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生物技术向前迈进一步，除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更多可能，它在伦理上也会引起更多争议。
文|陈根
在各类技术盛行的时代里，生命科学技术也以其巨大的力量和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并且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增进健康、改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美好契机。
然而，不难发现的是，与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不同的是，每当生物技术向前迈进一步，除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更多可能，它在伦理上也会引起更多争议。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深深触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生命本质问题，但社会似乎仍然没有就此给出过回应。
从基因工程到辅助生殖，从干细胞移植到类器官培养，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利用生物或生物组织、细胞及其他组成部分的特性和功能，设计、构建具有预期性能的新物质或新品系，之后与工程原理相结合，加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综合性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得以创建着新的生物类型或新生物机能。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昭示着人类历史已经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时代转向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新时代。
比如，新型生育方式打破了人类几千年来自然繁殖的常规，使人类自然生殖过程的某些步骤甚至全部过程都可以人为地中断、改变进程或替代；基因的破译和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按照人类的需要将具有遗传信息的基因，创造新的生物个体。
生物技术得以快速发展，还得益于社会对其发展的巨大需求。随着粮食生产、健康问题、能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社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依赖。社会越来越希望生物技术突破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各种福祉以及经济、政治等利益，这种需求成为生物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人们对生物技术发展的巨大需求得到了技术的回应。当前，生物技术已经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核心，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并进入产业化阶段，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与消费、环境与发展、健康与长寿、伦理与道德、军事与科技、人与自然等一系列传统观念。
比如，1977年，美国首先采用大肠秆菌生产出了人类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人生长激素释放抑止激素，让药物生产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蛋白质制剂、基因工程疫苗、诊断或治疗用的单克隆抗体、激活剂等的研究也相继得到发展。人们所熟悉的干扰素、人生长激素、人胰岛素、人促红细胞生长素、重组DNA酶、凝血因子、乙型肝炎疫苗等就是重要的生物工程药物。
再比如，对于一些正日益威胁人类健康的所谓“文明病”或“富贵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癌症、过度肥胖综合症等分子病来说，在未来，或许就可以通过基因转移技术更换病变基因，使其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并且，面对很多先天性遗传的疾病，借助于基因工程手段，似乎是许多患者唯一的希望。
实际上，自基因编辑技术问世以来，围绕其在医学治疗领域的研究成果就不断取得突破。就2020年来说，除了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给了CRISPR/Cas9的发明者外，华西医院还成功开展了“全球首个基因编辑技术改造T细胞治疗晚期难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疗效喜人。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在小鼠身上开展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性卵巢癌试验，通过利用CRISPR技术修改了癌细胞的DNA。结果显示，经过治疗后的癌细胞不再具有活性，且技术全程没有副作用，证明CRISPR在治疗各种侵入性癌症方面非常有效。
同年12月5日，Sarsh Cannon研究所、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等的研究人员则宣布，成功利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自体CD34+细胞，增加胎儿血红蛋白表达量，有效治疗了镰刀型红细胞贫血（SCD）和β-地中海贫血（TDT）这两种常见的基因缺陷性疾病，试验的两例临床患者均反馈已不需要接受输血治疗。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对生物技术的巨大需求，使得人们有时候忽略、无视甚至是掩饰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的诞生或应用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新的与之相关的伦理冲突，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业已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生物技术的发展，社会将会丧失许多构建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机遇，甚至与人类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甚至是完全颠覆；另一方面，新的生物技术的发明往往会对现有伦理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隐藏在生物技术中的伦理本性将逐渐凸显出来，进而在颠覆传统自然生命神圣伦理观。
与其他现代技术对客体的改造相区别，生物技术是对于主体的改造，其所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不再是技术应用之后间接的渐进表现，而是直接关涉尖锐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冲突、社会冲突。
过去，人类是大自然的自然进化结果。现在，生物技术则是要对这个自然进化的结果进行人为的基因改造，这将彻底改变自然对人类的进化。尽管基因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弥补个体缺陷，追求个人的完美，但由此引发社会问题却需要经受考验。
人类有理由申辩，个体缺陷的弥补就是对于人类完美的提高。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基因的完美只能算是人类的生物性完美，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性完美，也不意味着人类幸福水平的必然提高。
随着人们对于基因的逐渐认识和基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断找到人的性格、行为背后的基因原因，犯罪、暴力似乎都有一定的基因根据，好像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
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似乎可以成为人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有效办法，但其结果就是，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其以往的社会规范、生存法则都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人们曾为之努力、奋斗的信念、理想都不再像以往那样激动人心。
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违禁药物的服用曾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丑恶行为。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今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不是还要做运动员的基因检测，到底什么人，具有怎样的基因的人可以、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7年夏，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从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的肩上取下一小块组织，用这些组织的细胞开展了一项特殊实验。8个月后，这些细胞发育成了一个迷你大脑：细胞的种类不仅从皮肤细胞转变成了神经元，而且细胞之间还形成了大脑中那样的神经连接，能够传递神经信号。
这表明，人体不同组织细胞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也就是说，随着干细胞、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组织工程等技术的发展，这类看似只可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科学家甚至可以将细胞转化为生殖细胞，制造出人造“精子”和“卵子”，进一步为不孕不育者带来福音。
目前，利用人造的小鼠配子，研究人员已经可以制造出非常健康的小鼠。哈佛大学的干细胞生物学家维尔纳·诺伊豪瑟（Werner Neuhausser）指出：“在实验室里用体细胞制造人的配子，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个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和努力的问题。”
的确，这样的进步可能会打破生育的天然障碍，例如，使绝经后（甚至年龄更大）的女性和青春期前的儿童也能生育，或者一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用自己的体细胞制造出卵子和精子，并用这两种细胞创造一个孩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颠覆了性和生殖的本质。
伦理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处理的思考和卡尺。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尽管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它们赫然摆在世人面前，并已经、正在甚至将继续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而面对科学和技术的整体评价，简单地断言它是天使或者魔鬼，都容易陷入某种片面性。对于不同境遇下具有不同需要的主体而言，科学和技术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从发展角度来看，最终都应以保护人类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毕竟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也正是发展生物技术的核心原则之所在。
究其原因，对于技术与伦理的取舍来说，无论是重技术还是重伦理都不能真正解决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而风险社会的严峻现实更是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生物技术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张力来调节科技与伦理严重失衡的天平，维持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由于生物技术在挽救人类生命、增进人类健康和创造经济效益方面的突出贡献，一直被社会凸显其发展的重要意义。科学思维和量化指标成为了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因而忽视了其发展背面的诸多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
当人们意识到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困境时，才恍然发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并不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而本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伦理原则却又无法得到贯彻。因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在社会中可以采取适度的偏斜策略，强化生命伦理，适当弱化生物技术，保持生物技术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合理张力。
进一步来说，平衡是一种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但平衡不是平均，也不是对等。在充分考虑各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利益问题时，还需要考虑的是平衡的标准问题。在遵循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前提下，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损害的最小化，同时保护个体的合理利益，是最基本的原则。
伦理将会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不仅将人类发展向未知的领域扩展，而且也让人类行为走向未知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