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坎坷命运，一而再地向我们提示，欲知中国建筑，须静下心来，怀着同情之了解，实事求是，不羼杂任何沽名钓誉之企图，不做任何偏激之毁誉，从读懂梁思成开始。
编者按：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通过研究《营造法式》，他第一个释读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叩开了鲁班之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仁调查、测绘了艰难寻得的古建筑，在有限的时间里，收获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隋代建筑赵州桥等重要成果。虽然历史留给梁思成的时间并不多，但其“结构技术+环境思想”方法的提出为后世研究者拓宽了视野、确立了方向。当今之学人有幸拥有更加丰富而深入的研究资料，但欲学习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实应从读懂梁思成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梁思成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文 | 王军（《读书》2022年1期新刊）
梁思成一九四三年所著《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一九五五年以油印本印出时改为现名。此书与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均成书于抗日战争末期，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第一季，即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
其后，梁思成倾力于战后重建事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培养人才，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规划建设，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倡导“中而新”建筑创作，完成《营造法式》注释。是为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二季。
《中国建筑史》是一座里程碑，可是梁思成生前只同意将此书稿以油印本的形式印出，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之用。他在油印本前言称这是一部“古人写的古书”，供批判参考之用。油印本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上海第一次印刷，就在此时，风向逆转，《建筑学报》发起了“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有论者指出，梁思成的这部书稿，“多不问社会背景，只讨论各种结构式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些结构式样产生和演变的原因”，“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对于建筑’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是不应丝毫不加以注意的”。
在彼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上述讨论是颇具学术性的。遗憾的是，梁思成未能获得公开回应的机会。一九七二年他逝世之后，这部书稿终于得以正式出版。这部“古人写的古书”幸未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然而，针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批评并未停止，在二十一世纪初还掀起了不小的浪头，代表性的言论包括：“当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在建立中国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们大概都将之视为他们坚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现，以及他们所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成功应用。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借以立足的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与中国建筑体系之间内在的一种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梁思成等的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张扬之下，显得更为突出……这也是梁思成建筑历史观的悲剧所在。”（赵辰：《“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这样的批评直指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心法，诚可谓兹事体大。
梁思成这位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贫苦交加的四川李庄农舍，以殉国者的姿态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确实是出自强烈的爱国心。可是，这一爱国心，即所谓“民族主义信念”，真的将他导入了以西方古典主义言说中国建筑体系的“悲剧”之中吗？
梁思成是一九三一年正式加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此前，这一研究领域已成为西方及日本学者竞相角逐的“战场”。
一九〇一年，梁思成出生之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一行，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紫禁城进行了拍摄与测绘。受伊东忠太影响，一批日本学者加入进来，欧洲学者紧随其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他们携带照相器材，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持续调查，并以“图版+评解”方式发表。在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西方及日本学者已出版的这类著作包括：一九二〇年出版之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出版之法国学者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考古图谱》（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两卷）；一九二三年出版之德国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一九二五年出版之鲍希曼的《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两卷）；一九二五年出版之伊东忠太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合著的《东洋建筑》；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出版之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一至五卷）；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出版之伊东忠太、关野贞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塚本靖合编的《支那建筑》（上下卷图版）；一九三〇年出版之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的《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4. Architecture）。
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伊东忠太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一九〇五年，在奉天（今沈阳）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大熊喜邦抄录了奉天宫殿文溯阁存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并将抄本存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他还于一九三一年出版《支那建筑史》，对《营造法式》这部罕见的宋代建筑官书做出评价：“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他在书中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他亦承认：“日本人之长处，亦即日本人之短处。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不能有根本的新发见。”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西方：“欧美人因在昔无中国之观念，故能以崭新之思想，突飞之努力，下独创的考察。”这当中，是没有中国学术的位置的。
一九三〇年六月，伊东忠太应邀在中国营造学社发表演讲，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合作进行中国建筑史研究：“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当否？”
伊东忠太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具备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建筑史学者，中国出现这类人才则迟至清朝覆灭之后中国掀起留学西洋的浪潮之后，梁思成即为其中代表。以年龄论，伊东忠太与梁思成之父梁启超为同一代人，这意味着中国建筑史研究与日本相比，有着整整一代人的差距。这自然是伊东忠太建议“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的原因所在，因为那时他尚不知掌握测绘及照相技术并能够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记录、研究建筑实物的中国学者何在。
可是，伊东忠太的这一建议，刺痛了中国学者的心。置身彼时中国内忧外困、备受列强凌辱之境况，颇令人产生“中国无人”之感。这也促使朱启钤立即动员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以奋起直追。
伊东忠太关于《营造法式》的评价是冒失和武断的。他费力抄写的文溯阁本《营造法式》虽然存放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可是在朱启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倾力研究这一文献之前，日本学者的研究付诸阙如，盖缘于伊东忠太对此书的偏见。这不但限制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深度，还对一脉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了消极影响。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其性质略似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一九一八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清道光元年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即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后又嘱陶湘勘校诸本，于一九二五年重刊仿宋陶本《营造法式》。梁启超旋寄一函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的梁思成、林徽因（曾用名林徽音），题识略述《营造法式》编撰者李诫之业绩，叮嘱“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一九二七年梁思成入哈佛大学研究东方建筑，系统阅读了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与艺术的调查成果。对喜龙仁与鲍希曼这两位欧洲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梁思成在一九四七年评论道：“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grammar），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不得要领。两人之中，喜龙仁要好一些，他引用了《营造法式》，却漫不经心。”一九四五年，梁思成撰文指出：“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
而要破解中国建筑之“文法”，何其难矣！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坦言，研究《营造法式》，“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学习。而实物在哪里？虽然有些外国旅行家的著作中提到一些，但有待亲自去核证”。他竟将那些大名鼎鼎的外国建筑史学者称为“外国旅行家”，实是因为他们不习《营造法式》不能深入研究之故。
在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梁思成虽然是迟来的后生，但他以坚定的意志，通过实物调查与文献考证，倾力解读《营造法式》，试图开启中国建筑史研究之“不二法门”。这正是梁思成与前辈外国学者的学术分野。
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追述了他的研究历程：“要研究宋《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老木匠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州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工部《工程做法》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创造了条件。”
清工部《工程做法》规定，有斗栱之建筑以斗栱之斗口为模数，无斗栱之建筑以明间面阔为基准，度屋名物，一以贯之。这一方法与宋《营造法式》以斗栱之横拱截面（即一“材”）为度量单位的制度（即“以材为祖”）一致，皆是以建筑之某一部件为模数，令所有空间为其倍数或分数，并根据模数等级，等比例伸缩变造，生成乐律般的空间秩序。一九三四年一月，林徽因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指出，这一制度，“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这当是对前引伊东忠太所说“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的直接回应。
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思成、林徽因就对中国建筑构造之基本方法做出揭示，这确与他们在留学美国期间所接受的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训练有深刻联系。习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构造之法，必从Order（梁思成译为“型范”，今学术界通译为“柱式”）入手。这一制度，见载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即以柱径为模数单位，令所有建筑空间为其倍数或分数，这与《营造法式》“以材为祖”制度、《工程做法》斗口模数制度一致。
梁思成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不但首次释读了《营造法式》“以材为祖”制度，还首次指出，斗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他的这一结论并不以套用“西古”为鹄的，而是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东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皆以某一建筑构件为模数单位，以此确立建筑各空间伸缩变造、比例权衡之法。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对于东西方建筑史研究皆具有重大意义。
在独乐寺建筑调查取得这一突破之后，梁思成又马不停蹄地对河北宝坻（今属天津）广济寺三大士殿辽构、河北正定古代建筑做了实测研究。正定存唐代以降各历史时期重要建筑，这使梁思成对古代建筑制度之演变有了深切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梁思成与刘敦桢、林徽因于一九三三年赴大同调查。大同是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日本学者用力甚深之处，他们试图通过对云冈石窟、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构等建筑的研究，探明日本古代建筑之源流。
与日本学者研究方法泾渭相别的是，梁思成、刘敦桢合写之《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皆列出当地辽金建筑的模数单位——材栔（栔亦是《营造法式》规定的建筑设计模数单位，为上下相邻两栱空隙之高）的测绘数据，并将之与《营造法式》的相关规定做了比较研究。
一九三七年七月，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并对其模数制度做了深入研究，证实了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在独乐寺调查报告中做出的关键性判断：“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
以上调查研究，使梁思成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充满自信地对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做出总结，献出这一部《中国建筑史》，并为其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绘制那幅著名的《中国建筑之“Order”》图解，在其中注明：“斗栱及全建筑之各部均以材或其分数或倍数为比例之度量单位。”他以英文Order一词表示中国建筑“以材为祖”之制，实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内在逻辑一致，诚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并无攀附西方古典主义以张扬民族主义之畸形心态。
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中，梁思成提到了此书存在的“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包括“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只叙述了封建主和贵族的建筑活动，没有认识到那些辉煌的建筑物是各时期千千万万人民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积累”。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梁思成经历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的思想状态。
梁思成所从事的建筑调查活动，确实是以宫殿、寺庙为主要对象。他先是调查北京故宫，以此为重点，借以读通清工部《工程做法》；然后再倾力寻找早期建筑，以宗教建筑为重点，结合实测研究，借以读通宋《营造法式》。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存早期建筑以宗教建筑为主，非宗教建筑之类，如民居，多经历频繁毁建，已难存早期规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思成不重视对非宗教建筑的研究。
一九三四年，梁思成出版《清式营造则例》，在绪论之后刊出的第一图“平面部分名称”，就对比研究了两进院的四合住宅与两进院的四合寺观，指出“普通平面均齐的配置方法，不论宫殿庙宇或住宅，均由若干座的建筑物合成”。此前，梁思成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同之点，不像欧洲教堂与住宅之迥然不同。”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思成的建筑史调查，不会将非宗教建筑排除在外。一九三四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赴山西调查，次年发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即专列“山西民居”一节。
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梁思成还将当时大量存在的清代住宅建筑略分四区研究。他指出：“在建筑种类中，唯住宅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建筑的“许多平面布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所以，他在一九四九年主持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将“北平城全部”列为第一项文物；并在五十年代，指导学生王其明调查研究北京四合院住宅。
时下仍有人以为，梁思成“面对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却用治西方建筑史的方法来治中国建筑史。这方法对中国建筑的终结是有致命性的。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事实上西方建筑史的做法也不完全是那样。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你可以看到，治史的方法对现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朱晓佳：《他们最不听设计师的——建筑师王澍的困扰》）。
显然，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前文引一九五五年建筑思想批判中，有论者对《中国建筑史》提出批评，指其“多不问社会背景，只讨论各种结构式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些结构式样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对于建筑‘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是不应丝毫不加以注意的”。
事实上，梁思成在写作此书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他坦言：“本篇之作，乃本中国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将中国历朝建筑之表现，试作简略之叙述，对于蜕变沿革及时代特征稍加检讨，试做分析比较，以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中国建筑历史之研究尚待于将来建筑考古方面发掘调查种种之努力。”
在他看来，他所完成的只是一部探索中国建筑结构技术之源流的专著，这只是他所理想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的一部分。对此，他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明言：“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做偏激之毁誉。”
这里，他指出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即“结构技术+环境思想”。
他对所以先事结构技术之研究做了说明：“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兴盛，尤重礼仪。故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嗣后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所以，他锁定了以结构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营造法式》，因为不能释读此书，就叩不开鲁班之门。
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从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只有六年时间做田野调查。
“七七事变”之后，他与林徽因逃亡至昆明，双双病倒。大病初愈，他即与刘敦桢带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赴川康地区做田野调查。此后，学社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田野调查不得不停止。
在有限的时间里，他收获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隋代建筑赵州桥之发现等重要的田野调查成果，释读了宋《营造法式》“以材为祖”制度、清《工程做法》斗口模数制度，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指出东西方古典建筑在模数化设计方面的一致性，写就《中国建筑史》，诚可谓成就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总结中国建筑之结构技术之后，他还渴望进一步探索中国建筑之环境思想。他认为“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他举出中国建筑环境思想研究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一、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二、建筑活动受道德观点之制裁；三、着重布署之规划；四、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他已决意在这一领域深入探索。可是，在一九五五年建筑思想批判之后，他的学术空间迅速缩减，相关研究已难以为继。但他所构建的“结构技术+环境思想”之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为后世学者开辟了道路。
时至今日，随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相关领域研究持续深入，一大批成果涌现出来。我们已能看到，模数化设计贯通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新石器时代以来诸多经典案例皆可为证，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所在。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环境思想的论述，有其鲜明的精神指向，绝非后世之论者以褊狭的“机械唯物论”所能定义的；他所构建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所显示的开阔视野，亦绝非后世之论者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结构理性主义”概念所能遮掩的。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坎坷命运，一而再地向我们提示，欲知中国建筑，须静下心来，怀着同情之了解，实事求是，不羼杂任何沽名钓誉之企图，不做任何偏激之毁誉，从读懂梁思成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