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 巩俐

巩俐:好演员是不需要演技的

有热爱,才能坚守。

 |  毒眸

文 | 毒眸 张嘉琦

编辑 | 赵普通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兰心大剧院》划上句号。这部电影由娄烨导演,巩俐、张颂文和赵又廷等一同参演。

在拍摄过程中,四人很少在片场以外的地方见面,也不会打电话相约一起吃饭,更多的是各自独处。有一天,巩俐给张颂文发微信,说她正在看一只鸽子,然后发了很多张照片,那只鸽子一动没动,前面的所有照片都一样,直到最后一张照片时,那只鸽子飞走了。

这是巩俐观察生活的方式,留意周围的花和草,把自己的私生活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也使得她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

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师班上,巩俐和导演娄烨、演员张颂文和赵又廷一起,以“电影与我们”为主题,讲述了他们与电影之间的故事。

以下是毒眸对“巩俐电影大师班”的内容整理:

和电影的“第一次”

巩俐:我家姐妹五个,我是老小,她们都比我大十几岁,没人带我玩,我都是自己跟其他小朋友玩。小时候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动画片,比如《西游记》什么的。因为我爸我妈都是大学老师,我们以前住在学校大院里,里面有个猪圈,我们经常一块儿去那边看猪,边看边想《西游记》。

大院里有个礼堂,每个星期都会放电影。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电影票,数量有限制。电影票是有颜色的,比如这个星期是粉色的,下个星期是绿色,再是黄色,我就会去找别人看过的票,把那些电影票都弄到我这里来,很仔细地看。

有一天我哥跟我说礼堂在放电影,但是咱没票,我就说我有票,你帮我把作业写完,我就给你。他很好奇我去哪弄电影票,其实是我画的,我画得特别像,因为那个纸很好找,我知道每个星期是什么颜色。而且门口检票的地方很黑,检票员也看不清是画的。

当时家里没有这么多钱,让孩子们天天去看电影,我就画了好多好多张,看了好多电影。这是我对电影最早的印象,但我当时没觉得自己会成为电影演员。因为我妈妈一直说,你看这些电影演员,眼睛都这么大,皮肤这么白,很漂亮。我问她,我以后能当演员吗?我妈就说,你以后还是当老师吧,你当演员可能不行,因为你眼睛不够大,也不够白。

上学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就考了曲阜师范学院,没考上,考山东师范学院也没考上,说我声音太低了,不能教别人唱歌。后来我认识了尹大为老师,他说你考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试试吧,看看有没有这个天赋。

我当时是一张白纸,但我很喜欢模仿很多东西和人,我就尝试去考。但我没有想要考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拍不了电影,我会唱歌会跳舞,可能我会成为一个话剧演员,我就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班是第一期的影视班,要招形象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不仅舞台上能看到你的形象,可能还会出现在荧幕上。我妈妈就问我,影视班是不是有些困难?她很怕我考不上,受打击。后来她就鼓励我说,你喜欢就去吧。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完全不懂表演。第一学期就是学小品,一些片段,没什么负担,我觉得小品就是人物观察嘛,就用我真实的感受去做就好了。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个实习,就是大家看看放假的时候有没有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可以拍。学校里有个新闻系的学姐,就跟我说有个电视剧,可以尝试一下,反正也没有钱,可以去成都先见见导演。

我就跟这个学姐坐了一晚上火车到成都见导演,我记得那个导演当时戴了一个鸭舌帽,四五十岁吧,就聊了几句,也没有让我试一段戏,或者念念台词什么的,就说可以了。学姐就把我带出来,让我回去等消息。我问她在哪儿等,她说剧组没有给你准备放假,我给你买张票,你回去吧。

回来之后,第二天见到我老师,老师问我,你不是去面试了吗?我说让我等通知呢。老师就开玩笑跟我说,是不是人家把你退回来了?我说不可能吧,导演还没让我试戏呢。他就说,你就在家好好练台词吧。因为我说话一直有点山东味儿,他就让我赶紧把我的山东腔去一下。

当时觉得有点受打击,因为导演一点机会都没给我,也没看上我。当时我在家练台词,心里一直记得这件事儿,自己被退回来了。被退回来没多久,我就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去拍《红高粱》了。我现在想想,得亏把我退回来了,要不我就去成都了,拍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电视剧。

现在很多年轻的学生肯定也会有这种经历,其实没关系,被退回来的话,你就好好练台词吧,跟我一样。

张颂文:我应该是在四岁那年,就知道我将来会做演员。当时我父亲在部队,我妈妈在乡下的一个医院里当医生,我是邻居卢伯伯带大的,卢伯伯是那个镇上的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觉得每天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跟他上班,到晚上七八点,放完最后一场电影,下班后他骑自行车带我回家。

虽然我整个白天和晚上都在电影院呆着,但我其实没看过多少电影。因为大概在8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院半年都只放一部电影。我大概看到第十场左右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看电影的人就发现,有个小孩会跟着电影里的人背台词,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会买甘蔗给我吃。电影院有卖甘蔗的,两分钱一根,每天散场的时候,地上都是瓜子皮、花生皮和甘蔗皮。

其他小孩子都很羡慕我,每天可以看电影,我自己也觉得电影很好。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长大能像卢伯伯一样放电影就好了。后来直到我工作了六七年之后,我才想到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24岁时才考上,毕业都快30了,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觉得做电影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

赵又廷:我是受我爸爸的影响比较多。其实我妈从小就严禁我踏入演艺圈,她经常跟我说,演艺圈太现实、太残忍了,你看你爸多累,天天不在家,压力又大,你随便干什么,安稳的过生活就可以了。

后来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拍了一支广告,当时就很喜欢,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艺术性的、自我表达的渠道。因为我不会写东西,不会画画,也不会唱歌,什么都不会,但我知道我自己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表演里,我获得了一种二十多年来都没有过的满足感,很开心。所以我就去跟我妈商量,她就说,我给你两年时间吧,你出去闯一闯,闯不出来就回来工作。结果我就很幸运地出来了。

最开始大家把我当偶像派,我其实有点排斥,我觉得我也不会唱歌跳舞,而且我演技也还不错,就想让大家更肯定我的实力。后来黄渤老师跟我说,“你就别在那儿抱怨了,我巴不得长成像你这样呢。长什么样的脸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这样挺好的。”这句话让我踏实了,不管外界怎么看我,反正我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就可以了。

真正进入电影

巩俐:感觉自己真正进入电影,应该是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因为我是话剧演员,也喜欢舞台剧,觉得一站上舞台,就没人管了,导演也管不了我们了,可以自由地演,下来之后受批评再说吧。

第一次拍电影,《红高粱》的第一场戏,拍的是在桥上追人的那场。我就问导演,为什么从中间开始拍?导演说,因为场景的关系,只能这么拍。当时才上大一,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需要不断跟导演和演员沟通。

后来拍《秋菊打官司》,跟我说是一个“偷拍”性质的戏,它是一个伪纪实的感觉,演员都不知道摄像机在哪里。我们有耳麦,会告诉你路线,从这里走到那里,但是摄像机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基本上80%的戏都是这么拍的。所以你愿意怎么演就怎么演,也没有给你提示什么。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进入到角色的时候,你就可以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自由度很高。只能听到耳麦里导演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拍完这部之后,我对电影影像的感觉,我和摄影机之间的关系都不一样了。《兰心大剧院》也有这种拍摄方式,导演不管我们,反正场景就是这样,只要这些台词说了就行,你们随便走,随便演,他也不说停。

可能在第一条、第二条的时候,还比较拘谨,因为头两条导演肯定是不要的,他也会让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等我们拍累了,放松下来了,那个感觉就是他要的。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头两条是给我们锻炼的,练习一下,走走位,他真正要的是我们拍累了之后的那个自然状态。所以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一次感受到了做演员的自由度,导演给了我们最大的空间。

赵又廷: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进入电影,但我很确定我最喜欢的、拍电影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次在《兰心大剧院》里面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大家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状态。

我们在一个高度创作自由的、高审美的、高制作专业的团队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或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是一窝蜂地去搭把手解决。不管你是哪个部门的,大家都是为了这部电影的完成度去尽心尽力。我这一次也被这种大家一起来拍一部好电影的感觉深深感动。

这次我确实没觉得自己在拍戏,每天收工回去之后,我都会在沙发上做一个小时缓一缓,我就在那想,我今天干吗了?我都不知道,就是得缓回来。这是特别宝贵的经验。

如何理解“演技”?

娄烨:好的演员是能够按照他的逻辑来说话、做事情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在现场的时候,一个演员既是自己,同时也是那个角色,他前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给自己很多暗示,所以他在现场的行为,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每个演员都会有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我们需要记录这个时刻。我认为记录这些时刻是制作团队的工作,也是帮助演员进入角色和塑造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每个导演对“演技”的要求都不一样,对表演的理解和评判也不一样。对我来说,好的演技就是“忘了演技”。

张颂文:我曾经做过表演老师,所以我绝不会否认表演有教育学这门学科,如果否认的话,那就是我对前面十几年做了推翻。我也不会推翻我的母校设置这门课的重要性。

下面来说演技,观众经常说某某演技好,这是一种褒奖。有些演员不爱听,是因为他觉得演技好就代表我在演戏里用了“技术”,这是到了一定位置的演员才会有的理解。但是年轻演员都认为演技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过程。可能他演了七八年戏之后,他问巩俐老师说,你能教教我演技吗?旁边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演技是教不了的,每个演员都在后天寻找着自己创作的独特方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演员分成职业和非职业两种,职业演员还是有他基本的创作规律。第一是“手眼身法步”,中戏把它称为声、台、形、表,就是声乐、形体、台词、表演;第二是在开拍前的案头工作,和导演沟通人物小传,了解角色的前传;第三是做一些有关这个角色的生活体验的部分,比如刚刚说到的拆枪;第四阶段就是跟导演展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当时拍《兰心大剧院》的时候,我们来自香港地区的武术指导训练我“中枪”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两天在陪巩俐老师“开枪”。我问他,为什么要学“开枪”呢?他说,因为巩俐老师前两天在开枪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一开枪,火药一出来的时候,她会闭一下眼睛,她想练到让自己的眼睛对子弹没有恐惧。这就是职业演员对自己的规划,这在我们的职业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

2002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刘佩琦老师的小房子,两室一厅,他用很低的价格把房子租给我了。家里有个柜子,里面装满了他在军艺上学的军大衣和棉被,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家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但那个柜子里的东西千万别扔,那不是垃圾,如果冬天你衣服不够穿,你就拿里边的军大衣穿。

有一年冬天,没来暖气的时候,我就去拿军大衣,然后掉出来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我捡它的时候手都在抖,我在想我能不能看呢?后来我还是翻开了,我想着他也没有说是“刘佩琦爱情日记”,既然是拍摄日记,应该是可以看的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蹲在地上看的,一看看了三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一头栽在地上,头都撞肿了。刘佩琦写了他每天在剧组里的生活,第一篇我印象最深刻,“几月几号,火车到了临沂,剧组的同事们来接我,我们在站台上谈天说地,坐大巴车回去。我突然发现刚才接我的同事里有小俐,我居然在车上才发现有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本地农村妇女了,我一点都没认出来。”

后来刘佩琦去问剧组的同志们,说小俐提前一个月就过来了,住在农村一户人家里,跟人家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擦鼻子的时候,袖子上都是鼻涕的印子。当时我刚刚毕业,看完之后,我感觉我功力大增,因为巩俐已经是地位很高的前辈了,她是这样去观察生活和记录人物的。

二十年前,有个老演员跟我说,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人生阅历。当时我不太喜欢这句话,我觉得他没有教我。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如此,拼的是你的人生阅历,你对艺术的见解,和你的三观,这些是一个演员素养的核心部分。

巩俐:我觉得“演技”这个词就不太对,因为演技特别好,就变成技巧了。但我觉得演员其实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当你用技巧去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会很生硬,那种“技”就不好,用心去表现这个人物就好了。

就像娄烨导演说的,你应该在准备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如果角色有特殊的身份或者技能,需要让它们提前“长”到你身上,但这个并不是演技。

演员要把自己塑造的角色所拥有的技能学得很好。比如说我在拍《艺伎回忆录》的时候,导演就说,有一个扇子的动作,是艺妓们经常会做的,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谁能做?我就问导演,重要吗?他说很重要。我心想那我就练一下试试吧,既然他说重要,在戏里面应该有很长的时间去表现,五分钟或十分钟。我就开始练,练了几个月,每天几千次,练得很好,那个技能长在了我的身上。结果在电影里,那个扇子的镜头只有一秒钟。我练了这么久,其实在一秒钟就结束了。

《兰心大剧院》里也有。娄烨导演跟我说,巩俐你要练拆枪。我问,咱们电影里有这个环节吗?他说:“有,你们要撤退的时候,你正好在那个房间里面,你要拿枪,然后往枪里装子弹。但是因为天已经黑了,你是在黑夜里拆枪装子弹。我心想,好吧,不管重要不重要,我先拆吧。

我就很努力地在练,每天在一个很暗的地方拆枪。我练习用的那把枪是真的,已经生锈了,弹簧已经不好用了,拆完之后装不进去,手都破了,一直在练。最后也拍了,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拆枪的镜头被删掉了。

但我非常理解,我觉得没关系。导演让我练习的意思是,这个技能你一定要有,可能不一定会在电影里呈现,但它要长在我身上,因为于堇(《兰心大剧院》中巩俐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都会做。这些就是技巧,它跟演技没关系。

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作为演员,真的应该别走得那么急,要有时间静下来,慢一点,思考一下。因为这个职业是很特殊的,有非常多诱惑,希望大家都能真正想清楚,你是不是热爱这份工作,只有热爱才能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