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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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一代奇书《金瓶梅》究竟应当怎样读？《金瓶梅》的写作，是从批评别的文学作品入手的，这恐怕是中国小说中独一无二的戏仿（parody），因此，读出《金瓶梅》对《水浒传》讽刺性的再创造是重中之重，学者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凡夫俗子的宝卷》如此写道。
《金瓶梅》虽然从西门庆、潘金莲与武大的公案讲起，但对武松杀嫂这个重要情节做了改动。毕竟“一个有财势没良心的奸夫和一个淫妇害了本夫，随即被一个大英雄杀了报仇”，这样的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并不现实。于是《金瓶梅》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中脱出，有了另一个讽刺的开局——杀人的奸夫逍遥法外，纳了女主人为妾，日子越来越好，而报仇的兄弟却进了大狱。从这里开始，小说以“奸夫”“淫妇”“坏蛋”作主角，使得读者总与他们相处，见识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跟讲英雄豪杰故事的《水浒传》不同，《金瓶梅》叙事琐碎，讲的都是西门家的平常事件。西门迎娶潘金莲作为第五房，在她之前已经有了正房吴月娘和三个偏室，这之后西门庆开了店铺、造了新宅、得了官禄，再由官场关系赚了一些钱，又娶了几个小妾，包括第六房李瓶儿。人们看到的西门庆不再是《水浒传》里让人恐惧的、为非作歹又强势的反派，这人还有真诚自然的爱与感情，他爱他的子女、妻妾和朋友。潘金莲虽然仍然是恶的代表，但她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口齿伶俐，颇通文艺，会唱小曲，说笑话也会泼辣地骂人，不光是男人欣赏的美女，还是一个有心思、有欲望、有自己生活的活人。
孙述宇写道，这也几乎是中国文学上头一回拿妇女的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此之前，文学只欣赏男性的活动，不太欣赏女性的活动，只看她的样貌、守贞和持家。《金瓶梅》中活灵活现、精力旺盛的潘金莲，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颇有一比，“两足不停，嘴巴也不停，向上是奉承，向下是压迫，一时放债，一时乱伦，私通之余，又去捉奸。” 将潘金莲写成活生生的女人，再给她安排像一个畜生似的被武松屠戮的命运，这样的结局令人战栗。对比一下，人们在读《水浒传》时或许不反对武松杀了潘金莲，因为那时以半沉醉的状态欣赏英雄，对死者的悲惨不太认真。
就连写妓院，《金瓶梅》也写出了其中的激烈竞争和生存之道。书里的妓女李桂姐当然不是极恶之人，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要在客人的变心和吃醋之间辗转生存，迎来送往间面对很多危险，或是官府拘禁，或是客人打骂，所以桂姐要跑去找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吴月娘认干娘，寻求一点地位和安全感。然而，李桂姐也不是纯洁的、良善的、为感情付出一切的牺牲品，她也会在利益驱动之下出卖姐妹、欺骗客人，她的品格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
《金瓶梅》的写实艺术更深一层之处在于，既已将西门庆写成了有感情的平凡人，因为坏人没有那么坏，读者失去了居高临下审判的优越感，而又道出这些可贵的真情并未能将西门庆从罪孽中解脱出来，这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抒情。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感情又是令人动容的，瓶儿病得要死了，已故的前夫花子虚来索命，她还要搂抱西门，叫他保重，西门也没有丝毫嫌弃临终的瓶儿，哭着责怪天地。然而西门庆的品性也并没有因最亲爱之人的丧事而获得什么升华。起初西门庆还对着瓶儿的影像独自吃饭，晚上还要守灵而睡，可是还没办完丧事，就和瓶儿屋里的奶妈苟合。
与《枕中记》《南阳太守传》这样讲凡人大梦一场最终恍然大悟的故事完全不同，《金瓶梅》的主体并不是梦，而是围绕着尘世间的开脱之难展开。《枕中记》相信人生固然有不少苦恼，但得救并不太难，所以主角一旦茅塞顿开就能立刻脱离苦海；《金瓶梅》不相信顿悟如此容易，西门庆在一生中过过不少好日子，还听了许多劝谏，受过几场惊恐，见过亲爱的人丧生，但是他并不能从中悔悟，因为现实中层层纠缠的“贪嗔痴爱”没有那么容易逃脱，“《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艰难的，有说不完的苦，不是对异性的一点真诚之爱就能救赎得来的。”
细究起来，连这爱也难免罪孽。李瓶儿与西门庆之爱怎么说都不是纯洁和伟大的，李瓶儿为了嫁给西门庆，前后牺牲了花子虚和蒋竹山两任丈夫——李瓶儿本来是花子虚之妻，西门庆先与她私通，后施计让他经济破产又死亡；李瓶儿接着嫁给蒋竹山，后又厌恶他的性无能而离开。这是用理性的写实讽刺而非大快人心、荡气回肠的抒情来讲述人生，不仅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是写实的，书中其他角色、尤其是不怎么光彩的小角色更是这样，诸如李桂姐、宋慧莲、应伯爵等人。孙述宇认为，写人物既不居高临下也不抒情过当，这样的写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稀缺的，即使《红楼梦》也是大梦一场，也有“英雄尺度”的人物。
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西门庆最终是要死的，却是死于他无法满足的欲望超过了凡庸的肉身。潘金莲也是要死的，但不是死在武大郎的灵前，而是在西门庆死后被吴月娘发卖，无路可走才中了武松的“阴谋”。英雄武松报仇的手段也不是飞檐走壁、大显神通，是用了一百两银子将潘金莲从王婆家里买来，谎骗与她再组家庭，之后又卷走了王婆的财物。
读者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讽刺（irony）艺术在《儒林外史》之前。所谓讽刺的核心就是表里不一、内外相歧，中国小说史上有此目光的小说不多。西门庆先是一样一样得来东西，再以差不多的方式一样一样地失去；他死后，他从妓院里拿钱买来的李娇儿也从他家偷盗了财产离去，动了春心嫁过来的孟玉楼又动了春心嫁作他人，通奸过门的潘金莲也因为通奸被吴月娘发卖。而这并不能单单用善恶果报来解释，人物都在自身的发展逻辑当中，作者善于描摹世间种种复杂与相歧，这比讲果报道理要鲜明深刻得多。孙述宇写道，对比西门庆与《黄粱梦》里吕洞宾的故事，吕洞宾妻子背叛并陷害他，西门庆的妻妾虽然无行却不曾背弃，然而，她们的纵容与怯懦将他推向了终局，但她们的做法又并非不可理解。
关于西门庆与妻妾的关系，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曾做过解读。以最贪婪的潘金莲为例，潘金莲向西门庆无节制地索要性，超越了他作为人的极限，因为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日常所思所想都导向能够将她短暂从单调和卑微生活中解脱的目标——性的满足，而她令人哀怜之处也在于，她的心狠手辣也不过是为了争夺西门家里的宠爱与安全感。西门庆则不同，他有财富和权势，除了家庭，日常中还有许多事业和职务要照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分子。妻妾没有要害他，只是基于她们自己的处境向他索求，他也没有死于谁的刀下，死时身边妻妾奴仆环绕，未必是以凄凉肃杀的环境才能写出悲剧，以华美豪奢的背景衬托出落寞，才是讽刺——内外相歧的落实之处。
《金瓶梅》写虚伪不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限于一个行业或阶级，所有人都不免于此。在西门庆的家里，每天都有人说谎，可以说他的家庭生活由谎言构成。伙计韩道国满口“之乎者也”，为了金钱利益让妻子与西门庆睡觉，又爱吹牛，有天正在熟人铺子与人吹嘘与西门庆“彼此通家，再无忌惮”，正好来了一个人通报他妻子与小叔子通奸的祸事。与《儒林外史》一样，两部书都喜欢描绘谎言拆穿的尴尬场面，而这正体现了小说家塑造的艺术世界对于真实世界的意义——在真实世界里，这样的假面具多半是不会被拆穿的，而在艺术世界里，人们看到了假面是多么容易被拆穿，也就维持了“公道”。
当然《金瓶梅》也有许多缺点，除了就像孙述宇和夏志清均已指出的，作者有时候喜欢随意地穿插传奇式的闹剧段落，还喜欢抓住机会就不放过嘲弄，有些讽刺又流于低俗，这都影响到了写实的彻底。像是写西门庆死后，他的酒肉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应该花多少钱来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最终决定一人凑一钱，总共凑了七钱；写李瓶儿之死时也不忘加入从别的地方抄来的、庸医自我吹嘘的喜剧段落。这样突然从写实的节奏中断，用仓促离奇的情节取代叙述的写法，在夏志清看来，破坏了人物死亡时刻所具有的现实感，也辜负了好不容易才写的可信的人物，而除去滑稽、轻浮的喜剧和一本正经的教化，以及那些走马观花的“传奇式”插曲，《金瓶梅》可以说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写实主义的作品”。
