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重要。当我们讨论雕像和奴隶制、争论帝国的作用时，我们已经习惯了关于过去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但是，有一段历史的分支，到目前为止不在争论范畴之内：关于我们非常早期的历史、人类的“黎明”的故事。对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 （David Wengrow）来说，这种共识是一个问题。正如他们在反传统新作《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遥远时代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神话——我们的起源神话，相当于现代的亚当和夏娃以及伊甸园。它的核心是一个关于文明崛起的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崛起。像所有的起源神话一样，这个叙事力量巨大，而其力量正在阻碍我们清楚地思考我们目前的危机。

他们认为，这种神话可以在街头巷尾和机场书店的畅销区找到，比如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贾雷德·戴蒙德的《昨日之前的世界》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所有这些书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随着社会变得更庞大、更复杂、更富裕、更“文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不平等。据说，早期的人类就像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生活在小型的、流动的、随性的、平等的、民主的队伍中。有人认为这是一派原始的田园风景，也有人认为这是霍布斯式的地狱——不论如何，它随着定居和耕作而消失了，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对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管理。早期城市的出现以及最终国家的出现，都呼唤着更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文明包”——领导人、行政人员、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因此，教训是明确的：要实现进步，人类的平等和自由必须成为交换条件。

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看到了这种“阶段式”叙事在启蒙思想中的起源，并表明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既可以为激进派所有，也可以为自由派所用。对于亚当·斯密等早期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故事，可以用来为商业和现代国家结构导致的不平等的增加进行辩护。但哲学家卢梭提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变种，被证明对左派同样有用：在“自然状态”下，人原本是自由的，但随着农业、财产等的出现，人最终被锁住了。恩格斯将卢梭的“高贵野蛮人”寓言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相融合，产生了一个更加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叙事：原始的共产主义被私有财产和国家取代，然后被现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取代。

格雷伯和温格罗正是利用新近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试图拆解这个故事——无论是其自由主义的版本还是其更激进的版本。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发掘表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美洲原住民为大规模集会建造了巨大的土楼，周围数百英里的人们聚集于此——这些证据打破了所有觅食者都过着简单、孤立的生活的观念。

同时，所谓的“农业革命”——新石器时代的浮士德式交易，即人类用平等主义的简单生活换取财富、地位和等级制度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从觅食到农业的转变是缓慢而零散的，许多被认为是农业的东西实际上是小规模的园艺，并且与扁平的社会结构完全兼容。同样地，城市的兴起也不需要国王、祭司和官僚。印度河流域的定居点，如哈拉帕（Harappa，约公元前2600年），没有显示出存在过宫殿或庙宇的迹象，这表明那里的权力是分散而非集中的。虽然格雷伯和温格罗对非常有限的证据和对其解释的争议持开放态度，但他们建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然而，他们对另一个神话——“野蛮人”是愚蠢的也是高贵的——持否定态度。在一个崇拜硅谷科技之神的时代，人们很容易相信我们比我们遥远的祖先更有智慧。但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发现，美洲原住民温达特人在抵制改变信仰方面表现出了智力上高度的灵活性，这让他们感到很气愤。事实上，他们表现得比“法国最精明的公民和商人”更有口才。这种复杂性被归因于温达特人的民主会议，这种会议“几乎每天都在村子里举行，而且几乎涉及所有事务”，这“提高了他们的谈话能力”。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些技能和习惯实际上使所谓原始人成为了比现代人更加充分的“政治动物”——参与到组织社区的日常事务中，而不是无能为力地在推特上发表意见。

格雷伯去年去世，享年59岁，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在正值该运动十周年）的知识分子领袖。《万物的黎明》当然遵循了反国家主义人类学的悠久传统，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Prince Kropotkin）的《互助》（Mutual Aid，1902年），它为他那个时代里流行的进化史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并为“野蛮”民族辩护，使其免受帝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评判。在1972年的文章《原始的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质疑了每天工作2-4小时的卡拉哈里沙漠牧民的生活，是否真的和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人的生活存在巨大差异。

重要的是，格雷伯和温格罗并没有将一个特定的“黄金时代”理想化，无意敦促读者接受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等级制度和非等级制度，在某些方面平等，在其他方面不平等。事实上，像切罗基人（Cherokee）或因纽特人这样的民族甚至根据季节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交替切换。然而，作者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同情心：他们推崇实验、想象力和游戏性，以及掌握不被统治的艺术——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这样说。

《万物的黎明》是一本令人振奋的读物，但尚不清楚它是如何有效地为无政府主义提供理论支持的。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会问：如果目前形式的国家真的如此不必要，为什么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如此普遍的支配地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雷伯和温格罗需要对现代国家出现的原因、我们如何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生活提供更全面的说明。这正是克鲁泡特金试图做的事情，在当前全球挑战的纯粹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导致许多人得出结论——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权力，而不是更少——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似乎特别紧迫。

即便如此，破除神话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我们寻求新的、可持续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世界时，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祖先的全部思想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必须对人类历史的传统版本提出质疑，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它太久太久而未曾省察。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