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只要一心向好，踏实努力，至少能过上不愁温饱的普通生活，大部分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信条开始被现实撬动。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的人可能只是“穷忙”，到了本该独立的年纪却发现自己的那点收入完全无法离开父母生活，学历可能只是空头白纸，众人争夺的宝贵机会也许只是个火坑……

男性与儿童贫困长期受日本社会关注，但直到上一个十年，女性贫困才进入公共视野。2011年12月，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1/3单身女性深陷贫困》的文章，此后，“贫困女子”的话题引发了大量讨论。刚刚接触这个话题的人不免会感到头晕脑胀，因为实际案例看得越多，越会觉得难以从个案中总结出什么，女性遭遇的贫困形态实在太难把握。在日本作家饭岛裕子的《日本贫困女子》和中村淳彦的《东京贫困女子》中，一些贫困女性身上的确有“上代贫困”、“低学历”、“原生家庭问题”一类的标签，但陷入贫困的还有普通的女大学生和女性职员，甚至有学历很高的大学研究员与高级外交官前妻。她们为贫困所扰，并非是遭遇了什么大变动的缘故，不过是一个简单且必要的决定就引来了一连串海啸。

日本女性贫困的原因看似五花八门，且个案有较强的特殊性，但这不意味着贫困是个体行为的后果。代际间财富分配的不公、大学助学金的金融化、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在各行各业的蔓延与女性现实的叠加，都弱化了阻隔在女性与贫困之间的安全网络。中国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曾经历过，了解日本女性贫困，有助于我们审视自身的现状。

为读书而贩卖身体：助学金、性产业与代际贫富差异

2014年，一名30岁的日本女性来到大阪市政机构咨询生活保障相关事宜，她没有想到，公务人员竟给出 “去性服务业工作就好”的答复。当年，这个回复引发了日本的舆论海啸。在大众看来，公职人员“劝良为娼”，既带有官僚式的敷衍漠然，又对女性进行了羞辱，但难以否认的是，这位公职人员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性服务工作已经成为日本贫困女性求生的一大手段。

在一般的认知中，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以及急需用钱的女性最容易踏入性服务行业。日本非虚构作家饭岛裕子的调查访谈证实了这一印象。2012-2015年间，她遇到过几位因受家暴而离开家庭的年轻女性都或深或浅地涉足了风俗业。饭岛注意到，她们往往会用“想开了”来指代自己的援助交际工作。据她讲述，这些女性在离家出走前大多向其他亲人、学校老师求救，但鲜少得到回应和有效帮助，街头的一些男性看准了她们无家可归又急需用钱，伺机而动，以“温柔”的态度诱使她们卖身，迫于现实的压力，被多次搭讪骚扰后，她们也就“想开了”。

不过，这类女性因诱拐而陷入性产业的故事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状况，饭岛与日本的另一位自由撰稿人中村淳彦发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女大学生和女性职员为了付学费、交房租而主动选择风俗业工作。因为一段偶然的机缘，中村从90年代起就开始接触性产业，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差不多采访过1300余名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小姐，2016年为“东洋经济在线”撰写以贫困女子为题的新专栏后，他愈发察觉到从业者的变化。这些女性不再是受人哄骗而误入歧途，曾经那种因消费过高而破产，或是因卷入高利贷而不得不从事风俗业的案例也大量减少，如今，她们选择成为性工作者，不过是为了填补每月三到五万日元的日常开销。随着日本非正式雇佣形式大肆泛滥，可供满足单身女性开销的正式工作越来越少，女性往往需要寻找多项兼职工作，而便利店、补习讲师等工作的性价比极低，付出长时间的劳动后到手的钱却没有多少，相比起来，风俗业的灵活安排与高时薪倒更具吸引力。

“要是增加兼职的时间，就不能保证学习的时间，很容易留级……本来已经很忙了，还要想办法花尽量少的时间赚更多的钱，我怎么想都觉得只有风俗这一条路。”一名日本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女生对中村说道。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通常只有教育晋升这一条路可走，但昂贵的学费已经不是像上一辈人那样靠勤工俭学就能负担的。今日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高达53.58万日元，与1996年的1.2万元相比涨了44倍，而同时段日本家庭的年收入则从664.2万日元下降到560.2万日元。东京都内的便利店工作时薪大约在1000日元左右，趋近最低时薪920日元，在保证上课学习时间的情况下，一名大学生每月打工大概只能赚4~5万日元，如果没有父母资助接济，几乎不可能完成大学学业。在这种情况下，一小时能赚几千甚至两三万日元的风俗业工作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中村采访的女大学生基本都申请了大学助学金，靠这笔钱和打工赚的钱来应付学费和日常开销。然而，这里所说的大学助学金并没有给经济困难的学生带来什么优惠，在中村看来，这不过是背着“助学金”名义收息的金融产品。2004年，日本政府在学生资金资助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原本的日本育英会被改组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该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改造成了年利率上限3%的金融产业。由于无息助学金申请资格要求严苛，大部分存在经济困难的学生只能申请有息的第二种类，毕业时背负的本金加利息债务会高达600万日元。即便如此，学生也很难靠每个月10万日元的助学金活下去，再考虑到将来还债问题，日本女学生从事性工作的几率就增加了。

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2016年的调查，日本使用助学金的大学生占总体的48.9%。在中村看来，如此高的申请比例，一是因为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对债务问题缺乏概念，二是因为该制度由国家制定推动，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但与从事性工作一样，申请大学助学金也是无路可选的最后选择，男学生虽然没有大量卖身行为，但同样的压力也迫使他们进行诱拐、诈骗等犯罪行为。

那名日本国立大学医学部在读女生的采访刊出后，留言板上立即涌现了大量的诽谤和中伤。毫无意外地，当事人被贬成了“头脑僵化”、“爱财”、“不知廉耻”的“荡妇”，大部分人都在指责她不检点，鲜有人像中村期待的那样探讨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让普通女性走上卖淫的道路。中村认为，这些留言是日本世代间区隔与厌女文化的结果，从幸福的昭和时代过来的那辈人享受过物质富足、无忧无虑的青年生活，又在人生的后半段积累起财富，他们“不仅对年轻人苦不堪言的现实一无所知，甚至是毫无兴趣”，只知道说教。女大学生从事风俗业就是绝佳的例证：想要过上普通生活的年轻女性为了支付学费而不得不将身体出售给年长的男性，回过头来却还要再次遭到厌女文化的羞辱和谩骂。

官制穷忙族：非正式雇佣的扩大化

被视为下流的风俗小姐徘徊在贫困的边缘，而以爱心和天使形象出现的女性照护者过得也好不到哪里去。

厌倦于色情行业的黑暗后，中村一度将注意力转移到世纪初时备受关注的看护行业。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日本社会的看护需求越来越大，而照护的本质也赋予了这项事业崇高感和意义感。本以为可以逃离丑恶的中村却发现自己跨进了一个“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困窘之人的巢窟”。

进入超高龄社会后，日本看护行业一直存在人手不足问题，据估计，到2025年，这一缺口有可能扩大至100万人。为应对此状况，厚生劳动省于2009年启动“重点工种雇佣创造事业”，计划将失业人员转换为看护人才，无偿为失业者提供初级看护员资格职业培训，有的地方还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用的补贴。但正如中村在大量现实案例中看到的，并非所有前往Hello-Work（日本免费介绍工作机会的公益机构）进行咨询的人都适合看护工作，不加筛选地将迷茫的人们塞进看护业可能适得其反。他采访过的一位原田女士就因原生家庭问题而对高龄者抱有很强的反感，相关工作人员却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想着把她输送进看护机构，完成失业者到看护劳动力的转换，最后的结果是给多方造成了烦恼。

而真正造成看护行业混乱局面的，是比“重点工种雇佣创造事业”更早开始实施的另一项举措。2000年，介护保险制正式实施。这项制度将本来由公共机关担负的看护工作外包给了民间企业，且准入门槛非常低，一些与看护无关的微小企业，如拉面店、居酒屋等也加入进来，有的人甚至专门作假看护事务所以骗取补助金。昂贵的高档看护所向外界传递出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氛围，大部分中小机构的护工却饱受低薪和过度劳动的折磨。而鉴于现实中女性失业情况更多，以及受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影响，目前日本看护行业从业者有七成是女性，且还有更多面临贫困问题的女性被引入到这一行业，这样的就业很难帮助她们走出困境，经常出现的违法欠薪、职场霸凌反而激化了矛盾。中村总结道：“看护现场是一边讴歌感恩之心，一边泛滥着权力欺压、性骚扰、虐待和黑色劳动。”一名女性护工称，自己本来以为可以靠这个工作过安稳日子，但做梦也没想到“护工的世界这么危险”。

看护行业从业者的平均收入在日本全行业中排名垫底，而就在末位中也有高低之分：一名受正式雇佣的护工平均月工资约21万日元，非正式雇佣者却只能拿到17万日元，对生活有困难的人来说，差的这4万日元很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外，非正式员工在职场上承担着更多工作，又容易受霸凌，其福利待遇更不能与正式员工的相提并论。

非正式雇佣关系对劳动者权益的挤压，非独在此行业中显现。1985年，日本出台《劳动者派遣法》，之后每次修订时都会扩大适用范围，大部分由女性担任的行政岗位首当其冲，变为了派遣岗。2015年，新修订版规定同一岗位可以无限期使用派遣工，法律正式认可了企业对劳动力“用后即弃”的做法。虽然安倍内阁在同年提出了“一亿总活跃社会”（确保50年后日本人口保持在1亿水平，并且所有人都能在家庭、职场、地区积极活跃）目标促成了不少有利于女性就业的政策，但饭岛认为，安倍新政的受益者只有少部分的精英女性，底层的普通女性恐怕会因愈发无所禁忌的派遣法而陷入危机。毕竟日本的被雇佣者中有四成是非正式雇员，女性非正式雇佣者又占全体女性雇员的六成，情况不容乐观。

官制穷忙族可能是非正式雇佣制度造成的最典型恶果。《劳动者派遣法》推进得最快的领域，恰恰是象征着稳定的公务员体系。小泉纯一郎时代，日本地方自治体补助金被削减，相对应地，政府机构开始将一些职能外包，把原本由公职人员承担的事务交给了非正式雇员，窗口接待员、图书管理员、护工、保育士等主要由女性担任的岗位一一被非正式化，看似做着体面工作的女性过着朝不保夕、没有未来的生活。

“因为没有钱，所以几乎不会在外面吃饭、游玩或购物，每天就是工作、家务、学习，过着孤独而单调的生活。本人虽然对缺少刺激的生活并无不满，但明年、后年是否还能正常生活下去，一直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不安。”与谷村女士见面后，中村很快把握了这位官制穷忙族的大体状况。37岁的谷村女士是东京一家公营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馆内有八成员工和她一样，属于非正式工。尽管没有正规编制，她却十分热爱这份工作，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到手的每月工资扣除房租后只有8.3万日元，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最低生活费。随着合同到期时间将至，年纪又快到40岁，谷村女士担心连这种生活都会保不住。“光是认真努力地工作，难道还不够吗？”她对中村说道。

采访完谷村女士后，一种“令人作呕的绝望感”袭击了中村，看见这位勤恳的女性在濒临贫困的境地中挣扎，实在太过痛苦。中村不止一次地感叹，为了意义感而投入公共事业的总是那些老实善良的女性，和她们比起来，倒是在网上征集干爹的女性“看上去更幸福”，因为现有的体制说白了就是在用“被雇佣者的良心和善良本性”换钱。

尾声：缺乏安全保障，行差踏错一步便将陷入贫困

何为贫困？从大众舆论到救助制度的设计，通常都会把“拥有什么”和“没有什么”拿来作标准，例如日本有相关规定，屋子里有智能手机就算不上贫困，有车的家庭就不能领取救济金，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看似不应为贫困者所有的物件可能首先是贫困人士从亲友网络那里得到的资助，更可能是维持他们艰难生活的重要工具。

贫困在国际上有两种衡量指标，一种是衣食住行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的“绝对贫困”，一种则是将家庭可支配收人按人头分摊后，金额上不足全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一半的“相对贫困”。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一般会把后者当作贫困的标准。2007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调查显示，在20-64岁的单身女性中，有32%的人处于贫困状态，65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和单亲母子家庭贫困率更高达50%以上。

代际贫困传递、低学历、原生家庭问题，这些的确是部分贫困女性的特征，但在中村的采访中，也有出身中产、高学历、能力强的女性坠入贫困。她们有的人在研究室工作，有的是高级外交官的妻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和贫困打交道的人，只是因为暂时离职照顾家人、离婚，生活就发生了质的改变。饭岛做完为期四年的采访后感叹，作为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自己“只要走错一步”，就可能陷入贫困。因为与财富关联的人际关系遮蔽于家庭之下，女性的潜在性贫困难以被察觉，在社会与市场上缺乏与男性对等的保障和机会，女性用以抵御贫困的安全网络更为脆弱。

参考资料：

《日本贫困女子》，饭岛裕子，新星出版社，2021年

《东京贫困女子》，中村淳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