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的最新著作《心件：大学校长说教育》一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界面发表。作者以近二十年对国际一流大学的观察与自己在两岸三地大学的切身体验，从多个角度提出了高校建设的专业意见。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建设绝不仅是依靠盖华美的教学楼、引进先进的设备或是制定完备的行政制度、考评标准。在《心件》一书中，他讨论了如下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两岸都在倡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何只有形式，少有实际成果？教学和研究工作如何平衡？现有的行政制度是否束缚了创新力……

东汉蔡伦造纸以降，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乃至一些原创的技术。炎黄子孙对这些成就津津乐道。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如此家珍就难再数下去了。近代中国土地上的发明相对于西方而言乏善可陈。时值21世纪，中国矢志在国际社会上做一个负责任、有贡献的成员，亟须探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方面可大可久的持续发展之道。

每当外国人做出突破性贡献时，往往有人引经据典地声称：“那没什么新奇，中国早就有了。”“今天洋人发明的东西，都在易经八卦的算计之中。”要说某些概念在中国早就有了或许不无根据，问题是有了之后为什么难以为继？西方的研究精神与实践可以称得上“古已有之，于今为甚”，凡事崇尚独立思考和客观分析，都要问个为什么。

创新发明后继无力的症结在于我们办教育，崇尚单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传统教育旨在为弟子们提供学富五车老师的真传，却不鼓励后进发明创造，超越前人。切磋学问，则以和谐至上，避免争议，因而导致是非不清，原地踏步。

中国古人或许在概念上有原创性，但这些原创也许只是历史上的巧合，没有后续研究，不能开花结果，反而等到外国人来发扬光大。

精益求精

《论语》提出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及唐太宗《帝范》提出的“取法乎上”，都强调精益求精。然而，这些概念性的陈述有待研究落实。美国人讲究品质与效率，追求卓越，系统地体现于方法和规范之施行成效，值得学习。日本规划的品质工程在二次大战后克服原料、工艺和生产设备之不足，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近年更用以推广于制造业以外的服务业。反观两岸三地的产品制造业及服务业，亦步亦趋于西方、日本之后，至今还在品质的泥沼中困惑挣扎。

引以为傲的中国精神，时常停顿不前。顺手举些例子，就可看出原创之外，还有赖持续研究，才能丰富原创的生命与活力。

其一：选贤举能、民为邦本和天下为公的民主概念中国古已有之，但三权分立则是先由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提出，再由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订定行政、司法、立法鼎足而立的形式，成为实践欧美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证。也许有人说：经过多年的验证，今天实行的民主代议制度问题丛生。果真如此，谁能先提出来更好的办法？

其二：国画讲求意境、色彩、笔法等等，代代相传，固然美不胜收。可是绘画的立体呈现既非中国人原创，亦非中国人改良，而是从欧洲引进的舶来品。这个缺少绘画的创新又是一个陷入传道、授业、解惑窠臼的好例子。

其三：来自古人炼丹术的黑火药，可以制成烟火、爆竹，甚至大炮和火箭，在18世纪之前是唯一的化学爆炸物。后来欧洲改进火药兵器，火炮超越中国的技术，在明代由耶稣会的传教士传回中国。黑火药的威力落后发明于19世纪西方开始广泛应用的黄色炸药。

其四：中国菜历史久远，名闻遐迩，种类繁多，中餐厅遍布全球，彼此竞相杀价。至今美国最高档次、气氛佳、宾客云集、订位困难的中餐馆连锁店 P. F. Chang's（华馆）并不为华人所创，也非由华人经营。

类似例子，所在多有。中国人做学问不是不学，而是不问——不事探索；中国人做学问不是不学，而是不得其术——缺乏研究精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追根究底，这要归诸教育过分强调传道、授业、解惑的偏误。

格物、致知

放眼现今，精通六艺的两岸三地的学子比比皆是。他们熟记课文、能弹会唱、能说善道、擅长各式各样的游戏和运动。凡是定得出考试范畴和标准的，他们就有本领拿高分，甚至考满分。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制度调教出大批身经百战的考试高手，即使参赛得科学奖的大中学生也都是经特意训练，练出来的，未必自发，更未能普及大众。直到进了研究所，才可能开始对课业内容有了思考与质疑，起步已比西方大学生落后了十多年。

学习的精髓在于研究。宋、明学者主张格物、致知，意思是知事物本末，穷事物之理。这可能是最符合科学原则的中国传统为学之道了，因此，科研这个外来语早期的中译就是格致，格致所得的知识才是科学。我们应当在小学和中学课程中结合教学与研究，及早落实格致精神。

在传统中国教育单向、家长式的教诲下，格物、致知不是主流，坚持己见会受到较大的阻力，独排众议需要勇气。就连孟子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大儒都得为自己的名声辩解“余不得已也！”而注重研究正好颠覆了这种源自传统的压抑，因为同样的论题，基于不同的定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探讨时机，都可能达到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研究的结果不能定于一尊，总有商榷的余地和改进的空间。

考试不好吗？

研究以事实为根据，在于求知和创新，应用范畴不限于科技。研究不只落实教育，以充实教学内涵与教育改革，也要落实企业经营和政府运作，以提高效率。传道、授业、解惑提供知识之外，要优先讲求格物、致知的实践，让研究成为两岸当代教育主要的一环。传道、授业、解惑须要验证，格物、致知也须要验证。

所以，请不要鼓吹考试不重要。就好比不能因为吃得不健康，就不准吃饭，这是一样的道理。

考试作为考验，未必不好，因为人的一生必须经历无数考验，有的是开卷（open book），有的是闭卷（closed book），有的是回家完成（take home），还有更多的发生在不可预知的形势或时机。问题在于两岸的学制是否出错了题、考错了方向？只顾得在传道、授业、解惑之间的枝节小事上打转，而不曾评定格物、致知的成效。

两型大学的来龙去脉

历年来，在两岸的大学校园中，教学与研究似乎成了两个平行且分割的行业。不仅一般民众，即使高等教育界人士，也往往认为研究是研究所、研究员的职责，与教课的大学老师无关。甚至有人认为，或许“研究”不是中华文化固有的元素，大学教师可以不做研究。

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original version, 1852）一书中认为，通过传授知识培养理智是大学的唯一任务，根本没有做研究的空间。在他看来，从事教学就没时间做研究，而做研究则很难分心从事教学。两岸高等教育界一度以重教学为借口而有反研究的倾向，好像回到了19世纪的英国，令人哭笑不得。

“两型论”者喜引旧例，指称高等教育界取法欧美，理当有大学归入欧美式的研究型大学。此说过时，也不周全。20世纪之前，很少有以研究科目为主的大学，自然也无教学型或研究型之分。

史上重视研究的大学首推1810年诞生于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后来欧洲各国仿效。美国起步较迟，直到19世纪末才由联邦政府推出多项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建校，促使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芝加哥（Chicago）等大学群起，致力于研究、创新，并教授高于学士学位的进阶课程。

美制大学源自欧洲，如今青出于蓝。自20世纪20年代起，重视研究的美国大学后来居上，成为高等教育主流。这些大学，无论是在诺贝尔奖获奖人数（逾半美国得奖者并非美洲大陆出生）方面，或是在教师水准、专利发明、学术声誉、教研领域创新、外籍生人数、对世界文明等有形无形的贡献方面，都跃居世界前茅，成为标杆。

简单而言，20世纪之前的大学多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少有研究的概念。20世纪初期的大学认可研究，投入格物、致知的精神，在个人主义之上，强调团队科研。20世纪50年代，虽然有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公立大学，然而大部分都无异议地引进研究的实践，其中的佼佼者首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

教学未必先进，研究先受忽视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曾经表示，某些大学从事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甚至用过时的天马行空（blue sky）的论说来陈述非应用研究。

此说有趣。近20年来，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多次颁给工程应用方面的研究者，其著名得奖者有2000年物理奖基尔比（Jack Kilby），2002年化学奖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2009年物理奖高锟，2014 年物理奖赤崎勇（Isamu Akasaki）、天野浩（Hiroshi Amano）和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这表明凡研究都要有个原因、带些目的。当然，生理学或医学奖重视研究的应用性，更是不在话下，既非少女少男情怀，哪有什么天马行空之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就要求申请者列举研究问题的功能应用性，也就是问题背后所代表的具体意义（physical meaning）。当今，有多少专业居然不以问题导向、应用为主？研究就是研究，不要乱提空泛的概念。假若真有所谓的应用研究，也非任何大学的特有标志。事实上，大学教研相长的宗旨，其领域不限于科技，还包括商管、人文、法律、社会、媒体设计等。

港、台、大陆的高等教育界喜把大学分为教学、研究两型，与先进教育的实情不符。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凡开设博士学位课程的大学，已难见教学型与研究型之分。以被许多人视为教学型标志的23个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为例，表面看来，绝大部分顶多在学士学位之上颁授硕士学位，似乎属于教学型大学，但校内教授仍然认真从事研究，只是研究占其工作总量的比重较低；教师要晋级升等，也须呈交研究成果。

被常人视为教学型样本的大学包括加州州立大学，除极少数专业外，几乎都没有颁授博士学位，因此可以归属为非博士授予型大学。这些大学，因为没有博士助理，无论申请研究经费或从事研究探讨都相对困难。

有研究所却无研究或研究较少的大学，应该被归类为研究差的大学，并不能以“教学型大学”的说法轻松带过，让人误以为研究差就表示教学见长。

把大学分为教学型与研究型，就好像把维持健康的方式分为饮食健康型与运动健康型，不实际也不正确。仅此分类的思维，就表示在“心件”上已经落后，想必这与教研的错误认知有关。有些说法表面上重视教学，但事实上研究不成，教学也不杰出。再者，如果说哪些大学真是以教学见长，那怎么难见国际上通用的大学教科书是以教学见长的教师所撰写的呢？

事实上，一所大学，若不重视研究、缺乏研究成果，其教学就没有根底，写不出好的教科书，当然学术水准就难以提升。因此，港、台的高等教育界——或由此推知大陆的大学——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准，须得端正心态，去除某些误解或过时的观念，先从了解教研的相互关系、致力推行教研合一的实践来调整“心件”。何况教学的内涵还包括了复杂的教学研究。

存疑求悟的气氛

再说，学生上大学，要为将来打好基础，因此不能只把精力投放在研读主修相关的科目上，而应广泛涉猎并思考其他的科研发展。任职大学，要有提升学术进步的使命感。可惜，这样基本的理念，在金钱挂帅的社会，恐怕没有太多人了解，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重视学术空间的重要性。

因此，我在城大设立“校长讲座系列：学术荟萃”，邀请校内资深教授主持，为师生介绍教研近况。讲座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儒家乐教思想在当代的意义、材料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云计算、生物统计、少数民族、生物医学工程，以及主观概率论的含义、内容、公理等。

此外，大学常年主办“杰出学者讲座”，应邀前来演讲的有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学者等，讲题涵盖新型传染病、纳米技术、21世纪的王道、大数据、诗词小说创作、能源展望、全球供应链网络、学术自由以及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等。

两种讲座，前后几十场院士级论坛，传播教研信息，各吸引了少则两三千人，多则六七千人，会场交流热烈，有时候还欲罢不能。然而，我发现很少有香港本地同学参与讲座。据我了解，除非校方严格规定，香港其他大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学术讲座完全引不起香港本地学生的兴趣。

除了校园缺乏学术气氛之外，外界非专业性的批评，简直就是看小学术、看轻大学。更糟糕的，甚至还有外行人，推波助澜地干扰学术活动，他们不了解，学术教育就像其他专业一样，有其特质与独有的行事章法与文化。就此而言，北美的大学无疑最具备学术氛围，肯花时间与精力探讨学术问题，社会不会也不敢随便推测、干预、指挥或打乱大学的学术秩序。

有酒醉驾车者，被警察拦下，辩解喝了不少酒，走路不稳，只好开车回家。如果走路像研究，那么开车就是教学。脑袋不清楚无法研究，怎么可能开车会不出事故，不误人子弟？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两岸大学有些师生不做学问，不积极营造学术氛围，不能创新，浪费了自由的学术环境。

最近有些年轻人沉闷地怀疑社会不了解“e时代”的他们。其实难道就不该问，为什么有人不了解学术才是大学的主题？缺乏研究的学科，没有深度，进不了大学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