迎仪式上，玛格丽特二世表示：“我要祝贺哥本哈根动物园和所有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人。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看到它们，希望可以看很多年。”据丹麦当地媒体The Local的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丹麦租借大熊猫的协议将改善两国之间的商业机会。这再一次说明了租借大熊猫不仅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表达善意，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为。在宋雅兰看来，“熊猫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活生生的动物以其可爱无害的外表消弭了政治算计的冷酷，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大熊猫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柔软、更有亲和力，这正是这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国家所需要的。
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国宝之路”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它的内涵也因此远远超越了其生物学意义，如同中国一样，具备了难以简要概括的复杂性。正如宋雅兰所说：“作为一种动物和一种形象，大熊猫在连接自然和民族主义、科学与社会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以定义、无法忽视、容易被低估，大熊猫就如同现代中国。和它的发源国一样，我们也无法想象这个世界里没有它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