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印尼左翼时期的油画，油画上每个人都面色冷峻，画中有一个年仅四岁的男孩，他叫巴育（Bayu）。20世纪40年代，小巴育的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知名画家，也是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

当年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巴育，如今已72岁的高龄，他满头银发，同样具有油画中所有共产党员共同的神情特质：坚毅忧愁而又果敢。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的时任总统苏加诺，遭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其后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对共产党的全国大清洗。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遭处决。据统计当年事件中的遇难者人数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学界则统计死难人数为五十万左右。

事件发生时，巴育是印尼Respublika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10月20日这天，警察冲进了学校，逮捕了医学系大约124名学生，并把他们押送到监狱。巴育说：“当时，我读的医学系是中国赞助的，怀疑和共产党有关系。”

像巴育这样没有被杀的共产党幸存者及家属，被称为“TAPOL”（tahanan politik，政治拘留者）。他们不经审判就被监禁，财产也会遭没收或销毁，子女和配偶也会“连坐”入狱。

巴育被送进监狱时，印尼华商柳民源19岁，由好心人引荐进入一家由印尼财政部长和上海人合开的搪瓷厂做勤务员。听到排华消息的当下，柳民源就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求救。

“我向当地军人政府和宗教团体求救，他们并不赞成排华，但也没办法，需要执行命令。”柳民源说。

宗教团体对柳民源说他们“不能杀那些执行命令的宗教团体和军政府的人”，因为美国会指责他们破坏人权。但最终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上面派200名宗教团体的人来排华，那么当地的宗教团体会派出相同数目的200人，来保护当地华人。柳民源及其相关的人和宗教团体有个暗号，用以认清谁是保护华人的人。柳民源说，“我们地区死的人数非常少非常少，有个别死的人，是因为之前有私人恩怨。”

根据综合统计信息和数据，1965-1966年间不同地区死伤状况不尽相同，有的小村庄从地图上被抹去；有的地方仅仅把左翼人士以及同情者像筛子筛东西一样筛走了；还有的地方，趁着铲除共产党为借口，霸占党员财产；有一些地方几乎没有发生杀戮。

1966年1月，巴育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当年11月，又再次转移关押地点。巴育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监狱的情形，每天（每人）仅仅能吃到140克的玉米粒，一些人被饿死了。”

画中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躺在床榻上，床边放着一个碗，里边有二十多粒玉米。

1970年10月20日，巴育再一次被转移押解到与世隔绝的布鲁岛（Buru Island）上，在那里度过了他牢狱生活的最后9年。

岛上的犯人每天需要早晨6点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有时需要加班加点到午夜12点。巴育指着人名册说：“这些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死了……”

Wahyono，编号：5095，1931年出生，1978年1月10死亡；Bunawar，编号：7979，1940年出生，1977年3月19日死亡；Suharjono，编号：0112，1949年出生，1973年11月18日死亡……

巴育说：“一开始，只要是身边的朋友死了，我们伤心痛哭。到最后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找能开心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才能活下来。”

休息的时候，犯人们可以和老师学习知识。被关押的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可以教授知识。巴育所学习的有数学，法语，还有如何制作火箭。巴育说：“有一个专家，名字叫IR.ISKANDAR，他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水坝，但回来不到两年就被逮捕了。

1979年，巴育终于获释，至于原因，他认为，“第一：苏联解体；第二：中国走向了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模式；第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减少，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要求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放了我们，我们就被放了”。

而1979年，对柳民源来说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柳民源与父亲开设了了第一家搪瓷厂，家族事业如火如荼。他在80年代的时候信仰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华人穆斯林，同时也是印尼全国退伍军人协会（商务部）特别助理，印尼第四任总统阿卜杜拉哈曼瓦希德的好朋友，又帮助尤多约诺博士参加竞选印尼第六任总统。作为一名华人穆斯林商人，与印尼宗教团体和执政政府都有很好的关系，对平安祥和地生活在印尼很重要。

排华还是排共？

这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印尼的大规模屠杀，曾被简单地归因为“排华”，但一份由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2012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推翻了这个结论。

根据这份耗时三年、长达840页的调查报告：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产党策划了一场政变，绑架并杀害了六名军方将领，随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军方发动了对印尼共产党排山倒海的反扑报复。这场政变虽未成功，引发的影响却长达三十年，百万人惨遭杀戮。

而据美国学者Benedict Anderson在1966年匿名发表的“康乃尔文件”（Cornell Paper）揭露，美国亦在这场屠杀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冷战期间，为了围堵共产主义在亚洲扩散，美国中情局忌惮与国际共产阵营关系友好的苏加诺力量壮大，选择和印尼军方的右翼势力苏哈托合作，并有系统性地清洗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当时，印尼共产党是国会第四大党，拥有两百万党员。

65-66年展开的这场大规模清洗中，许多工会份子、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华人受到牵连。1967年，苏加诺被解除总统职位，苏哈托上台后清洗变本加厉，长达32年高压统治下，有难以计数的人遭遇失踪、虐待、监禁等侵害。

“65事件的冲突本质是政治冲突，军方利用了信仰和族群矛盾的情绪来动员，”Muhammad Nurkhoiron分析。他认为65年事件必须以全球视角去看，“当时的政治矛盾是世界性的，是基于冷战时期的东方和西方、共产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也是65年悲剧和印尼其他人权侵害事件最大的不同。”

42岁，没有亲身经历过大清洗的Nurkhoiron在传统的伊斯兰社群长大，自己家族就有亲人是当时的行刑手。他对从小父母和学校教育不断强化的反共思想印象深刻。

他认为，这是苏哈托愚民统治术的一环，“这些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合理化暴行以及极权统治，至今还有许多印尼人深信当时是战争状态，如果不杀共产党就会被杀，我的家人就是洗脑政策的受害者。”

新政府新思维？

然而为什么牵连百万人的黑暗过去，一个庞大的受害者群体，要求真相及正义的声音却不成比例？

“大部分印尼人不关心，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宣传，害怕被共产党报复，”人权组织Kontras的总监Haris Azhar说。Kontras和印尼各地二、三十个草根组织合作，目前接触了一百多个清洗受害者，倡议揭露真相，“许多幸存者隐姓埋名重新生活，他们的沉默是担心歧视和迫害重演。别忘了，印尼军方至今还很有势力。”

1998年，苏哈托倒台，印尼开始民主转型。然而，作为清共主导者的军方依旧在体制中活跃。直到2014年，平民出身、长相酷似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佐科维（Joko Widodo）当选总统，许多人权运动者才开始抱持希望，因为他是印尼独立后的近代政治史上，第一位没有军方或政治世家背景的领导人．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能举办，和佐科维还是有蛮大关系，”1998年发起学运，促使苏哈托下台的前学运领袖之一，41岁的Syafiq Alieha肯定这次研讨会的突破．他观察到，佐科维当选后，自己身边许多从事人权运动的朋友进入政府部门，开始体制推动改革。

佐科维曾在2014年的九大竞选中承诺，会处理过去的人权问题。去年8月，他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说中宣称，将建立一个非司法机制，透过“和解委员会”来解决过去的人权问题。

然而，佐科维上任两年，却始终没有对65事件展开正式调查，直到今年举办的这场研讨会，似乎带来一些契机。

对于官方令人困惑的态度，Nurkhoiron解释道：“我相信佐科维个人是愿意面对这个悲剧，因为他没有包袱，但他身边的人包含军方和副总统，都还是属于印尼的旧政治，而关键是他是否能驾驭这些人。”

温和伊斯兰团体的倡议

此外，印尼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独立伊斯兰组织NU（Nahdlatul Ulama印尼宗教学者复兴会，简称伊联）的态度，也对65年议题的公开化有正面影响。

NU在全印尼拥有五千万会员，对於穆斯林占总人口2.5亿九成的印尼社会，深具影响力。NU作为温和的伊斯兰组织，在全印尼拥有绵密的网络，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及社福系统，对于稳定印尼民间社会有很大功用。但65年的清共行动，NU也参与其中，许多较为激进的年轻成员成了迫害机制的一份子。

“60年代NU是政治团体，是国会第三大党，与第四大党的印尼共产党有很深的矛盾。”NU中央委员会（PBNU）主席Muhammad Imam Aziz向记者分析，他认为当时冲突的主因是政治矛盾，和信仰及意识形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根据全国人权委员会2012年提出的调查报告，65年印尼共产党和其他民间团体的矛盾，很大程度来自于土地问题。Muhammad Imam Aziz解释，1926年成立的NU在印尼社会扎根已久，再加上会员捐献，拥有很多土地作为学校医院等社福用途，因此和当时印尼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主张，有很大的矛盾。

55岁的Muhammad Imam Aziz当年只有三岁，他回忆儿时家中不时有印尼共产党成员往来，但1965年之后，他看到整个社会对共产党的敌意，以及伴随而来的歧视与迫害。

2000年，当时的NU主席Abdurrahman Wahid，个人为65年参与NU年轻侧翼组织Pemuda Ansor协助军方犯下暴行而公开道歉。虽然这个道歉至今仍具争议，也不代表整个NU，但相较许多团体依旧坚持当年行为的“光荣与正当”，NU这些年一直积极倡议政府必须展开真相调查。

“无论如何这些道歉对NU来说，是前进的重要一步”，Muhammad Imam Aziz说，“人们有权利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官方的调查尤其重要。而最迫切的是，我们必须要修复伴随著悲剧而丧失的人性。”

半个世纪后的回望

然而，在今日的印尼社会，就算不直接触及1965年的悲剧，讨论左翼思想依旧敏感。

今年2月27日，一场名为Turn Left Festival的活动原定在雅加达市中心的一间知名艺术中心举行，被警方以没有被许可的理由被迫取消，最后转移到其他场地举行。

主办的左翼团体打算发表一本名为《给入门者的印尼左翼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Left Movement for Beginners）的新书。他们认为印尼的左翼运动被苏哈托政权污名化，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展览、新书发表、纪录片放映、讨论会、艺术工作坊等形式，挑战印尼权威的历史叙事，批判苏哈托在65年之后的意识形态清洗。但活动受到一些右翼及伊斯兰团体抵制，认为会助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

“1998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威权政府，所有印尼人是团结的。但1965年，印尼社会是分裂的，我们彼此斗争。那段历史还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分辨谁对谁错。”98学运要角Syafiq Allieha说。

Syafiq Allieha大学时才从禁书中发现，1965的历史还有另一种陈述方式，他坦言对他影响很深。之后还将其中一本禁书翻成英文。他认为，印尼共产党在65年之前的作为或有争议，“但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能否认当年的集体暴行，严重违反人权甚至伤及无辜。”

Muhammad Nurkhoiron说：“我们看到1965的悲剧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受创，这必须处理。否则印尼就得一直背负著过去的黑暗，难以前进。”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专员ROICHATUL ASWIDAH对记者说：“当时是世界冷战时期，外国势力的确涉入1965年的反共大屠杀事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应该承担属于它的那部分责任，解决事件中侵犯人权的案例，然后从中我们会学习些什么。涉及到这次事件的其他国家也如此，应该承担他们各自的责任，从中学习，不会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如今70岁的柳民源作为全球华商名人堂之一，受中国政府邀请，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国庆观礼和国庆晚宴。柳民源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希望能起一个桥梁的作用，促进印（尼）中友好，让两国人民和平相处，使得印尼和中国建设得更好。”

巴育被释放后，生活很艰难，始终被贴着共产党、牢狱背景的标签，在1980年，他找到一份在非政府组织（LEGAL AID INSTITUTE）的工作，从此在这里工作了18年，但始终生命披着灰色的印记。他现在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是《草原上的珍珠：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其实我们这些受到杀戮和迫害的人，像是草原上的珍珠一样，都是值得尊重、弥足珍贵的一个个生命与灵魂。”

巴育说：“我们希望年轻一代从我们的坟墓上成长起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他人，政府或其他。”

在被问到信仰时，巴育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我始终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随后，他无意的哼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表情幸福，眼神已经飘向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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