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假如你路过浅水池，看见一个小孩溺水，濒临死亡，你会甘愿冒着弄脏衣服的风险，跳进水中将孩子救起吗？出于道德上的正义感，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救孩子，因为相比救孩子这件关乎生命的紧迫之事而言，弄脏衣服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现实中，类似的逻辑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时至今日，世界上每年仍有上百万儿童因极端贫困身处饥荒和疾病，面临死亡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采取实际行动——通常是以捐款的形式——减少苦难的发生。

1971年，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中以上述“挽救溺水儿童”的思想实验为例，提出了他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主张。正是这篇文章使他名声大噪，引发了学界和大众关于全球贫困的激烈辩论。写下该文时，孟加拉国及其周边地区人民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贫困、飓风和内战导致至少900万人沦为难民，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在此背景下，《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颇具现实意义，辛格在文中强烈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对已经知晓的苦难做出应有的行动，他进而表示，那些生活在发达国家、享有富裕生活水平的人不应仅仅把捐钱救济视为慈善，而应作为一项义务来对待。

过去的五十年间，辛格的观点已成为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内容，不断挑战着人们对于道德的判断标准。许多质疑和反对辛格的人认为他的观点过分乐观、过分极端或者不够谨慎，但也有不少人深受其影响，开始追求一种“有效利他主义”的生活方式。《饥饿、富裕与道德》一书简体中文版近日问世，在收录了同名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了多篇延伸讨论文章，包括辛格对部分质疑的有力回击。在当下全球慈善事业愈发重要的时代，辛格的思想不仅关乎如何解决极端贫困，也关乎每个人应当如何正当地生活。

01 我们应当把钱捐出去，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

在《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中，辛格首先提出了一个我们在面对贫困问题时默认的假设：因缺乏食物、住房及医疗服务而导致的苦难和死亡是糟糕的。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所谓“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是指不会引发其他同等的坏事，或去做某种本身就是错误的事情。在“挽救溺水儿童”的例子中，为救儿童弄脏衣服的“牺牲”与挽救生命相比显然不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因此，在此情境下的人们理应做出救孩子的行动。

表面上看，辛格的论证无可争辩，但为什么在现实中人们很难据此行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辛格的观点没有考虑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们帮助的无论是邻居的孩子还是遥远陌生的孟加拉儿童，在道德上不存在任何差别。然而，现实中人们在帮助他人时多少会考虑与对方的亲疏远近。大多数人都会主动对亲友伸出援手，在陌生人的范畴内，也会优先帮助那些近在眼前的受难者，比如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和国家中的人。这或许也一度成为我们更关心自己家乡的贫困者而非印度饥民的理由。

在辛格看来，一个人在物理距离上接近我们或与我们有私交，这的确会使我们更能设身处地地为他提供帮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当优先帮助离我们近的人，或把道德责任限定在本国范围内。从人人平等的角度上看，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宝贵，这一点不会因为人们身处何方而发生改变。在世界已经因即时通讯和便捷交通发展成一个“地球村”的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基于地理位置对他者区别对待。

另一个阻碍人们行动的常见理由是：我并非唯一能做点什么的那个人，我只是身处相同情境的数百万人之一，因此没有必要由我来做。对此，辛格同样予以否定。他承认人数上的多寡会造成心理差异——如果一个人可以指出处于相同情境的其他人也没有采取行动，他就不会为自己没有做什么感到内疚——但这不会对我们的道德责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此类说法往往是人们为不作为找的借口，稍加思考便会发现其中的荒谬：当人人都将自身的责任转嫁到其他同样很可能不作为的人身上时，最终的结果将是没有人会采取行动，这又如何能减轻我们原本负有的责任？

还有观点称，海外援助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因此个人不必给慈善机构捐款。这同样是假定了政府可以免除个人的责任，或者反过来，私人捐赠可以使政府及未捐赠的社会成员摆脱他们的责任。在辛格看来，这种观点不具有合理性，更合理的情况是，如果没有人自愿捐款，政府会认为公民对救助不感兴趣，且不希望被迫提供救助。但辛格也指出，富裕国家的政府应当将救助数额提高到目前的数倍之多，同时，我们也需要为制定针对极端贫困的政府与私人捐赠的全新准则而积极行动起来。

长期以来，捐赠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捐款的人会受到赞赏，但不捐款也不会被责难。然而，辛格却试图颠覆传统的道德标准，将慈善与义务之间的区分进行重新界定。他明确提出，“我们看待道德问题的整体方式需要改进，因为它使我们社会中现有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慈善”或者“一种做了是善、不做也非不道德”的行为，而是当我们讨论生活在发达国家、享有富裕生活水平的大部分人愿意捐钱救济贫困之人时，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善举”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愿意承认，当他们购买必需品之外的新汽车、新衣服，享受奢侈的晚餐时，并不是在满足任何重要的需要。回到最初的原则——“我们应当把钱捐出去，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承认这一点不是因为知耻是好事，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确前进的方向，这是朝那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02 当我们决定如何生活时，理性能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鉴于世界仍有大量贫困人民正在遭受磨难，辛格论证了我们应该将一部分收入捐赠出去，但具体来说是多少呢？

哲学家彼得·昂格尔曾召集儿童救援方面的专家做过评估，结果显示，200美元的捐赠将会帮助一个两岁大的病童成长为六岁的健康孩子，也就是帮助他们度过受贫困、饥荒和疾病威胁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发达国家的普通收入群体能用于捐赠的金额绝不止200美元，而对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裕群体而言，拿出20万美元都是比较容易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大约花费3万美元用于生活必需品，而对于更高收入的家庭而言，3万美元同样可以维持生活所需。因此，对于任何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每年能够用于救济穷人的捐款至少在2万美元以上。

按照辛格的理论，只要我们没有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提供救援，这似乎是在要求人人都持续捐赠直到达到边际效用水平，也就是直到我们自身的物质条件下降到接近孟加拉难民的水平。尽管这一标准显得过分严苛，但辛格认为，这就是他所认为最理想的追求。鉴于能够真正做到的人是极少数，辛格也提出了一个捐赠的温和版本。在统计过美国前10%的富豪群体的收入后，他指出，这些人至少应该捐赠他们收入的10%，其他收入低于他们的人可以适当降低捐赠比例，哪怕是1%，而最顶层的超级富豪应该提高捐赠比例，比如前0.01%的美国人，他们完全可以在不影响舒适生活的情况下捐赠年收入的1/3。

可敬的是，在众多思考如何以个体力量改变世界的人中，少有人像辛格一样做到了知行合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与妻子每年都拿出收入的10%为贫困者捐款，尽管他们的收入尚处于美国中等水平。这一比例逐年增长，到2015年前后，他们已经捐出了1/3的收入，并朝着1/2的目标前进。除此之外，辛格也长期关注动物福利，这促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动物解放》并成为了一名素食者。

辛格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千禧一代”的生活方式。21世纪初，一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也称实效利他主义）的运动席卷而来，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出其思想的前瞻性。在《行最大的善》一书中，辛格解释道，有效利他主义者相信他们应该尽可能行最大的善，过一种充分的伦理生活。这不仅意味着关心人类和动物的福祉，热心慈善活动，还意味着他们会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思考，如何利用富裕和资源最大程度地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

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行为动机常常受到质疑，特别是当大额捐赠发生在一些世界级的亿万富豪（例如比尔·盖茨或沃伦·巴菲特）身上时，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是为了减轻财富带来的焦虑或改善自身和公司的形象。在辛格看来，与其去讨论捐赠者的动机，我们更应该看到帮助行为本身和捐赠的成效，这也是那些因此受益的人们真正关心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也提醒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决定如何生活时，理性能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显然，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服从某种社会规范，但将其动力完全归咎为对“普遍的爱”的崇尚也不够合理。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在于更倾向让理性能力主导情感并加以重新定向。人类进化的过程决定了我们本能地会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帮助亲族和合作伙伴而非遥远的陌生人或动物；而人类的推理能力本身也处于进化之中，它使我们能够超越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局限进行思考，并对人类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道德直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因此，有效利他主义者并非圣人，他们仅仅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将我们的道德运行机制比作照相机，他们就是从“傻瓜型”的直觉反应切换到了“手动模式”。

但辛格也指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有效利他主义者都是冰冷的理性计算机器。事实上，他们从不缺乏激情——最大限度地使用资源帮助他人就是他们的激情所在。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曾论证，推理能力也具备某种积极的道德影响力，它使我们更善于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将自己从个人和狭隘的视角中分离出来，他称之为“道德层面的弗林效应”（moral Flynn effect）。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一效应或许会在21世纪加速。如今，世界赤贫人口比例已经比五十年前有了显著下降，但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一趋势又有所反弹。我们能否在未来几十年做得更好，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