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指定红灯区芽笼确实丑陋，但它的丑陋是公开的、集中的和可控的，它们也不是不能“熄灯”，而是谁愿意为此买单，以及如何去解决那些造就红灯区的社会问题——这才是让新加坡政府最感为难的地方。
作者：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 迟玉德
在新加坡的中心区以南、新加坡河以东，有一片看上去不像新加坡的狭长街区，它由一条宽阔的马路和两排低层骑楼组成，没有什么新潮建筑，也不怎么干净，而且缺乏想象中的秩序。
每天傍晚，街上会出现成群结队的站街妹，形成一道独特风景。这些站街妹是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妓女，被统称为“流莺”。而在政府登记过的妓女，则会出现在附近的妓院内，以暴露的穿着和撩人的姿态吸引来此寻欢的男人。
这条街区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府指定红灯区（Designated Red Areas），它有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名字——芽笼（Geylang）。
▲图：芽笼街区图
在不少国内报道与口口相传中，红灯区在新加坡是合法的，甚至被政府肯定和欢迎。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这件事，他们也是愁死了。
1、英国人的转变
在新加坡，红灯区是很晚近才出现的，早期只有一些分散的妓院，诞生于英国殖民时期。
19世纪20年代，新加坡被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起先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到60年代末升格为直辖于英国的殖民地。
直辖后不久，新加坡的航运业和橡胶业蓬勃发展起来，导致国外男性劳动力（俗称“外劳”）大量输入。这一巨大变化催生了卖淫产业，妓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散落于新加坡河沿岸。
▲图：早期的新加坡河
对于这一现象，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放任态度，只要相关从业人员互相不打架，以及不干扰正常贸易即可。
受该政策鼓励，妓院开始野蛮生长，数量越来越多，花样也越来越新，同时还衍生出了两项普遍的罪行——贩卖妇女和女童卖淫。
显然，这有碍观瞻，也有损地区声誉。但更让主流社会难以接受的是，妓院的过度发展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
在生活方面，当时的政策使卖淫产业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状态，其结果是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等于是在刺激男人嫖娼。那些体面的正派人士，对于这种现象和趋势是难以接受的。
在生产方面，卖淫产业的无度发展会大量吸纳资金，而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了黑恶势力手中。对于正常生意人而言，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呼吁英国殖民政府限制乃至取缔卖淫产业。
对于殖民地的这些抱怨，英国殖民政府早就了解了，但促使其采取行动的还是来自英国本土的压力。
19世纪末，欧洲兴起“女权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也波及到了英国。英国女权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抨击殖民地的卖淫“罪恶”，要求政府予以强力干涉。
1927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多方压力下发布法令：“禁止女性移民到新加坡卖淫”；三年后则又宣布“经营妓院违法”。不过，它并没有取缔卖淫本身，允许新加坡本地女性在自愿的情况下以“个体户”的形式从业。
这一政策被称为“遏止和管制”策略（Containment and Control Strategy），是此后三十年英国殖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成为今日新加坡相关政策的源头。
▲图：新加坡地图
1963年，新加坡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遏止和管制”策略，并对其进行了局部调整。调整后的新政策，被一位当地资深媒体人总结为九个字：不合法，不取缔，管起来。
所谓“不合法”就是经营妓院仍然没有合法依据，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赋予妓院以合法地位。同时卖淫也处于复杂的灰色状态，自愿卖淫合法，但不允许公开拉客、也不允许其他人利用卖淫盈利，作为一种工作，也不允许外国游客从事。而且，政府也没有将其合法化的打算，表示“没有必要”。
既然不合法，那么为什么不取缔呢？
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总结有两个原因，一是取缔不了，二是不能取缔。
“多年来，有许多国家试图取缔卖淫，但没有成功的。”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Wong Kan Seng）1999年接受国会问询时强调，“将卖淫定罪只会导致相关活动转入地下，而且犯罪集团会趁机控制这一产业。”
▲图：1999年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在国会答辩时关于红灯区课题的讨论
这话是在肯定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无法消除这一问题，因此只能寻找一种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这也的确是事实，新加坡一直都存在一个庞大的外劳群体，目前约占人口总数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是男性。这些男性外劳一般从事低端职业，他们或者没有配偶，或者配偶不在身边，也不可能和新加坡人谈恋爱，因此只能去妓院寻欢。
▲图：新加坡人口构成图
如果政府强行取缔卖淫，那么这些外劳就失去了获得性满足的“合法”途径，其后果很可能是将一般女性置于危险境地。显然，这是一个更加糟糕的结果。
不过，政府也不会放任卖淫产业像英国殖民早期那样自由发展，因为那个结果同样糟糕。
新加坡政府通过反复权衡后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保持政策的模糊性，另一方面设立具体的管控目标，然后围绕这些目标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让卖淫活动处于政府监管之下。
3、政府的心思
新加坡政府的管控目标及相应政策，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总结为以下五条：
一、控制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具体办法是对自愿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进行登记，然后向其颁发工作证（俗称“黄卡”），并对其进行定期体检。这些女性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包括泰国、印度、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他们一进新加坡就被带到警方登记，然后到指定医疗中心体检，同时被教育有关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执业”安全守则，以及相关建议和指导，体检合格后获得一张“健康卡”，之后便可以工作了。
▲图：黄卡（yellow card）
在体检方面，政府要求入境新人在前六个月每个月体检一次，六个月之后改为每三个月一次。登记妓女执业后，一旦被发现患有艾滋病或性病，会被要求停止工作，乃至遣返回国，而即便他们一直健康，最多也只能工作两年，期满后必须离开新加坡，且不得以同一身份再度入境。
二、控制诱发性嫖娼。具体来讲，政府反对妓院公开拉客，并要求他们在自家门内交易，也反对按摩房、酒吧、KTV等经营场所涉足卖淫业务，政府对卖淫行为的态度是容忍而非鼓励。
不过，这一目标在芽笼很难真正实现，拉客现象普遍存在。于是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其限制在一定程度内。办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指派片区警察定期巡街，驱散站街的流莺；另一种是偶尔实施一次扫荡行动，以震慑相关从业者。比如，警方在2012年逮捕了大约5300名外国流莺，2013年则逮捕了大约4000名，对其进行罚款、起诉、监禁、遣返以及拉黑。
警方的重点目标就是打击站街的流莺，而对于咖啡店、按摩房、酒吧、KTV等场所也查，但不频密，对于酒店则基本是有报案才去查。
▲图：芽笼的廉价计时酒店
三、控制卖淫群体对外界的影响。具体方法是将原来分散的妓院集中到政府指定的红灯区，并对区内的持证卖淫行为予以容忍。政府的构想是，通过设立红灯区将这些妓女隔离起来，规定他们除了进行体检和身体不舒服的几天外，不准外出，不准外宿，只能在红灯区待着。
四、控制红灯区的治安状况，包括打击非法聚赌、售酒、贩卖毒品、禁药和私烟，以及组织秘密社团。这些问题也是当地居民和议员最常抱怨的，警方非常重视，这也是他们巡街的任务之一。
五、控制相关执法行为对旅游业的冲击。有人曾建议政府加强针对外国女性的入境检查，以堵住流莺的源头，政府对此表示很为难，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执法成本和延误游客行程，影响到政府所推行的旅游经济。此外，警方平时巡街和查房也不能太影响当地生意，不然会接到大量“水清无鱼”的抱怨。
以上就是新加坡政府管控卖淫的具体目标和政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那么问题来了，这套实用主义的政策管用吗，被管控的一方会配合吗？
▲图：芽笼街头
4、底层博弈
芽笼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各色人等来此冒险、合作和较量，构成了一幅底层浮世绘。
在这幅浮世绘里，有执照的妓院只是一小部分，按照规划分布于街道一侧的4巷到20巷，不过近年来已经突破了这一限制，扩散到其他巷子；另一侧的单数巷则分布着饭馆、咖啡店、酒吧、KTV、社团、寺庙、宗乡会馆、中医诊所和住宅等。
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外劳，来自周边国家，也包括中国。外劳之所以来此聚居，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因为有红灯区而便宜，而随着外劳大量涌入，这一地区的公共形象（如治安、卫生、消防、生活方式）变得更差，中产阶级就更不愿意来此居住，这就又限制了房租的上涨。于是，这里就慢慢成为一个以外劳为主体居民的特殊区域。
每天傍晚，辛苦了一天的外劳，会到街道一侧的饭馆吃饭，这里的美食很多，有大量中餐馆。有些外劳还会坐下来看电视，或者与同伴喝酒、闲聊，有些则会到另一侧的妓院旁一饱眼福，还有人会到流莺站街的对面呆呆地望着，其中有一些会在有时机成熟时掏钱“消费”。
在卖淫生意上，流莺是妓院的竞争对手，妓院老板自然讨厌流莺，但又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他们不大会联手警察，因为他们的很多行为也不合法。再者，警察频繁巡街会影响到客流，而这是妓院和周边商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该街区即便发生冲突，也基本不会惊动警方，而是私了。这是一种默契，对于流莺问题也是一样。
流莺是一个临时聚集的群体，其构成情况非常复杂，大都来自外国，与登记妓女的来源地基本相同，而且大都通过短期旅游签证进入新加坡。流莺也不都是年轻的小姑娘，而是有大量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据报道还有“陪读妈妈”。在站街时，他们一般会依据年龄、地域、语言和价位加入不同的小群体。
对于流莺而言，首要目标是不能被警察抓住，其次是要拉到客人，最后还要保证自身安全。有报道称，有些嫖客会利用流莺在法律上的弱势地位，对其拒绝采取避孕措施，或进行虐待或抢劫。为了保护自己，流莺一般会选择与街头混混合作，出钱让对方替自己把风和当保镖，当警方巡街频繁、他们被迫躲进巷子里面时，他们还会让这些混混去街上为自己拉客。
对于警方而言，驱散和抓捕流莺是为了控制这一街区性交易扩张的局面，同时防范公共健康风险。但警方也清楚，站街的流莺是不可能被真正取缔的，这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若是不让流莺在芽笼站街，他们就会流散到整个新加坡，到时候更难管。
不过，警方也不能放任流莺群体壮大，因为流莺和街头混混是绑在一起的，流莺壮大会带动街头混混壮大，而这些街头混混又跟非法聚赌、贩卖毒品、禁药和私烟，以及组织秘密社团等违法活动勾连在一起。
事实上，街头混混的壮大正挑战警察在这一地区的权威。警方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芽笼存在一种“公然敌视警员的态度”，包括殴打抓赌警察和砸坏警车玻璃。
当地部分居民也不断向政府抱怨区内治安、交通、卫生和消防状况的恶化，希望政府能加大查处力度，有的甚至要求政府将芽笼改造成没有红灯区的正常商业街。当然这一诉求很难被政府受理，而当地的妓院、商铺和酒店也不会答应，并嘲笑这些抱怨者在装纯——“来芽笼住，难道不知道这里龙蛇混杂，难道期望这里是圣洁的天堂？”。
可以看到，理想和现实在芽笼经常南辕北辙，这一街区有自己的生态和逻辑，非道德或强力所能轻易改变。
▲图：芽笼的位置（红圈内区域）
在新加坡，芽笼究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还是制造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一方认为，为了全体新加坡人的更大福祉，必须要容忍芽笼的存在；另一方则认为，只有让芽笼“熄灯”才能天下太平，而“小印度骚乱事件”的发生，增强了后一种观点的说服力。
“小印度”位于新加坡中心城区，是一个印度风格的南亚外劳聚居区。2013年12月8日晚，一辆巴士撞死了一名印度外劳，结果导致该地区爆发了“1969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大约400名南亚外劳参与了针对警方的攻击，打伤了22名警察和5名协警，焚烧、损毁或掀翻了5辆警车、1辆救护车和一些私家车。
▲图：小印度骚乱
事件一出，举国震惊，外劳聚居区及其区内红灯区迅速成为新闻焦点。
“小印度”也有政府指定红灯区，在德斯加路（Desker Road），有议员早在1999年就提议内政部将其挪走，内政部当时以“这会制造新的问题”为由拒绝了。此番骚乱后，人们再度想起这一提议，并将同为外劳聚居区和红灯区的芽笼也搅了进来，并声称“芽笼的情况一点也不比小印度好，甚至更糟”，于是有了“让芽笼熄灯”的呼声。
关于能否“让芽笼熄灯”，前文我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即这样做不明智，因为这等于是用消灭供给的办法来消灭需求。这怎么可能？你停止向市场供应粮食，难道人们就不吃饭了？
新加坡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外劳群体，外劳则承担了新加坡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且收入微薄。国家发展需要这些人，而国家又没有资源和意愿将这些人规划为本国居民，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那你让这些人怎么过？每天像奴隶一样干活、吃饭、睡觉，没有欲望，没有抱怨，没有慰藉？
“小印度骚乱事件”已经证明，外劳聚居区的和谐是多么的脆弱。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强行取缔红灯区，那么后果很难预料。
并且，警方所能取缔的也就是红灯区，取缔不了流莺。流莺站在芽笼是“流莺”，站在其他地方就是“游客”。如果他们失去了芽笼，那么他们将奔向整个新加坡。
还有，拉客方式并不是只有站街。事实上，高级一点的流莺一般不愿意去站街，而更愿意通过网站、社交软件和娱乐场所（周边、包房和停车场）招揽生意，其目标客人也不是外劳，而是新加坡中产阶级，如名校教师、律师、金融高管和政府官员。这些拉客方式看上去很像我们这边泛滥的“包小姐”模式，供需双方在私下点对点联系，然后去一个警察不怎么查房的地方交易。
有报道称，这些交易的一部分集中在乌节路豪杰大厦（Orchard Tower）的某些酒吧和酒店，而提供服务的流莺，有不少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东欧乃至新加坡本土。对于政府而言，这种“包小姐”模式比“红灯区”模式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一切都处于掌控之外，而且其对社会伦理更具破坏力。政府若是无节制地打击“红灯区”，则很可能会刺激流莺们普遍采取“包小姐”模式拉客，这岂不是自找麻烦？
芽笼等政府指定红灯区确实丑陋，但它的丑陋是公开的、集中的和可控的，它们也不是不能“熄灯”，而是谁愿意为此买单，以及如何去解决那些造就红灯区的社会问题——这才是让新加坡政府最感为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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